中風奪走「自我」後 腦科學家看見的世界

多年來，吉兒‧博爾特‧泰勒博士（Jill Bolte Taylor）把整個職業生涯，都投入在研究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腦。她與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同事一同鑽研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腦部，深信總有一天，科學能幫她找出這種疾病的根源。她從沒想過，自己一生中最深刻的領悟，並非來自實驗室，而是來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她自己的大腦。

改變一生的早晨：當大腦突然「安靜」下來

一切要從 1996 年 12 月的某個早晨說起。那天泰勒一醒來，左眼下方就傳來一陣劇烈刺痛，像有東西硬生生鑽進腦袋。她想下床，照常展開一天，以為這陣痛很快會過去。沒想到身體卻不聽使喚，四肢又重又僵，動起來像放慢了的影片。

當她想踏上健身器材，她不可置信地盯著自己的雙手：它們忽然變得像兩隻又大又笨拙的蹄子。一股強烈的抽離感襲來，彷彿她正從身體外面，看著自己。

她費了好大的力氣才離開器材，勉強把身體拖向浴室。水一打開，她就失去了平衡，只能撐著牆壁，感覺自己正一點一點地溶解、消散。她在一場 TED 演講中回憶：「我分不清自己從哪裡開始、又在哪裡結束，因為我手臂的原子和分子，彷彿和牆壁的原子和分子融為一體。」

就在她努力搞懂發生什麼事的同時，一件更令她不安的事冒了出來：腦海徹底安靜了下來。那些長年占據她思緒的念頭、計劃、疑問、擔憂，連同翻騰的情緒，全都消失了。「一開始，發現自己置身在一片寂靜的心靈裡，我十分震驚。」她說。

「但緊接著，我立刻被周遭那股壯麗的能量深深吸引。由於再也分不清身體的界線，我覺得自己變得無比巨大、無限延展，彷彿和當下的一切能量合而為一。那裡，很美。」

偶爾，一股強烈的念頭會把她拉回現實：我是吉兒‧泰勒，我出了嚴重的問題，我需要幫助。但沒過多久，她又會滑回那種沒有時間感、近乎狂喜的狀態，她形容那像走進了一處「仙境」。接下來四個小時，頭痛愈來愈劇烈，她就這樣在幸福與恐懼之間來回擺盪。

趁著腦袋短暫清醒的空檔，她試著打電話求救。問題是，她要怎麼從一疊名片裡認出正確的號碼？又要怎麼拿起話筒、撥號，再把「我需要幫忙」說清楚？

在將近 45 分鐘裡，她一次次失敗，只能靠一閃而過的清醒片刻苦撐，最後終於撥通了公司的電話。可是話到嘴邊，吐出來的不是字句，而是一串含糊的音節、呻吟和怪聲。接電話的同事察覺不對勁，立刻叫了救護車。

泰勒說，進了醫院後，她反而更深地沉入那種奇妙的狀態。她的身體像一大片能量場，周圍的人和物在她眼裡也都化成一團團能量，一起浸在浩瀚的宇宙力量裡。「我的心靈自由翱翔，像一頭巨鯨，悠游在寂靜而幸福的海洋中。」她說。

醫生診斷，她的左腦發生了一種罕見的中風。等到那天結束，她已經失去了左腦所掌管的一切功能。

「吉兒‧泰勒死了」：失去自我 換來滿滿的愛

她在受訪時說：「我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所學的一切，也失去了說話的能力。我同時失去了『吉兒‧泰勒』的情感記憶，再也想不起自己的人生。那一天，吉兒‧泰勒死了，我失去了屬於個人的身分認同。」

接著，她語帶喜悅地補充：「但我在那一天得到的，是對『當下』的全然覺察。我對周遭的一切，湧起一種巨大而無盡的愛。」

泰勒花了八年才完全康復，重新找回認知與行動能力，也找回記憶。她在著作《我的右腦奇旅》（My Stroke of Insight）中寫道，中風前的她，是個目標導向、做事有條理，卻也好掌控、擅於操控他人、又愛批判的人。在情感上，她背負著一大堆童年的痛苦記憶，這些記憶常常以憤怒、嫉妒、不安、憂鬱，以及對關注和肯定近乎渴求的方式爆發出來。

中風後，隨著左腦關閉，這些特質——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全都被抹去了。按一般常理推斷，她理應會為失去這些能力、失去自己的人生記憶而深深哀傷。她也失去了過去最重要的志向之一：在哈佛大學的學術階梯上一路往上爬。然而，依然完好無損的右腦，對這一切毫不在意。

在右腦所形塑的全新現實裡，泰勒完全活在當下，沒有對過去的痛苦或懊悔，也沒有對未來的恐懼或焦慮。她形容那時的自己，是一種完全由平靜、愛、慈悲與喜悅組成的意識狀態。

她在書中描述，重新「喚醒」左腦是一項艱鉅的挑戰。三年後，她才又能玩接龍；四年後，學會平穩流暢地走路；五年後，能算簡單的算術；六年後，能一步跨上兩級階梯；七年後，她開始在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教解剖學。

而到了第八年，她不再把自己看成一團流動的、純粹的能量，重新體會到自己是一個獨立、有實體的個體——「吉兒‧泰勒」。

「自我」只是大腦編的故事？一道世紀謎題

賓州斯利珀里羅克大學（Slippery Rock University）的神經心理學教授克里斯‧尼鮑爾（Chris Niebauer），花了多年時間苦苦尋找一種方法，想抵達泰勒和其他中風患者無意間「誤打誤撞」走進的境界：擺脫記憶、念頭，以及那些在他心裡盤踞已久、由痛苦、悲傷、焦慮和憂鬱交織而成的情緒。

尼鮑爾在受訪時說，職業生涯早期，他以為只要弄懂大腦如何運作，就能讓自己從這些情緒中解脫。這個念頭，促使他鑽研大腦的運作機制：它如何把「我」和這具身體畫上等號，又如何根據「重不重要」，去過濾來自環境中那無窮無盡的生理、社會與心理刺激。然而，他在這條路上走得愈深，似乎離目標愈遠。

與此同時，他也開始探索一條截然不同的路：東方的智慧。東方學問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科學很不一樣。西方科學通常是先建立理論，再設計客觀的實驗去驗證；相較之下，在東方傳統裡，要了解人的心智，乃至整個宇宙，靠的是安靜地向內觀照。

尼鮑爾解釋：「東方思想最核心的洞見之一，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自我』，其實更接近一個虛構的角色，而不是真實存在的東西。」換句話說，我們從小在腦海裡形成的那些概念和故事，並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後來一層一層疊加上去的。問題在於：要怎麼觸及藏在這些東西底下、那個「真正的自己」？

隨著核磁共振造影（MRI）、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等腦部造影技術問世，研究人員試著用科學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其中一條研究路線，是把左右兩個腦半球分開來看——而這，正是泰勒親身經歷過的處境。

尼鮑爾解釋：「他們發現，『我』這種感覺，是由左腦建構出來的，而掌管語言的中樞也正好在左腦。有一系列設計巧妙的實驗，對象是接受過『裂腦手術』（切斷左右腦連結）的癲癇患者。」

手術之後，科學家對患者的右腦下達指令，例如要他們站起來、或舉起手，患者也照做了。而被「切斷」、和右腦失去聯繫的左腦，根本不曉得這個動作為什麼會發生，只知道它確實發生了。

尼鮑爾說：「當研究人員問患者，為什麼要站起來、或舉起手，左腦會立刻編出一套說法。他們可能會說『我的腳麻了』，或是『我需要伸展一下』，而且深信自己說的就是事實。這透露出一個線索：左腦會替周遭發生的一切編造故事，並且堅持每件事都有明確的答案。而『自我』，正是其中一個被編出來的故事。」

不過，尼鮑爾說，科學家始終沒能在大腦裡找到那個真正的「自我」。「他們從來沒找到。從 1960、70 年代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困擾著神經科學家。」

大腦裡的四種「我」

故事說到這裡，泰勒再次登場，她希望自己這段罕見的經歷，能為這個領域帶來新的啟發。她說，康復期間，身為神經科學家的她，最主要的動力，就是把自己親眼「見證」到的一切保存、記錄下來。

「直覺的我」：她生動地記得，中風後右腦是如何運作的：「我沒有文字、也沒有語言，只能用畫面思考。我感覺不到時間的先後，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這一刻。我看得見整體的大局，卻無法聚焦在細節上。我注意的是事物之間的相似，而不是差異；對眼前的一切沒有任何評斷，只是單純地接受。」她把這種思考模式稱為「第一型人格」。

「溫暖的我」：她接著說：「當我和左腦斷了連結時，我也變得更友善、更信任他人、更有同理心，對身邊的人充滿了無條件的愛。這是我右腦的情感面，我把它叫做『第二型人格』。」

「分析的我」：等到左腦終於恢復完整功能，她過去的思考慣性也跟著回來了。「我重新變得理性，開始用文字思考，把注意力放在過去和未來，並且不斷尋找事物之間的差異，也重新有了自我意識。我把這種思考模式稱為『第三型人格』。」

「防衛的我」：她也發現了左腦的情感面，「我變得自私、好強、多疑，雖然仍然能夠去愛，但那份愛是有條件的。我把它稱為『第四型人格』。」

泰勒認為，我們可以透過向內觀察來訓練自己，去辨認這四種「人格」，並隨時看出當下是哪一種在主導。一旦摸清它們各自的思考模式和情緒反應，我們就能在不同情境下，有意識地選擇自己想成為哪一種人格。「任何人都做得到。」她說，「你並不需要真的中風一場。」

90 秒法則 幫你擺脫壞情緒

問：這在實際生活中怎麼運作？

答：想像有位同事嚴厲批評我的工作。這時，「第四型人格」——也就是我左腦的情感面——會自動跳出來。如果我放任它主導，把它當成「真正的我」，我就會變得防衛、受傷、帶著攻擊性，既沒安全感又易怒。但如果我從神經科學家的角度提醒自己：這不過是一群神經元同時放電而已，奇妙的事就發生了。與那些情緒相關的化學物質，大約在 90 秒內就會慢慢從血液中代謝、退去；就神經運作來看，這股情緒的浪潮其實過得很快。我把這稱為「90 秒法則」。（需要說明的是，這是泰勒以自身經驗為基礎提出的觀察，不同人、不同情緒的實際感受未必相同。）

問：所以妳是在想像大腦裡正在發生的事？

答：是的。當然，我也可以選擇，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繼續抓著那些情緒不放。那樣的話，我就會一再啟動同一條神經迴路。但只要我不這麼做，或者不再緊抓著那些難受的感覺，我就能把其他「人格」也請進來對話。我可以選擇變得理性，也可以選擇用同理心去回應。

問：這是不是表示，只要了解大腦如何運作，我們就能掌控這些「人格」？

答：不容易，但做得到。這其實是一種「生理層面的選擇」，決定在某個當下，要啟動哪一條腦神經迴路。一條迴路用得愈頻繁，它就愈強壯，下次也愈容易回到那個狀態。這既是我在科學上的理解，也是我親身的體會。這就像學鋼琴：一開始，你得真心想彈；剛起步時動作生硬、緩慢又笨拙，但練久了就會愈來愈流暢。到最後你會發現，你可以選擇要想什麼念頭、要有什麼情緒，而不是反過來被它們牽著走。

問：那為什麼我們多數人，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答：在西方文化裡，這特別不容易，因為我們幾乎都活在左腦的世界——重分析、追求成就、又愛競爭。中風之前的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我們的教育體制也在強化這一點，常常把美術、音樂這些能滋養右腦的科目給刪掉。

不過她也提到，如今有許多人開始練習正念、靜坐冥想，或是用心祈禱。她說：「這些方法都能讓我們更靠近自己內在最神聖的那一部分，或是連結上某種遠比我們宏大的存在——而我們，不過是像螞蟻一樣，在地球上忙碌奔走的渺小生命。」

尼鮑爾也有同感。他認為，西方文化最大的難題之一，就是太過倚賴分析與科學式的思考，又執著地相信這種思考能解決所有問題。「事情並不總是這樣運作的。」他說。

尼鮑爾補充，當我們真的能像泰勒所說的那樣，把不同「人格」區分開來，那種感覺打個比方，就像把插頭從插座上拔掉一樣。「我第一次這樣練習時，感到痛苦和焦慮一下子大幅減輕。」他說。

當我們愈接近他所說的「純粹的覺知」狀態，做決定，包括道德上的判斷，往往會變得更容易。他說：「這聽起來也許有點矛盾，但我們愈是不把自己等同於那些念頭，只是安靜地在一旁觀察它們，思緒反而會愈清晰。最好的決定，往往來自內心的平靜。」

他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正趕著去開一場重要的會議，卻在路上塞車。導航 App 預估我們會遲到十分鐘。這時，腦袋立刻開始編故事：老闆會生氣、這下整個案子要砸了、我的信用要毀了。當我們相信這些故事、又把自己跟它們綁在一起，一波壓力和焦慮就跟著襲來。但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說不定老闆自己也卡在車陣裡，到得比我們還晚。他說，我們對未來的種種想像，常常只是在替自己製造不必要的痛苦。

他的結語：「我的結論是，大腦是一個出色的工具，只要我們使用它，而不是讓它使用我們。」 

原文 The Neuroscientist Who Found the Complete ‘I’ in Her Brain After Suffering a Stroke 刊於《大紀元》以色列版深度報導，後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李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