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唐伯庸報導）中國經濟的半年成績單接連出爐，數字背後的結構性隱憂，正引發外界對北京是否還有能力避免硬著陸的疑問。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第2季度經濟增速放緩至4.3%，低於首季的5%，也低於外界預估的4.5%。工業部門同樣在降溫，6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回落至今年最低。根據中共財政部公布半年財政收入情況，所有省份財政均收不抵支，連過去被視為財源重鎮的沿海省份也不例外。
大陸上市房企虧損潮繼續蔓延，A股及H股房地產上市公司總市值較2019年高峰已大幅縮水66%。中共官方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2%。中國東北中心城市長春市官方日前開會指，當前全市經濟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因與北京中央的「光明論」明顯不同調而遭到刪除下架。
針對這份半年經濟成績單所折射的深層問題，台灣知名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Henry Wu）近日接受大紀元專訪，從政權存續的底層邏輯切入，剖析中國經濟困境的來由與走向。
吳嘉隆為台大經濟研究所碩士，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所深造，師從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長期活躍於台灣財經評論界，專長總體經濟、貨幣政策與地緣政治分析。
一、「斷代」：改革開放時代的終結
吳嘉隆首先注意到習近平近年的一個表述：中共建政以來出現「斷代」，改革開放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進入所謂「新時代」。
在他看來，這句自我定調耐人尋味——它究竟說明改革開放這套模式本身已經走到盡頭，還是極權政治惡化到一定程度後，當局不得不替自己塗脂抹粉的一種說法？
吳嘉隆傾向認為，兩種成分都有。他指出，改革開放的起點，本就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經濟瀕臨崩壞、不得不「與民休養生息」的產物。這與傳統中國治亂循環中的休養生息類似：先讓百姓喘口氣、把經濟救活。可是在中共的邏輯裡，這只是暫時鬆手，而非方向的轉變。
他強調，正因為當年是被經濟崩壞逼出來的權宜之計，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帶著「暫時性」的胎記，而非一條打算走到底的路。
二、習不讓人民「共富」 因改革開放終點是亡黨
吳嘉隆分析，中共真正的顧慮在於一個根本問題：如果人民依賴市場而不依賴政府，那共產黨存在的基礎在哪裡？
他表示，用市場來救經濟，對中共而言只能是短期、一時的手段，而不是根本方向，因為共產黨體制的邏輯，必須讓人民依賴政府、依賴國家。「如果人民靠市場就可以存活，那還要共產黨幹什麼？」
他因此得出一個判斷：中共不可能真正把中國帶向普遍富裕。倘若中國人普遍進入中產、家家有餘，共產黨反而會失去存在的理由和執政的基礎。
在吳嘉隆看來，這正是理解中國經濟諸多矛盾的一把鑰匙——當局在「把經濟做大」與「維繫依附關係」之間，始終選擇後者。
他說，習近平當前處理的，正是改革開放一路走下來、累積到今天的「亡黨危機」——在他的邏輯裡，改革開放若再無限度地走下去，終點就是亡黨。
吳嘉隆用一個比喻概括中共的兩難：改革開放如同暫時鬆手，讓被捏在手裡的鳥喘口氣，可是一旦鬆開，鳥就飛走了。因此當老百姓「活過來」之後，收緊監控幾乎是體制的必然選擇。
他認為，這種「鬆一陣、收一陣」的循環，本質上決定了市場化不可能一路深化下去，因為每一次放開的盡頭，都連著當局對失控的恐懼。
而習近平之所以要扭轉改革開放的方向，是因為他認定自己是在「救黨、保政權」，這一步非走不可。
三、結構問題與政策轉向：「一半一半」
那麼，中國今天的困境，有多少來自改革開放模式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又有多少來自近年的政策轉向——強化國企、監管民企、房地產去槓桿、國安優先？吳嘉隆的判斷是「一半一半」。
他認為，一部分困境確實內生於改革開放的結構之中，另一部分則源於習近平近年主動的路線調整，也就是外界所說的「國進民退」。
在他看來，這種調整並非單純的經濟決策，而是服務於政權安全的政治選擇：當局寧可承受經濟放緩的代價，也要把主導權從市場收回到國家手中。
他提醒，這也意味著外界若只用純經濟的視角去解讀北京的政策，往往會看不懂——因為在很多關鍵決策上，政治安全的權重是高於經濟效率的。
四、換賽道：從韜光養晦到背離全球化
吳嘉隆指出，改革開放曾有一個關鍵元素叫「韜光養晦」——在美國面前做小弟、替人打工，甘於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但大型開發中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往往會「換賽道」：一開始追求經濟成長與物質繁榮，到後來則轉向追求民族主義、追求民族的自豪感。中共喊出「大國崛起」的那一刻，其實已經開始背離全球化。
他回顧，全球化之所以興起，與蘇聯解體後美國的安全焦慮得到緩解有關——威脅下降，美國才敢放手，讓中國、印度等大型發展中國家一同進場。但華府當年沒有算到的是，這些國家壯大之後未必繼續埋頭追求經濟發展，反而可能轉向民族主義。
吳嘉隆說，美國早年還抱著另一個誤判：以為中產階級壯大、經濟改善之後，中國老百姓自然會要求政治改革，走上台灣、韓國那樣的民主化道路。但美國忽略了，中共是一個極權專制體制，這樣的體制會透過權力進行重分配，把全球化的成果導向權貴階級，而非普通民眾。
「所以川普（特朗普）現在看到了這一點，他的政策都是改變了美國那種接觸政策，先撤了再說。」
吳嘉隆說，正因如此，經濟成長並沒有像西方預期那樣轉化為政治開放，反而餵養出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格局——這一點，也構成下篇要談的中國經濟深層病灶的起點。（下篇待續）
（唐浩對本文有貢獻）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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