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10日訊】中共一直非常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宣傳鼓動作用，而各種報刊、廣播、電視等就是其宣傳機器。中共建黨之初，就創辦了機關刊物《嚮導》，之後還有《熱血日報》、《布爾塞維克》、《紅旗週報》等，延安時期有《解放日報》，占領華北之後有《人民日報》、還有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
當1949年前後中共在與國民政府的戰爭中即將勝利時，就有計劃地考慮將民國時期的新聞媒體和出版業置於中共新政權的控制之下。1948年，隨著中共對全國大中城市的接管，中共中央、中宣部、新華總社就發布了一系列有關城市辦報的方針政策。這些政策的重點是要求報紙必須宣傳共產黨的觀點。
劉少奇在1948年10月對中共黨報的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也強調記者的政治立場，要求記者要懂得兩條戰線的鬥爭，善於用兩條戰線鬥爭方法來辦報。
為了牢牢控制媒體的方向，使其與中共意志完全一致，中共非常重視重要稿件發布之前的審批環節。1948年6月5日，中共發布了《關於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規定重要稿件或社論見報前，必須要經黨委或黨委主要領導審批同意，內容與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發表。
1949年1月26日，中共又發布《宣傳約法三章，不要另提口號》，《勿擅自向外表示態度》兩個文件，目的也是要求宣傳必須與中央口徑高度一致，為此，中共還發明了「客觀主義傾向」的罪名，一旦新聞報導僅立足於客觀事實，而歌頌黨的領導不足，就會被黨所不容。
如1948年10月10日，刊載於華北《人民日報》的一篇「全區人民團結鬥爭，戰勝災害」的新聞報導中，其中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描述民眾遭受洪災後的悽慘現狀，並稱造成災害的原因為「長期戰爭」和「土改政策過左」。結果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評為「客觀主義傾向」，是「缺乏黨性的表現」。而中共所要求的黨性又是什麼呢？那就是要「更多報導干群團結戰勝災害的行動，深入挖掘導致戰爭的原因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要『說明人民戰爭的正義性』，而從正面積極鼓勵人民。」
最後該報不得不在11月8日登報檢討，承認自己的「客觀主義傾向」，並檢討自己「枯燥無味地羅列許多事實，沒有思想，沒有分析，沒有目的，在思想方法上則是片面的，不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主流和本質。」這造成中共幾十年來對自然災害的報導中，不報導客觀事實，而只注重新聞背後的政治性。這種對生命漠視，將苦難作為宣傳中共 「偉、光、正」背景的報導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中共對自己黨報的要求，在1949年之後，已經被應用推廣到所有的新聞媒體中。中共對「改造」舊媒體提出了「保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剝奪反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基本宣傳方針，但究竟誰是人民，誰是反人民，當然只有中共說了算。
而中共對於接手大城市的國民政府官辦媒體及通訊社，早已做了充分的準備。例如：在準備接手北平時，中共就計劃接管原國民政府的官辦媒體《華北日報》社、中央社北平分社和北平廣播電台。在1948年底，就抽調了新華社和華北《人民日報》的部分工作人員，由新華社總編輯范長江率領，北上後暫住北平郊區良鄉待命，同時籌辦《人民日報》北平版和新華社北平分社的工作，這些人員被列入解放軍北平軍管會編制序列。
1949年1月31日，黃曆正月初三，這隻30多人的新聞隊伍分乘四輛卡車，由西直門進城，第一輛車前往中央社北平分社，去開辦新華社北平分社；第二輛車去接管北平廣播電台，創辦北平新華人民廣播電台；第三、第四輛車接管《華北日報》社，開辦《人民日報》北平版，同時對原機構的一切設備與資產一律沒收。
中共1949年5月27日接管上海的當天，上海軍管會就接管了已有近半個世紀的上海《申報》，第二天，就利用該報的設備開始出版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
作為國民政府首都的南京，當時的報紙種類很多，但經中共審查整頓之後，取締了大批報紙，中共建立、出版了中共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其新聞稿件的發排須由軍管會主任劉伯承指定的副主任宋任窮審定。
1949年10月15日接管廣州後，原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改名為《南方日報》。
中共並要求，所有繼續出版與新創刊的報紙、刊物與通訊社，一律向當地政府登記，得到批准後才能出版，這是共產黨對媒體控制的一種極其有效的手段。
對於中間立場、私營的報紙刊物，雖暫時保留了有限的幾種，但加強了對它們的控制。北京曾有二十幾份報紙發行，1949年2月，除官方報紙外，僅剩一份報紙仍能繼續出版，且只有一張紙的版面；上海原有中國人出版的4份英文報紙，中共接管後僅幾天就關閉了2家。
上海《大公報》在1949年6月17日發表《新生宣言》後，中立、公正等辦報宗旨難以見諸報端；天津《大公報》於1949年2月被改名為《進步日報》；而《文匯報》則屬於原有名稱沿用至今的為數不多的報紙。
有的報刊從名稱到人員都被更換，如儲安平的《觀察》於1949年11月復刊後，僅辦了13期就被改頭換面。1950年5月16日，被更名為《新觀察》，儲安平的主編一職也被共產黨員換下。
短短幾個月之內，全國數百種報刊僅剩下少數幾種，而且因為要與黨和政府絕對保持一致，所以發布的內容都一樣。中共排斥一切所謂「民主、自由、中立、理性」宣傳內容，將其視為「資產階級」的新聞範疇，不允許體現在共產黨的新聞宣傳中。
同時，中共還對現有的「老報人」進行思想改造。這些「老報人」對共產黨的種種不遵循新聞規律的做法看不慣、有意見，對共產黨管理新聞的方式困惑乃至不滿，當時他們的表現為「從不慣於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先歌頌，每以此為苦」。
因此，中共開辦「學習班」、組織集體學習文件，用各種方式給他們洗腦，讓他們進行再教育。接受了黨的再教育的記者和編輯們，還要接受中共的審查，「只要犯一個小小的錯誤，就可能受到斥責，黨員們還會到每個編輯的辦公室，對所有文件進行檢查。」
自此，記者和編輯們的自我審查意識日益增強，他們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表示要「丟棄舊習慣，丟掉舊成見，一切從新學，一切從頭干」，那些被思想改造過的媒體人「從此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新聞觀」。
隨之而來的，是報紙新聞成為一言堂，重大新聞只能用新華社通稿。言論空洞，鮮有獨家新聞，版面、廣告單調，國際新聞只剩下蘇聯的塔斯社一個來源。
讀者們反映：「報紙沒有看頭」，「共產黨的報紙宣傳簡單直白，沒有太多的技巧，要麼好，要麼壞，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敵人，就是這麼黑白分明。所有事情都簡化成口號或公式。一有事情，所有管道（包括廣播和報紙）就同時進行密集的宣傳」。
強調新聞的政治性，也給社會經濟帶來不該有的損失。如：當時上海的報紙因怕「美蔣飛機轟炸，給敵人提供情報」，而不讓刊登每天的天氣預報，當上海遭遇強颱風襲擊的時候，就往往因為群眾無從得知天氣預報，從而受到很大的損失。其實，美國軍艦就駐在長江口，並非沒辦法得到上海的天氣情況。
自1949年起，中共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沒有放鬆過，中共通過中宣部和黨報掌控輿論導向，貫徹傳達黨的意志，對民眾進行洗腦宣傳。遍布媒體新聞的都是關於「主旋律」、「正能量」、「光明論」的正面報道，媒體的監督作用、新聞自由從中共篡政的時刻就消失了。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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