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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廣慈:一個普通人的死亡與「維穩」機器

——慶安車站那一聲槍響

黃廣慈:一個普通人的死亡與「維穩」機器
當一個社會把「穩定」置於一切之上時,一個普通人的尊嚴、權利和生命,究竟處在什麼位置?圖:中共的監控越來越嚴密,人臉識別等,均被用到了「維穩」上。(Guang Niu/Getty Images)
2026-08-1305:10 中港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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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6年08月12日訊】2015年5月2日,黑龍江慶安縣火車站,一聲槍響,一個普通農民徐純合倒在了候車室。

十多年過去了,很多人也許已經忘記了這個名字,但那聲槍響所留下的問題並沒有消失:當一個社會把「穩定」置於一切之上時,一個普通人的尊嚴、權利和生命,究竟處在什麼位置?

徐純合併不是一個風光人物。

公開報導顯示,他生活貧困,家庭狀況複雜,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三個孩子年幼,老母親年邁。徐純合本人曾長期生活困難,甚至有酗酒問題。財新當年的調查稱,他「生計艱難,親友疏離」,而他的母親還曾帶著孩子到北京乞討,希望孩子能夠得到救助。

就是這樣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最後卻以一種極其慘烈的方式進入了公眾視野。

一、車站裡發生了什麼?

2015年5月2日中午,徐純合帶著母親和三個孩子準備乘火車前往大連金州。

隨後,他在慶安火車站候車室與鐵路民警發生衝突。

警方最初通報稱,徐純合搶奪民警警械並試圖搶槍,警察為保護現場群眾安全開槍將其擊倒。之後公布的現場視頻以及目擊者證言顯示,雙方發生了激烈肢體衝突,徐純合曾搶到警察的防暴棍並擊打民警,最終警察開槍,徐純合死亡。

2015年5月14日,相關調查結果公布,認定警察李樂斌開槍屬於依法履行職務行為。

但是,「依法開槍」的官方結論,並沒有自動消除社會疑問。

因為公眾真正關心的,不僅僅是「警察有沒有權力開槍」,還包括:

為什麼衝突會一步步升級?

為什麼一個候車室裡的普通糾紛,最後會變成致命槍擊?

在開槍之前,還有沒有其他辦法控制現場?

為什麼完整現場視頻沒有在第一時間公開?

這些問題,才是慶安槍案長期引發爭議的根源。

二、最值得注意的 不是那一聲槍響 而是槍響之前

徐純合是否存在暴力行為?

從後來公開的資料看,不能簡單地說他是一個完全沒有攻擊行為的無辜旁觀者。

公開資料顯示,他確實阻攔過進站旅客,並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也曾搶到防暴棍並擊打警察。

因此,如果把徐純合簡單包裝成一個「什麼都沒有做就被警察槍殺」的人,反而會削弱文章的可信度。

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是:

一個人有過錯,是否就意味著國家可以用最強大的暴力手段結束他的生命?

現代法治社會的核心,並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是好人,而是要求國家在面對一個有過錯的人時,仍然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邊界。

一個普通人可以失控,可以犯錯,可以違法;但執法機關擁有槍枝、警棍、拘束器械和國家暴力機器,因此更應該受到嚴格約束。

三、為什麼當年的輿論會如此憤怒?

這與徐純合是不是「訪民」有很大關係。

事件發生後,網絡上迅速出現一種說法:徐純合一家是上訪人員,警方是在進行截訪。

後來公開調查顯示,徐純合本人並沒有上訪記錄;他的母親曾多次帶著孩子到北京乞討,並曾希望通過有關渠道讓孩子進入福利院,因此成為當地重點關注對象。

也就是說,「徐純合本人因為上訪被截殺」這一網絡說法,並不能作為已經證實的事實。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維穩」因素完全與事件無關。

恰恰相反,這個案件最值得反思的地方之一,就是一個貧困家庭在正常社會救助渠道中沒有得到充分解決,最後卻以一種極端方式進入了公安和維穩體系。

一個母親帶著孩子四處乞討;

一個家庭長期陷於貧困;

孩子需要救助;

患病的家庭成員需要治療;

而當這些問題無法通過正常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解決時,最終變成了一個警察需要處理的「治安問題」。

當一個社會把貧困問題、救助問題、信訪問題,最後統統轉化成「維穩問題」,悲劇就很容易發生。

四、最令人不安的是:為什麼公眾不相信?

慶安槍案發生後,相關部門並沒有立即公布完整現場視頻。

直到5月14日,央視才公布部分現場視頻,而此前警方的說法已經在網絡上引發巨大爭議。

財新當時指出,即使部分視頻公布之後,關於警察開槍是否恰當的爭議仍然沒有消失。

這其實暴露了一個比槍案本身更深的問題:

政府缺乏透明度,就會製造信任危機。

如果完整監控第一時間公開,如果調查過程透明,如果由具有獨立性的機構調查,如果把證據擺在公眾面前,那麼很多謠言可能根本沒有生存空間。

反過來,如果發生重大公共事件後,第一反應是控制輿論、統一口徑、延遲公布證據,那麼即使最後的調查結論是真實的,公眾也可能產生懷疑。

有學者在當時就指出,慶安槍案暴露出警察槍枝使用調查制度和信息公開方面的問題。

五、徐純合死了 但他留下的問題沒有死

徐純合併不是英雄。

也沒有必要把一個有酗酒問題、生活困頓、在車站與警察發生衝突的人塑造成完美受害者。

但是,一個社會評價一個人的死亡,並不需要先證明死者是「好人」。

法治真正珍貴的地方,就是即使面對一個普通人、一個底層人、甚至一個犯錯的人,國家仍然必須按照規則辦事。

如果一個人因為貧困而失去尊嚴,因為無助而失去希望,因為與執法人員發生衝突而最終失去生命,那麼我們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他當時為什麼不老實」。

還應該問:

是誰讓一個貧困家庭長期陷入困境?

為什麼孩子需要通過乞討才能尋求救助?

為什麼社會救助沒有及時接住這個家庭?

為什麼警民衝突會迅速升級?

為什麼一個普通的車站糾紛最終必須以死亡收場?

為什麼公眾需要等待十二天,才能看到部分現場視頻?

這些問題,比「徐純合是不是一個好人」重要得多。

六、一聲槍響 照見的是整個社會

慶安火車站不過是中國無數普通場景中的一個。

候車室、派出所、信訪局、街道辦、醫院、法院……

普通人與權力機器相遇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容易發生衝突的地方。

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警察手中的槍不僅是一件武器,更代表著國家權力。

因此,國家權力越強大,對它的約束就應該越嚴格。

真正的法治,不是讓老百姓服從警察,而是讓警察和政府同樣服從法律。

徐純合已經死了。

但慶安車站那聲槍響真正應該留下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標籤——「暴力襲警者」或者「無辜受害者」。

它應該留下一個更沉重的問題:

當權力擁有槍,而普通人只有自己的身體和聲音時,誰來保證權力不會越過那條線?

這,才是慶安槍案十多年後仍然值得我們記住徐純合這個名字的原因。

責任編輯: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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