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淨、易如、顧曉華採訪報導）隨著朱鎔基的去世，其生前推動的一系列體制改革再度成為熱議焦點。當年中共國企改革，雖為經濟飛躍掃清了體制性障礙，卻也讓大批基層職工承受了極其沉重的陣痛。
多位「失業潮」的親歷者感慨，改革固然締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但轉型背後的巨大代價卻由數千萬普通工人默默承擔，而部分權力和資本結合形成的利益集團則獲得了更多資源。
據官方媒體報導，前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週三（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97歲。朱鎔基自1991年到2003年，先後十多年擔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在朱鎔基的主導下，中共國務院曾推出國企、住房、醫療、教育、糧食等一系列體制改革。
隨著朱鎔基的去世，其生前主導的「抓大放小」國企改革政策隨之再掀輿論波瀾。
原雞西市副市長：國企改革留下的長期後遺症
原黑龍江省雞西市副市長李傳良日前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回顧了朱鎔基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及其對下崗工人的影響。
他認為，從當時中國經濟所處的環境看，國企改革總體方向是正確的，順應了歷史的潮流。當時很多國企已經陷入「三角債」等困境，一些企業難以繼續發展，「再不改中國這種計劃經濟就要崩盤、要完蛋了」。
李傳良舉例說，北方一家原本擁有數萬名工人的鋼鐵企業，改革後引入市場機制和戰略投資者，經營效率明顯提升，但很多工人也因此下崗失業了。
他說，當年歌曲《從頭再來》之所以廣為人知，就是因為它反映了下崗工人的處境。《從頭再來》這首歌曲的創作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中共國有企業改革導致大規模職工失業。
然而，李傳良表示，不能因為改革具有必要性，就忽視下崗工人承擔的實際困難。
他提到自己接觸過不少下崗工人的生活經歷，一些人失業後收入很低，為了維持家庭生活，不得不擺攤或者從事其它工作。
「當時很多再就業的培訓資金都被官方機構人為地挪用、揮霍了，沒有真正用在再就業的培訓上。」李傳良表示，醫療保障同樣成為一些失業工人面臨的問題，很多下崗工人的醫療保險沒有解決好，看病難就成了普遍問題。
在保障沒有充分解決的情況下，一些下崗工人長期陷入困難，並進一步出現大面積上訪。「你解決不好，他肯定要去上訪。上訪後就會遭到當局維穩、壓制，所以整個結果是中共這個官僚體制造成的。」
他說，這些問題最終成為國企改革留下的長期「後遺症」。
多位親歷失業浪潮的受訪者向大紀元講述了他們的真實經歷。
從國企下崗到四處謀生：河南老工人憶漂泊人生
河南省禹州市下崗工人劉建國（化名）對大紀元表示，1981年他進入一家生產陶瓷機械、鑄鐵管、小型車床和刨床的縣屬集體企業工作。當時廠裡有超過500名正式職工，工人住在大宿舍，廠裡有食堂。當時每月工資21元，加上5元伙食費補助，但工資發下來時直接扣除16元伙食費，每月實發10元。
劉建國來自農村，但當年沒有按照父母的安排回農村生活，而是選擇留在城市。「我後來娶了個市里老婆，又申請了宅基地自建了個獨居院，建成那年我35歲。」
在他看來，那個年代的工廠不僅是一份工作，也是許多人的生活依託。工人習慣了單位提供的住房、食堂以及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很少有人想到，有一天這些東西會突然消失。
上世紀90年代，他經歷下崗、買斷工齡、單位改制等一系列變化，此後離開原有工作體系，輾轉廣州、鄭州等地做生意，賣過小商品、積壓貨，也做過餐飲和古玩生意。如今，他沒有退休金，在家附近做小區保安。
談及當年與自己一起進廠的年輕人，劉建國表示，不少人的人生軌跡與他不同。「和我一起進廠接班的農村孩子大多數還不如我呢，他們很多人與社會脫節了。」
在他看來，下崗本身固然讓很多人措手不及，但更大的問題是，長期處於穩定單位環境中的人，一旦突然失去原有身分和收入來源，往往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他還提到，當年與他一起進廠的一些年輕人後來出現婚姻破裂等情況。「和我一起進廠的小青年離婚的不少。」
從進入工廠到下崗自謀職業，劉建國的經歷跨越了中國經濟劇變的數十載。而他，不過是數千萬失業工人中的一個縮影。
新疆造紙廠女工30歲失業：擔心老了沒飯吃 心理陰影猶在
新疆伊寧市下崗工人周曉梅（化名）告訴記者，自己2003年從一家造紙企業下崗，當時30歲，丈夫36歲，兩人同時離開單位。
周曉梅在原造紙廠工作了13年。她回憶，當時全廠有三四百人左右，失業後，廠裡的工人基本都被打發回家了。「廠裡給我13,000塊（工齡買斷），給我老公15,000塊。」周曉梅說，當時她最擔心的是以後沒有保障。
「那時候我最怕的是老了沒有養老金，沒飯吃，會大冬天去撿破爛。這種想法跟隨了我二十多年，給我造成了一輩子的心理陰影。」
這種擔憂也成為周曉梅下崗以後拚命工作的動力。她說，「那時候我們早出晚歸，鄰居都以為我和我老公離婚搬走了。」
兩人只有一個孩子，公婆當時已經退休，可以幫忙照看孩子。周曉梅先後進入食品加工等私營企業，後來又換過幾個工作單位，一直工作到退休。雖然工資從最初的每月幾百元慢慢在增加，但多年的打工經歷並不輕鬆。
退休之後，周曉梅仍然沒有完全停下來。目前，她在一家國企單位食堂做核算工作（勞務工或外包工），負責每天的進出帳和月底報表。
回望2003年下崗至今的二十餘年，周曉梅表示，自己最初的恐懼並沒有完全消失，但生活最終還是一步一步走了過來。「沒有辦法，儘管生活虐我千百遍，但是我們還是要好好地活下去。」她說。
河南石化工人憶改革：國企轉民企 領導層持股比例較高
曾在河南一家石化國企工作15年、後來下海經商的張建平（化名）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回憶當年國企改制、職工下崗以及企業市場化後的變化。
張建平在1999年參加工作，「那時候國企改革已經開始了，有些資產改成了三產單位」。由於他已經不屬於原有國企編制，因此沒有經歷老職工那種買斷工齡的過程。而在此前已經進入國企編制的職工中，則有不少人在改革過程中被「改出來」。
他表示，自己所在的石化企業當時為了推動改革順利進行，企業頻繁給職工發放各種款項。「當時為了順利改制，我們單位三天兩頭地給職工發小錢。」
張建平並不完全否定當時改革的必要性。他認為，部分老國企確實存在嚴重的體制僵化、人員負擔以及論資排輩等問題。但他同時認為，改革過程中人員、設備和資產的重新分配，也產生了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
他說，企業由國有性質轉為民營性質後，領導層持有的股份比例往往較高。「工人按照工齡也獲得一部分股份，但在實際操作中，領導們因為自己劃定股份，工齡加上激勵股等各方面的，他們的股份就特別高，那領導收入就很高了。」
對於資產處置，他認為，其中存在值得反思的空間。「國有資產流失那一塊，有很多優質資產從國有企業剝離出來，賣給哪些民營企業，都是靠領導說了算。」
張建平認為，國企改革帶來的變化並不限於企業和職工。一些原本由國企承擔的學校、醫院、幼兒園等社會福利職能，被視為「包袱」逐漸從企業體系中剝離。
他特別談到醫療市場化後個人經歷的一次看病體驗。
他說，自己當時只是普通感冒、咳嗽，卻因為有醫保，在醫院住院輸液。最終，他七天年休假全部用在了住院上，花費約1,700元，但出院不到三天咳嗽又出現。後來他到街邊小診所看病，「人家給我開了幾副藥，我回去一吃就好了」，花費不到100元。
在他看來，這種經歷體現出福利性醫療向市場化醫療轉變後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醫生為了追求他們的效益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中間的一個他們獲取利益的一個手段了。」
他認為，同樣的變化也可能發生在教育領域。「有一些老師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課堂上他不講，課下他開班，他把重要的內容都放在課後開班的時候再講。」
張建平據此認為，醫療和教育市場化在提高經營效率的同時，也可能帶來逐利化問題，「醫無醫德，師無師德」。
原體制內人士：基層官場弄虛作假 欺騙朱鎔基
在個體的命運起伏之外，旅居海外的原中國體制內人士從政策層面回顧這段歷史，剖析國企改革為何讓失業工人承擔了如此沉重的代價。
原深圳企業家王應國告訴大紀元，他原籍在武漢，曾在深圳生活近20年，1998年至2003年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他曾在土地管理部門工作，因此對當時一些政策和基層執行情況有直接接觸。
談到中共國企改革，王應國認為，改革過程中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大量國企職工從原有的單位保障體系中被推向市場。
在王應國看來，國企改革在減輕財政和國企負擔的同時，也將原本由國有企業承擔的部分就業、醫療、養老等責任轉移給個人。他認為，這也是後來大量下崗職工生活困難的重要原因。
他特別提到武漢鋼鐵集團。他說，自己作為武漢人，對武鋼當年的情況有所了解，當時大量職工下崗後缺乏足夠保障。「工人下崗以後沒飯吃，想活就去擺攤，很多人成了小商販。」
在他的理解中，後來城市管理部門與流動攤販之間的矛盾，也與這一歷史過程存在關聯。他認為，一部分原國企職工被推向市場後，又面臨城市治理對流動經營的限制，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
除了國企改革，王應國還談到中共糧食政策。他講述了自己親眼看到的基層執行情況。
他說，朱鎔基到地方檢查糧庫時，基層人員會提前準備，「周邊十幾個縣的糧食就連夜運到那個糧庫」，以保證央視新聞拍攝時糧庫看起來儲糧充足。
王應國還講述了自己在土地管理部門工作期間的一段經歷。他說，朱鎔基乘坐鐵路前往廣東、深圳檢查工作時，沿線基層部門在得到上級通知後，會提前數月排查安全隱患；臨近領導經過時，還會安排工作人員沿鐵路兩側站崗。
他特別強調，這不是從新聞報導中看到的，而是自己在基層工作期間的經歷。
誰承擔代價 誰分享收益
對於朱鎔基的歷史評價，王應國最終仍然落腳到一個核心問題：中共改革究竟由誰承擔成本，又由誰獲得收益。
他認為，當時的國企改革確實改變了中國經濟和財政運行方式，但在他的觀察中，普通工人和農民承擔了相當大的轉型代價，而部分權力和資本結合形成的利益集團則獲得了更多資源。
王應國表示，一些大型國企、資源行業以及金融、能源等領域在市場化過程中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而部分具有行政准入門檻的優質資源集中到中共權貴家族手中。
李傳良也認為，改革開放過程中，市場機制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曾經釋放了大量經濟活力，但在他看來，近些年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國企的重要性再次被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他表示，現在「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更加突出的政策方向，而民營企業則面臨更多行政管理和監管壓力。他把當前商業環境概括為「開門招商、關門打狗」，並表示，這不僅會影響國內民營企業，也會影響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的判斷。
在這兩位從體制內走出來的人士看來，國企改革本身具有經濟發展的必要性，但如果缺乏政府權力監督、政治改革以及對普通勞動者權益的制度性保障，那麼經濟改革帶來的陣痛和代價，最終都會讓沒有話語權的普通大眾來承擔。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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