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共獄警的退黨信（1）我的孩子，成了囚徒

【本節故事概要：鍾鏵打開存儲卡裡的電子信，發現夏大俊坦言，自己曾暗中修改鑑定報告，保住了鍾鏵的性命。信中，夏大俊揭開了埋藏心底一兩年的傷痛：他十二歲的獨子因某種原因殺害了同班同學，被判刑十五年。隔著看守所接見室的玻璃，望著身穿馬甲、眼神警惕的孩子，他猛然發現，報應已經降臨：兒子成了囚徒，自己成了囚徒家屬。回家後，置身孩子空蕩蕩的書房，夏大俊歷時數天寫下一封退黨信，將積壓心中多年的苦痛與憤懣一股腦兒傾吐出來。】

退黨信？夏指導的退黨信？一個手上沾過法輪功學員鮮血的中共獄警，竟向我這個曾經的階下囚，遞來了一份退黨信？

那一行標題，像一塊巨石驟然投進心湖，激起層層波瀾。我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在狹小的客廳裡來回踱步。心裡翻湧著說不出的驚詫，也湧動著說不出的歡喜。

我想，這一定與他近一兩年來那些不同尋常的遭遇有關。可究竟是怎樣的變故，竟能讓這樣一個中共獄警幡然醒悟？

想到這裡，多年來養成的戒備習慣又一次冒了出來。我走到門口，握住門把手，把本已關嚴的家門重新確認了一遍，隨後從裡面反鎖起來；接著又走到窗前，將窗簾拉得嚴嚴實實。

屋裡頓時暗了下來，只有電腦屏幕泛著幽幽的光。我匆匆坐回桌前，身子不由得向前湊了湊，迫不及待地沿著那一行行文字讀了下去。

這不只是一封退黨信，更記錄了一個普通獄警在善惡之間掙扎、在痛苦之中醒來的真實經歷。讀著讀著，我的心也隨著他的際遇起伏，時而會心一笑，時而淚濕眼角。

在這封信的全文裡，時光彷彿倒流，那段隱祕而震撼的蛻變歷程，一幕幕在我眼前緩緩展開——

一名中共獄警的退黨信

鍾鏵：

再次恭喜你走出監獄，回到家人身邊，重新過上自由的日子。

七年裡，你堅持法輪功信仰，始終不肯妥協，連一句違心的話也不肯說。你這樣硬撐著，本來很可能招來活摘器官之禍。可是最後，你既沒有在出獄前被送上監獄管理局醫院的手術台，走出監獄後，也沒有被塞進地方「610」派來的警車。

這些並非偶然。

早在你出獄前三個月，我就利用職務之便在你的鑑定報告上動了手腳。那份報告把你寫成了另一個樣子，不是你真實的樣子。那當然也不是你願意看到的樣子。不過，這個責任在我，不在你。無論如何，總算策略過關，讓你活著回到了家人身邊。

你是不是大吃一驚。這和從前的我，完全判若兩人啊。

我知道，這一兩年來，監獄裡的人，從獄警到犯人，都在背後議論我。他們說，夏指導近來總是失魂落魄的，家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紙終究包不住火。他們猜得沒有錯，我家裡確實出了事。

而就是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這個人。

事情發生在前年九月。

九月二十九日，離「十一」放假只剩兩天，我唯一的兒子小傑，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了。

那一年，他才十二歲。

他被關進市看守所，罪名是故意殺人。死者，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學。

按照司法程序，判決書沒有下來以前，家屬一般不能與在押人員見面。直到上週四，我們才收到判決書的副本，孩子判了十五年。不久，就要從市看守所轉到省裡的少管所。於是第二天，我和妻子便匆匆趕去看守所。

隔著接見室的玻璃，我們看見一個孩子坐在裡面：光頭，馬甲，蠟黃乾瘦的臉——這就是我們的小傑嗎？

從孩子被抓，到隔著玻璃看見他、同他說上一句話，整整過了十五個月。

開庭那天，我們也曾見到過他。可是他離我們太遠，我們坐在旁聽席上，不能走近，也不能同他說一句話。只能遠遠地看著那個小小的身影，被人帶進來，又被人帶出去。

十五個月啊。

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是怎樣熬過來的？

值班民警是踱著不緊不慢的步子把孩子帶來的。他穿著一身黑色制服，看上去像一隻悠閒的黑鷺。

隔著接見室的玻璃，看見小傑一副囚徒模樣，光著頭，套著馬甲，蠟黃乾瘦的臉，老鼠般警惕的眼。

尤其是這雙老鼠般警惕的眼，讓我心如刀絞。

從前，在咱們監獄的接見室裡，這樣的場面我見得太多了。隔著玻璃坐著的囚徒，眼睛總像老鼠一般警惕；前來探望的家屬，神色總像驚弓之鳥一般倉皇；而我穿著制服站在一旁，慢慢地走來走去，正像那隻悠閒的黑鷺。

可是現在，一切都顛倒了，顛倒得這樣徹底。

玻璃裡面，我的孩子，成了眼神警惕的囚徒；玻璃外面，我，成了倉皇無措的囚徒家屬。至於那隻黑鷺，已經換成了別人。

報應，報應啊！法輪功學員說的報應，如今就落在我的身上了！

接見的前一晚，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了一遍又一遍，攢了一肚子的話。妻子也知道我的心思，坐下後，示意我先說。

可是，當我拿起電話，朝玻璃後面望去，看見孩子那光光的小腦袋、那骯髒起毛的黃馬甲，還有他不時瞟向值班民警的眼神，我的喉嚨一下子堵住了。那一肚子的話，到了嘴邊，只剩下幾句：

「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你……在裡面要好好的；我和媽媽……會經常來看你的。」

小傑強忍著眼淚，點了點頭。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怕眼淚掉下來，連忙把電話遞給妻子，獨自走到接見室門口。

妻子和孩子說一陣，哭一陣；哭一陣，又說一陣。隔著那層玻璃，兩個人彷彿有說不完的話，也有流不完的淚。

眼看一個小時的接見時間就要到了，我不免焦急起來。正在這時，一個穿便服、像是領導模樣的民警走到門口，主動同我攀談起來。

原來，他是看守所的副所長。

他說話的時候，眼裡彷彿藏著幾句話：你孩子的事，我全都知道；你是監獄領導，我也全都知道；你想讓妻子和孩子多說一會兒，我成全你。我站在這裡陪你說話，值班民警自然不會催他們。

這些話，他沒有說出口，我卻全明白了。我趕緊掏出一根香菸遞過去。

「這要擱在以前，讓孩子到辦公室陪你們吃頓飯，也不是什麼難事。」副所長深深吸了一口煙，緩緩吐出來，「現在上頭管得太嚴了。多大個事呢？不是我說，現在這搞法，就是『一人得病，全國吃藥』。我們這些小警察，也難啊。」

「您說得太精闢了。」我彈了彈菸灰，感激地應道。

黨中央反腐擴大化，早已人盡皆知。副所長用「一人得病，全國吃藥」來形容，話說得含蓄，卻又高明。

「單說我們這一個小地方，一年關進來的未成年人，少說也有五十個啊。」副所長輕輕跺了跺腳，舉起五個指頭晃了晃，望著我的眼睛，神情像是在同一個老朋友談心，「不是我說，未來堪憂啊！」

「是啊，未來堪憂啊！」

話題又繞回了孩子身上。我微微仰起頭，生怕眼眶裡的淚水滾落下來。

副所長看出了我的難過和尷尬，便安慰說：

「好在你孩子是未成年。故意殺人，判的是十五年。在裡面，表現好一點，十二年左右也就出來了。那時候，他才二十多歲，往後的路還長著呢。」

此時，我看到妻子和孩子也談得差不多了，就走到妻子身邊，把副所長剛才說的那番話轉告給他們。

「聽見了嗎？」妻子對小傑說，「爭取二十四歲那年回來。二十四歲還年輕，還可以考大學。你在裡面安心勞動，多學點東西。缺什麼就跟幹部說，我們每個月都去少管所看你。」

妻子的這番話，彷彿在暗處點亮了一盞小燈。小傑的黯淡的眼睛裡添了許多光彩。他含著淚，一個勁兒地點頭。

接見已經超過規定時間半個多小時，該說的話，總算都說了。小傑依依不捨地放下電話，慢慢站起身來。他似乎覺得，臨走之前應該向父母行個什麼禮，卻又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便朝我們的方向做了一個含含糊糊的動作，點頭不像點頭，鞠躬不像是鞠躬。隨後，他轉過頭，看著值班民警，正像在咱們監獄裡，你們囚徒接見完了，轉頭看著我一樣。

「走吧。」民警說。

小傑走在前面，民警跟在後面，一同朝監室區走去。我們的目光也跟著他們，一點點向前移。幾分鐘後，兩個人都消失在走廊盡頭，只剩下拐角處一片冷冷的白牆。

回家的公交車上，我和妻子誰也沒有說話。

車開過幾站，小傑同班同學詹慧的媽媽上了車。她看見我們，朝我們點了點頭。我們也勉強笑了笑，算是回禮，隨後便趕緊提前下了車。我們怕她隨口問起小傑，更怕自己不知該怎樣回答。

下車後，我們沒有立刻回家，而是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了很久。經過菜市場時，又遠遠看見了軒軒媽媽。軒軒是小傑幼兒園時的同學，後來因為搬家，去了另一個區上小學。因此，小傑出事的消息，她一點兒也不知道。

她見到我們，便停下來寒暄。說著說著，她談起軒軒，說孩子考進了一所重點初中。話題眼看就要轉到小傑身上。我和妻子對望一眼，匆匆找了個藉口，轉身走開了。

這一路，天是灰濛濛的，街道也是灰濛濛的。四周的人照樣說著，笑著，來來往往；只有我們像躲著什麼似的，低著頭，一路往家趕。

剛進家門，妻子便撲到床上哭了起來。

我獨自走進小傑從前寫作業的書房。書桌和桌上的書本還在，椅子也還在，一切似乎都和從前一樣，只是坐在這裡的孩子不見了。

書房外的小陽台上，玻璃瓶口立著一顆土豆。土豆已經悄悄抽出幾根青翠的枝條。以前，小傑每天放學回家，坐下寫作業之前，總是一邊翻著課本，一邊朝土豆上的那片綠影兒看上幾眼。

孩子剛被帶走的那段日子，我們無心照料陽台。瓶裡的水漸漸渾濁，土豆的葉子也一片片黃了下去。後來，等心裡的疼痛稍稍平復，我才重新收拾了陽台，換了瓶子裡的水，也換了瓶口的土豆。從那以後，陽台上的那一片綠影兒，便像孩子還在家時一樣，終年常在。

這封信，就是在那片綠影兒旁邊寫成的。斷斷續續，前後寫了四五天。

在動筆以前，我已經把自己的前半生翻來覆去地咀嚼過無數遍。有些往事，越嚼越苦；有些道理，越想越明白。

我有太多話壓在心裡，不說出來，便堵得慌。我發現，把我唯一的、最心愛的孩子一步步推向深淵的，絕不只是那場突如其來的命案。命案的背後，還有一隻更大、更黑的手……

孩子畢竟才十二三歲啊。

如今，不怕你笑話，我是把這封長信當作一場痛哭，要把積壓多年的苦悶和憤懣，一股腦兒傾吐出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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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