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徐曼沅洛杉磯報導）在推動轉型正義與整理歷史檔案的漫長歷程中，國史館扮演著核心的角色。然而，當政治權力轉移與檔案解密交織在一起時，外界常不免提出質疑：國史館是否會成為「當權者」或「勝利者」書寫歷史的工具？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即將於9月14日卸任，結束逾7年任期。他於8月22日（週六）出席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年會，發表專題演講「從生存到發展：台美人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在接受大紀元專訪時，他提出了極為清晰的定位——歷史不能為勝利者服務。陳儀深強調，國史館的責任是還原真相與公布檔案，而非去替歷史做主觀的篩選或政治清算。
解密檔案的瓶頸：轉型正義與舊法規的拉鋸
隨著《政治檔案條例》的推行，許多深藏情報體系中的檔案逐步移交至檔案管理局。然而，解密過程並非一帆風順。陳儀深坦言，在蔡英文總統任內，他曾私下向總統報告政治檔案被大量塗黑、遮蔽的情況，直言「印出來根本沒有意義」。
當時，國安局、調查局等單位常以舊有法規（如《情報人員工作法》）為由卡關解密。經過與時任國安會祕書長顧立雄的溝通與立法院修法，才逐步確立了「轉型正義的優先性」，不能讓舊時代的法條成為妨礙新時代真相公開的阻礙。
儘管如此，檔案處理仍面臨許多尷尬與挑戰，如線民身分揭露的陣痛。許多戒嚴時期的「線民」身分曝光，其中甚至包含民進黨內部成員或仍在任者。這顯示轉型正義並非單純拿來清算特定政黨，資料一出，連執政黨自身也面臨考驗。
在戒嚴體制下的環境很複雜，每個人成為線民的情境與程度不一，需要轉型正義相關機構深入研判與客觀處置。陳儀深表示，每筆資料的情節輕重應分別對待。
回歸歷史專業：擺脫藍綠光譜的框架
對於台灣地位或歷史事件的爭議，陳儀深認為，不論是深藍還是深綠，往往各執一端，只願挑選符合自己立場的片段，而忽略了歷史的「延續性」與「段落性」。
他疾呼：「不能停留在大英百科或《開羅宣言》的年代，歷史是動態演變的。」從二戰後的國共內戰、韓戰，到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歷史現場充滿了動態的進退與現實政治的考量。陳儀深強調，擺脫藍綠對立的最佳解藥，就是回到資料與歷史現場。
陳儀深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建立並非憑空想像或一廂情願，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目前國史館解密的政治檔案數量龐大，「光是供給歷史系的碩博士生寫論文，就已經寫不完了。」唯有基於堅實史料的學術研究，才能讓答案自然浮現。
陳儀深舉例，蔣介石與蔣經國日記等文物經多年訴訟後，在他任內從美國史丹佛移回台灣，目前已與李登輝資料庫一樣，經整理、數位化後陸續開放研究。
「歷史有助不同政治立場找到過去的共同經驗。」陳儀深表示，台灣社會的公共討論經常陷入兩極化，忽略歷史的變化。如「中華民國」在1950年代跟1990年代所指涉的意義就大相逕庭，而這並非主觀想像，而是伴隨著民主制度的發展、大法官會議解釋，「台灣的民主運動其實帶來了國家化」。
對於陳儀深個人而言，他的「國史觀」也是漸進的生成，隨著美麗島事件的衝擊，到台灣解嚴，隨著時代演進，一樁樁的歷史檔案揭密，因而形成了現有的架構。
如何向世界講述「台灣的故事」？
談到如何向海外台裔青年或美國社會解釋「台灣是什麼」，陳儀深認為，台灣的歷史極具深度與多樣性。他分析，台灣有受難的歷史、有抵抗與生存的歷史，有民主化陣痛的過程，還有迄今仍在中國壓力下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歷程。因此，「台灣是什麼」不只是一個地理或政治問題。
「台灣歷經一段戰爭、冷戰、人權、民主化與人民生命經驗的歷史，」陳儀深表示，從上世紀50年代以降，中華民國飛官犧牲、台美反共合作，到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海外人道救援，過渡到80、90年代半導體起飛，期間涵蓋冷戰與同盟歷史、人權與民主化浪潮、科技與經濟崛起。
對於美國而言，台灣是二戰與冷戰時的盟友，台灣曾與美國站在反共第一線，黑貓中隊等飛行員付出了巨大犧牲，共同承擔了冷戰時期的風浪。
從美麗島事件到海外台美人社團的奔走、美國國會與國務院施加的壓力，共同促成了蔣經國晚年的開放與台灣的民主化。
1980與90年代，台灣半導體產業逐步成長，讓台灣成為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迄今台灣在當代科技與經濟已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陳儀深以美國日裔社群建立「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為例，說明日本移民如何將二戰集中營的受難史與轉型正義故事融入美國主流敘事。他期待台美人社團也能團結力量，將台灣的「戰爭故事、民主故事、科技故事」講給美國主流社會聽，讓世界真正認識台灣的價值。◇
責任編輯：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