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2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Tamuz Itai撰文／信宇編譯）過去幾天，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雙邊貿易談判破裂。
美國貿易代表傑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表示，加拿大放棄了一項幾乎已經完成的協議，該協議本可以進一步降低加拿大鋼鐵、鋁、汽車和木材的關稅。
渥太華方面則持相反觀點：美國的要求過分了，尤其是一些限制加拿大與其它國家建立獨立貿易關係的措辭。
隨後的公開表態不出所料。華盛頓強調互惠原則，並表示加拿大決定放棄部分利益。加拿大官員則談到主權、多元化以及反對限制其獨立經濟選擇等。
兩種說法都反映了真實的的外交摩擦。但它們都無法解釋談判為何在那個時候變得強硬，也無法解釋為何原產地規則、中國產品含量，以及《美墨加協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簡稱USMCA，2020）下的優惠准入本身會成為決定性的壓力點。
真正導致美國採取最強硬立場的原因就是，與中共有關的轉運和原產地轉移活動規模龐大，這些活動通過加拿大和墨西哥進行。
「大轉運騙局」
根據《美墨加協定》，只有符合原產地規則的商品才有資格享受優惠待遇。對於汽車而言，這目前意味著北美區域附加值占比需達到75%，此外還需滿足鋼鐵、鋁及勞動附加值方面的要求。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1994）被取代時，這些門檻被刻意收緊，其目的正是為了提高對非北美（尤其是中國）零部件低價值組裝的阻礙，並將更多高價值製造業和工資留在這三個國家內部。
當中國原產的原材料或接近成品被運往加拿大或墨西哥時，只需進行簡單的組裝、加工、包裝或文件更改，然後被認證為《美墨加協定》原產地，原本適用的中國特定關稅就可以降至零。
2026年8月，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簡稱OTMP）發布的報告《大轉運騙局》（The Great Transshipment Scam）明確指出：將與中國相關的商品經由墨西哥或加拿大轉運，並非法獲取《美墨加協定》待遇，是關稅套利體系中價值最高的手段之一。該報告還將墨西哥和加拿大列為「影子轉運網絡」（Shadow Transshipment Network）的第一層級——即業務規模多樣化且居於領先地位的國家，其龐大的合法貿易流量使得檢測工作更加困難。
獨立機構對每年高風險或非法轉運金額的估計從約400億美元到超過3,000億美元不等。主流估計值集中在600億美元到750億美元之間。即使是較為保守的數字，也意味著美國損失了數百億美元的關稅收入，這還不包括美國生產和工業產能的流失。
並非所有伴隨中國直接進口量下降而出現的加拿大或墨西哥出口增長都是非法的。有些增長反映了真正的投資。美國關注的是那些系統性地利用北美優惠關稅規則來掩蓋中國產品成分並牟取關稅差額的人。
一切是如何開始的
這個問題並非始於2026年的聯合審查。它的根源在於2018年的301條款（Section 301）關稅，該關稅涵蓋了大約70%的中國對美商品出口。
美中雙邊直接貿易逆差有所收窄，而某些高關稅中國產品的進口量在美國市場上遠低於其它地區。中方隨之調整策略。過去直接從中國港口運出的貨物，開始轉經關稅較低的第三國，進行有限度的加工並申報新的原產地。
隨著中國在美國直接進口中所占份額下降，來自四十多個高風險地區的進口份額卻幾乎呈鏡像式上升。白宮報告稱之為「大重新分配」（Great Reallocation）。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分配逐漸固化為一個由生產端和物流端節點組成的分布式網絡。加拿大和墨西哥由於地理位置和優惠准入，在這些節點中變得尤為重要。
造成的損失遠不止於收入損失。給予北美市場的優惠准入待遇，本意是支持提高國內和區域內的生產水平、構建更具韌性的供應鏈、實現真正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並減少對中共工業體系的結構性依賴。
如果這種准入被用來吸收中國產品並應對競爭壓力，那麼關稅壁壘就會從內部被突破。中國的工業產能會通過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後門」（back door）重新進入美國市場——而這正是301條款和更嚴格的《美墨加協定》規則旨在限制的結果。
官方數據顯示，近年來，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的運輸設備中，美國產部件的比例有所下降，而中國及更廣泛亞洲地區的產部件比例則有所上升。「友岸外包」這個策略的前提就是，合作夥伴不會淪為該策略試圖減少的依賴關係的便利平台。當它們在隱蔽的中轉網絡中充當高價值節點時，這種界限便變得模糊了。
同樣的動態也影響著國防工業基礎，國防工業基礎需要透明且對中共依賴性較低的供應鏈。
這一切都不需要證明每批貨物都違反了規則的字面規定。累積效應就足以說明問題。允許大量與中國相關的商品在北美享受優惠待遇的同時，美國本土產品的份額卻在下降，這種做法既違背了《美墨加協定》的精神，也違背了減少對中共產業體系依賴的更廣泛目標。
一場關於激勵與不滿的遊戲
解釋加拿大和墨西哥為何容忍這些資金流動，並不需要將矛頭指向兩國領導人的惡意。更準確的說法就是，應從結構性角度分析。
中共數十年來精心構建了一個環境，使其它國家的短期利益和國內政治敘事與北京的長期目標保持一致。這既能帶來立竿見影的好處——市場准入、投資、關稅減免以及多元化的假象——又能將中國製造的產品和服務深度嵌入這些國家，以至於日後想要擺脫這種關係將付出高昂的代價。此外，它還能強化現有的國內敘事，從而加劇與美國的摩擦。
對加拿大而言，這些激勵措施是實實在在的。2026年1月達成的協議將中國電動汽車100%的關稅降至最惠國待遇稅率（限一定配額），確保了油菜籽和其它農產品出口的關稅減免，並為中共投資電動汽車和電池供應鏈敞開了大門。該協議以維護主權和多元化為目標，帶來了短期收益。
加拿大作為經濟體量相對較小的鄰國，受到美國安全體系的保護，又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其文化上傾向於差異化，這為這種框架提供了額外的國內政治空間。
大量與中國相關的商品和投資湧入墨西哥，為該國帶來了就業機會和出口增長。但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將中國汽車的關稅提高到50%，並推遲了計劃中的工廠建設，這表明激勵機制可能會發生變化。
然而，中共元素日益增長的趨勢並未消失。墨西哥政治文化中的某些因素長期以來一直在構建一種敘事，即墨西哥的國家潛力受到美國的制約；調查報導也記錄了墨西哥政府在美國境內開展的大量領事政治活動。
這些思潮並非中共一手炮製。當這些思潮演變成對供應鏈執法更深層次合作的抵制時，中共便從中獲益。
此外，民主政府的運作周期以年為單位，而中共的規劃則著眼於數十年。北京通過使短期內滿足其優先事項所帶來的收益遠大於長期抵抗所帶來的分散成本，從而將現有的敘事和激勵機制轉化為推進自身利益的工具。
何去何從？
聯合審查和新的執法工具使得現實可行的選擇範圍縮小。其中一條路徑就是加強《美墨加協定》的執行力度，提高內容門檻，明確非市場內容的限制或披露範圍，加強核查，並與海關行政命令和正在開發的人工智能（AI）定向執法技術相結合。墨西哥在這方面比加拿大走得更遠。
第二條道路就是雙邊和交易性的：通過單獨的安排，以可驗證的原產地合作和對敏感領域中國含量的限制來換取市場准入。
第三種結果是分歧持續加劇，協議轉為年度審查，不確定性增加，關稅差異再次出現。這種結果將給三國經濟體都帶來損失，但也會堵上目前的祕密渠道。
所有路徑都並非沒有代價。過去那種廣泛的優先准入、不斷上升的中國內容和有限的驗證機制，如今已不再現實。
決定性因素在於執法可信度。只有當文本修改能夠區分真正的區域性生產和來源轉移時，這些修改才有意義。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做出選擇時仍然擁有自主權。
中共將繼續提供各種誘餌，旨在保持後門暢通。北美貿易下一階段的關鍵問題在於，三國政府是否會將中共蓄意製造的工業產能過剩視為共同的外部問題，還是會任其成為阻礙貿易的楔子，將優惠准入轉化為關稅和《美墨加協定》原本旨在減少的依賴關係的渠道。
作者簡介：
塔姆茲‧以提埃（Tamuz Itai）是一名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現居以色列特拉維夫（Tel Aviv）。
原文：The Back Door: China, USMCA, and the Fracture in North American Trad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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