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2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Anders Corr撰文／信宇編譯）據報導，富達國際（Fidelity International，簡稱FIL，總部位於英國倫敦）是最新一家計劃撤出其中國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三年前，富達國際在上海設立了一家全資子公司，但是由於散戶投資者需求不足，該基金的增長令人失望。
英國路透社（Reuters）率先報導了這個消息。據路透社消息人士透露，「激烈的本地市場競爭、頻繁的領導層更迭以及長期難以擴大規模等因素最終使富達全球高管確信，在中國開展零售業務難以為繼。」
富達國際（FIL）管理著1.18萬億美元的資產。該公司於2023年啟動了中國基金。次年，路透社獲得一份富達國際的內部文件，文件顯示該基金需要超過140億美元的資產才能實現盈利。幾年後，據報導該基金僅達到約6.7億美元（不到目標的5%），並開始計劃退出中國市場。
富達國際是繼其它多家全球資產管理公司之後，又一家因國內競爭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而撤離中國市場的全球資產管理公司。這些公司包括施羅德集團（Schroders，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勵正集團（Legal & General，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和先鋒集團（Vanguard，總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等。這些撤出中國的公司面臨著來自國內基金和西部中國基金的激烈競爭，而這些基金通常是通過與中國機構的合資企業設立的。
2019年，北京首次邀請全球基金管理公司設立全資中國基金。中共政府將此邀請視為貿易協議的一部分，而後者則希望藉此獲得中國公眾12.8萬億美元的可投資資產。對於一些國際投資者來說，結局並不好。
中共政權分別於2020年和2021年向貝萊德 (BlackRock，總部位於紐約) 和路博邁 (Neuberger Berman，總部位於紐約) 頒發了啟動此類基金的許可證。他們都與中共政權和上海總部有聯繫。2021年，貝萊德旗下基金在第一週就籌集了10億美元，這給其它機構投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第一個由外國公司擁有、獲準直接向中國客戶銷售的共同基金，並且表現非常好，至少在開始時是這樣的。
其它幾家大型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收購合資夥伴的股份，將合資企業轉變為獨資基金。這些公司隨後成為中國最大、最成功的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
包括富達、施羅德和貝萊德在內的一些機構推出了全新的、全資擁有的中國基金，但是這些公司通常規模小於轉型後的合資企業，回報率較低，且在增長方面表現令人失望。2018年，先鋒集團亞洲區首席執行官曾表示，未來其在中國的資產管理規模可能達到5萬億美元。但先鋒集團卻是首家在2023年關閉上海辦事處的機構。
次年，勵正集團（Legal & General）取消了申請中國營業執照的計劃，並將上海的業務規模縮減了約80%。
施羅德集團（Schroders）是一家資產管理規模達1.1萬億美元的英國公司，於2023年在中國設立了一家全資基金管理子公司。但三年後，施羅德管理的中國基金規模僅為2.5億美元。今年5月，有消息稱該公司計劃將其中國基金出售給路博邁 (Neuberger Berman）的一家中國全資子公司。
中國擁有一個規模達5.9萬億美元的公共基金市場，該市場主要由國內基金管理公司主導。儘管規模較小的外資基金正在中國減倉止損，但規模較大的外資基金仍在苦苦支撐。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中國公司（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China，母公司總部位於紐約）是規模最大的外資基金，資產管理規模達340億美元。宏利中國公司（Manulife China，母公司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擁有170億美元的資產，摩根士丹利中國公司（Morgan Stanley China，母公司總部位於紐約）擁有45億美元的資產。這三家基金最初都是合資企業，後來收購了各自的中國合作夥伴。它們的收益往往優於新成立的合資企業，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基金收益率超過10%。
截至6月份，大多數新成立的外資基金年初至今的收益率不足5%，遠遠低於國內領先基金經理的收益率。中國排名前11位的基金的資產管理規模均超過1,470億美元。總部位於上海的財經媒體《第一財經》（Yicai）指出，國內表現最佳的15隻基金的收益率均超過90%，這可能吸引了一些散戶投資者。
據報導，國內基金比西方基金具有多項優勢，包括品牌知名度、成熟的線上和銀行分銷渠道，以及由當地人主導的低成本指數和貨幣市場業務等。
據《第一財經全球版》（Yicai Global）消息人士透露，「大多數國內基金經理花了數十年時間構建完整的產品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立了投資者認可的業績記錄，建立了本地銷售網絡，並了解了中國投資者的偏好。」
《第一財經》的其他消息人士指出，為了競爭，外國公司應該將其管理、研究、投資和銷售團隊本土化。
可能還有其它不太常見的優點。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總部位於紐約與倫敦）的一位分析師在討論2007年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零售銀行領域時直言不諱。
「外資銀行不會像一些中資銀行那樣，在不還款時打斷人們的手臂。」這位分析師表示。「他們不能這樣經營，所以他們必須關注的是高端零售市場。」
另一個挑戰就是針對外國公司的隱性政權偏見，以及過度監管。例如，今年6月，中國最高證監會將矛頭指向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而算法交易是西方的一大亮點，不僅在國際上如此，在中國的交易市場也是如此。
這些措施也打擊了國內算法交易員，但它們堵住了外國公司擁有優勢的一個途徑。國內正規的基金經理與政府機構和交易所關係更為密切，因此更容易獲得市場數據和監管方面的優惠政策。
這並非外國銀行在中國首次受到擠壓，而國內機構從中獲益。英國人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率先在上海開創了現代銀行業。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等其它國家的銀行，隨後也進入了中國市場。
但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共政權接管了銀行最賺錢的業務，並強迫它們留用閒置員工。這導致其中大多數銀行在20世紀50年代被迫退出市場。剩下的兩家主要外資銀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當時使用舊名稱）和滙豐銀行（HSBC，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失去了市場份額。從1979年開始，中共政權在確保國內銀行保持主導地位的同時，逐步向外國機構開放了金融業。
由於競爭環境不公平，且監管機構存在不公正，中國對西方投資者而言並非最佳投資目的地。以富達國際集團、施羅德集團、先鋒集團和勵正集團等公司為例，其投資收益並不理想，而且可能永遠也無法達到目標。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2001年獲頒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8年獲哈佛大學的政府管理學博士學位。他是《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總裁，其研究領域廣涉北美、歐洲和亞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權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級制和霸權主義》（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 2021）和《大國大戰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等。
原文：Chexit: The Global Asset Managers Exiting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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