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8月29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ders Corr撰文／信宇编译）据报导，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简称FIL，总部位于英国伦敦）是最新一家计划撤出其中国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三年前，富达国际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但是由于散户投资者需求不足，该基金的增长令人失望。
英国路透社（Reuters）率先报导了这个消息。据路透社消息人士透露，“激烈的本地市场竞争、频繁的领导层更迭以及长期难以扩大规模等因素最终使富达全球高管确信，在中国开展零售业务难以为继。”
富达国际（FIL）管理着1.18万亿美元的资产。该公司于2023年启动了中国基金。次年，路透社获得一份富达国际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该基金需要超过140亿美元的资产才能实现盈利。几年后，据报导该基金仅达到约6.7亿美元（不到目标的5%），并开始计划退出中国市场。
富达国际是继其它多家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又一家因国内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撤离中国市场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公司包括施罗德集团（Schroders，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励正集团（Legal & General，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和先锋集团（Vanguard，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等。这些撤出中国的公司面临着来自国内基金和西部中国基金的激烈竞争，而这些基金通常是通过与中国机构的合资企业设立的。
2019年，北京首次邀请全球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全资中国基金。中共政府将此邀请视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而后者则希望借此获得中国公众12.8万亿美元的可投资资产。对于一些国际投资者来说，结局并不好。
中共政权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向贝莱德 (BlackRock，总部位于纽约) 和路博迈 (Neuberger Berman，总部位于纽约) 颁发了启动此类基金的许可证。他们都与中共政权和上海总部有联系。2021年，贝莱德旗下基金在第一周就筹集了10亿美元，这给其它机构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第一个由外国公司拥有、获准直接向中国客户销售的共同基金，并且表现非常好，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
其它几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合资伙伴的股份，将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基金。这些公司随后成为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
包括富达、施罗德和贝莱德在内的一些机构推出了全新的、全资拥有的中国基金，但是这些公司通常规模小于转型后的合资企业，回报率较低，且在增长方面表现令人失望。2018年，先锋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曾表示，未来其在中国的资产管理规模可能达到5万亿美元。但先锋集团却是首家在2023年关闭上海办事处的机构。
次年，励正集团（Legal & General）取消了申请中国营业执照的计划，并将上海的业务规模缩减了约80%。
施罗德集团（Schroders）是一家资产管理规模达1.1万亿美元的英国公司，于2023年在中国设立了一家全资基金管理子公司。但三年后，施罗德管理的中国基金规模仅为2.5亿美元。今年5月，有消息称该公司计划将其中国基金出售给路博迈 (Neuberger Berman）的一家中国全资子公司。
中国拥有一个规模达5.9万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市场，该市场主要由国内基金管理公司主导。尽管规模较小的外资基金正在中国减仓止损，但规模较大的外资基金仍在苦苦支撑。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中国公司（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China，母公司总部位于纽约）是规模最大的外资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340亿美元。宏利中国公司（Manulife China，母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拥有170亿美元的资产，摩根士丹利中国公司（Morgan Stanley China，母公司总部位于纽约）拥有45亿美元的资产。这三家基金最初都是合资企业，后来收购了各自的中国合作伙伴。它们的收益往往优于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基金收益率超过10%。
截至6月份，大多数新成立的外资基金年初至今的收益率不足5%，远远低于国内领先基金经理的收益率。中国排名前11位的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均超过1,470亿美元。总部位于上海的财经媒体《第一财经》（Yicai）指出，国内表现最佳的15只基金的收益率均超过90%，这可能吸引了一些散户投资者。
据报导，国内基金比西方基金具有多项优势，包括品牌知名度、成熟的线上和银行分销渠道，以及由当地人主导的低成本指数和货币市场业务等。
据《第一财经全球版》（Yicai Global）消息人士透露，“大多数国内基金经理花了数十年时间构建完整的产品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投资者认可的业绩记录，建立了本地销售网络，并了解了中国投资者的偏好。”
《第一财经》的其他消息人士指出，为了竞争，外国公司应该将其管理、研究、投资和销售团队本土化。
可能还有其它不太常见的优点。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总部位于纽约与伦敦）的一位分析师在讨论2007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零售银行领域时直言不讳。
“外资银行不会像一些中资银行那样，在不还款时打断人们的手臂。”这位分析师表示。“他们不能这样经营，所以他们必须关注的是高端零售市场。”
另一个挑战就是针对外国公司的隐性政权偏见，以及过度监管。例如，今年6月，中国最高证监会将矛头指向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而算法交易是西方的一大亮点，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的交易市场也是如此。
这些措施也打击了国内算法交易员，但它们堵住了外国公司拥有优势的一个途径。国内正规的基金经理与政府机构和交易所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更容易获得市场数据和监管方面的优惠政策。
这并非外国银行在中国首次受到挤压，而国内机构从中获益。英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率先在上海开创了现代银行业。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其它国家的银行，随后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但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政权接管了银行最赚钱的业务，并强迫它们留用闲置员工。这导致其中大多数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被迫退出市场。剩下的两家主要外资银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当时使用旧名称）和汇丰银行（HSBC，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失去了市场份额。从1979年开始，中共政权在确保国内银行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逐步向外国机构开放了金融业。
由于竞争环境不公平，且监管机构存在不公正，中国对西方投资者而言并非最佳投资目的地。以富达国际集团、施罗德集团、先锋集团和励正集团等公司为例，其投资收益并不理想，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目标。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2001年获颁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获哈佛大学的政府管理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总裁，其研究领域广涉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权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级制和霸权主义》（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 2021）和《大国大战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018）等。
原文：Chexit: The Global Asset Managers Exiting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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