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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1日訊】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民族，在古往今來的社會壓迫中，農民身在社會最底層，受到的壓迫也最重。正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國農民總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所謂文明古國的勤勞、善良、勇敢的民族品德正是他們的形象鑄造的，雖有為統治者制造愚民術的“帝王師”們的所謂禮樂教化，也不能摧毀掉農民的反抗品德。
漫長的中國歷史，是一部中國農民受壓迫史和不屈服于壓迫的斗爭史。封建王朝的多少歌舞升平的宮闕在農民的反抗怒火中化為廢墟，進入現代以來的第一個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就在大陸分崩瓦解了，偏安到孤島上終于醒悟，他們是敗在了中國農民手里。就是在今天的社會，“三農”是否成為“問題”，決不只是開明“天子”和御用文人們在施恩時的主動設問，而是下層人民在壓迫下顯示出的反抗力量，使得他們不得不正視“問題”的存在。
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只從一百年的中國現代史來看，脊梁式的中國農民形象難以計數，彭湃毀家造反，毛澤東在秋收的曠野上揭開了農民革命的大旗，賀龍兩把菜刀決裂了与統治者的依附關系。就是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國進入了“告別革命”后的時代，中國農民在共和國內部的權利博奕中，仍然是最廣大的最低層，他們的反抗精神也并沒有消亡。
如果說過去，農民階級的直接壓迫者是地主階級，其后才是政府，那么，進入共和國以后，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農民所受的壓迫直接來自政府了。在民主社會里，農民通過自己的合法的政治組織和政治行為，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在民主机制仍不健全的現實中，農民爭取自己權利的方式就會是各种各樣的。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體制下，中國農民最聰明的反抗方式是騙，糧食藏在山洼里，卻憑著大馬路邊的荒蕪的“展覽田”向政府要救濟。騙得過的畢竟極少數，于是“瞞”，安徽小崗村十四戶農民的血書便是農民在地下活動中自己解救自己方式的見證。八十年代以后中國重新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但農民在分享改革成果的時候被遺忘了，于是他們采用了拋荒流浪的方式，去城市揀拾改革成果占有者的揮霍后的殘渣。這導致了鄉村凋敝，但絕大多數留守土地的農民怎么辦？
留守土地的農民掀起了抗苛捐雜稅的斗爭。應該來說，中央一些得民心的政策成了農民維護自己利益的隨手的武器，但“縣官不如現管”，中下層官僚階級的腐敗、貪婪、專橫跋扈仍然給農民沉重的壓迫。而沒有制度給他們伸張利益的保障，他們很難會徹底取得胜利。但農民的自發的斗爭畢竟成為中國走向民主化進程的一個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農民階級總是“首先解放全人類，最后解放自己”。下面就介紹一位九十年代的農民反稅斗爭中涌現出來的慷慨悲歌之士中的一個代表。
蔣大清，生于1934年4月11日，家住四川省宜賓縣喜捷鎮新河村，原是軍人，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后因為政治原因，回鄉當了一輩子農民。他在自述中說“我是一個農民，埋頭种地30余年。改革后，一度深信鄧小平理論；但一年又一年卻發現，改革的結果是我們這里農村的衰落、農業的蕭條、農民生活的困苦和官吏的無度欺壓。我想依据政策、法律的武器解決農民不合理費稅問題，可是上告無門！”于是在繼續上告的同時，他采用了兩种反稅方式，一是自己帶頭不交不合理費稅，二是將与基層官僚稅費規定有抵触的中央文件精神向農民廣泛宣傳。
蔣大清92年開始嘗試不交農業稅提留，但由于他沒有對理由的充分准備，結果自己信心不足，屈服了。總結失敗教訓，從93年開始，他到處收集材料，將中央和四川省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所有報紙仔細研讀。93年5月，他第一次“享受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在當地農民間宣講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法規，之后擴大到附近地區，還自己辦過政策學習班，義務向農民宣傳中央文件精神。經過他的思想啟蒙以后，當地農民被發動起來了。農民開始集體到當地縣政府上訪，受到縣領導的壓制，只好回鄉，但開始集體抗稅的默契。縣政府反誣蔑他們要搞“七一暴動”，“宜賓縣政府各机關辦事處7月1日當天一律關門。并且集結了交警、武警兩個大隊的人馬。自編、自導、自演了所謂的‘七一游行’事件！”但這一天農民各自在家干活，縣政府的這次花去了當地喜捷鎮50万人民幣的行動成了“十犬吠聲”。
在農民的集體抗稅打擊下，到93年12月，喜捷鎮的公糧提留收取還不足計划的30%。縣鄉政府為了破坏農民的集體反稅斗爭，采用調虎离山之計，蔣大清被宜賓縣法院通知于12日到該庭有事。晚上回家后，大家告訴他，這天全村14個隊，縣里面都派了工作隊，同時進村，收取提留。他們花了一整天，不但收的提留款很少，80%還被農民罵得個狗血淋頭，少數工作隊還被忿怒的群眾打得抱頭鼠竄，不敢回頭。
12月14日，以宜賓縣農經委主任和喜捷鎮党委書記為首的工作隊，帶著縣公安局的武警下鄉催收稅款。几百農民自發赶來，將他們團團圍住。農民們赶跑了護駕的武警，把干部留下來說理，一直到傍晚17點鐘。天快黑了，這伙人擔心走不掉，又怕車被農民燒掉，只好厚著臉皮來求蔣大清替他們解圍。在縣農經委主任表態遵守中央文件精神后，這伙大小干部被農民放走。
1994年元月13日（農歷腊月初二）清晨，宜賓地區和宜賓縣聯合組織了一次特大行動。以地區書記高万權、專員周繼堯，縣委書記張明權、縣長肖建康，鎮党委書記馬文芳、鎮長王華虎等人為首，帶領警察、工作隊、民工隊（社會上的流民，負責挑糧搶東西）、記者隊和雇佣來的打手，以轎車19輛，宣傳車1輛，大客車4輛，數百人的規模，浩浩蕩蕩下鄉了。他們先派了几個干部“擒賊先擒王”地到蔣大清家，威脅他帶頭交稅，遭到義正詞嚴地拒絕。門外便闖進來更多人，宣布對他強制收取農稅提留。蔣大清面對浩蕩的官僚隊伍，一點也不懼怕，他質問：“你們今天來執行我蔣大清不交農稅提留，對吧？你知道我們農民為什么不交嗎？因為一不合理，二不合法，有朱鎔基總理的講話，中央的文件為證。……我們國家還沒有變！共產党還沒有垮台！”但他的儿子還是怕父親吃虧，主動把稅款交了。當地政府的“擒賊擒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四面八方的農民已經听到了消息，扛著鋤頭，拿著扁擔，握著木棍，里三層外三層把下鄉來的“官兵”包圍了。一個80多歲的老太太躺在大路上，說“要過，就從我身上碾過去”。
到這天上午10點，聚集在蔣大清家附近的各方農民已近10000人。在一場混亂中，有6個農民被抓走，但農民們也扣留了一些官員。直到被捕農民釋放回來后，蔣大清才陸續讓他們离開，并表示 15日上午10點要在當地柏化一處地方召開万人大會，請他們縣政府安排一個場地，准備一万人的伙食。開會的目的是“一發告全縣人民書，二向中央致電”，請他們回去立刻完成這一工作。听到開万人大會的消息，縣政府的人嚇得不行，當天下午就派人送信，叫蔣大清不要開了，縣委、公安局又派人警告他，公安局不同意開會。15日清晨，蔣大清只好在去柏化沿途一一通知，因為政府要鎮壓群眾，這天万人大會暫停，改天再開。他赶到了柏化，農民群眾已經聚集了數千人，他將大家勸散。蔣大清在自述中辨誣說“這場‘反革命暴亂’就是這樣。事實擺在桌上，怎么賴，怎么改也不行！据說，為了13日這場‘反革命暴亂’前前后后共用去几百万。我們不禁要問，人民的財產難道就是用來鎮壓人民的嗎？”
以上的事件的材料來自《農民隊長蔣大清的自述》，更詳細的情況和以后后續的事情都不清楚，但我已經被深深震撼了。我慶幸中央的關于農民減負的文件精神還是英明的，這是蔣大清他們的一場抗稅行動當時沒有遭到悲慘收場的根本原因。在這次農民政治活動中，蔣大清顯示了他的思想宣傳能力，組織領導才能，農民的爭取自己利益的行動是理性的，有中央文件的合法依据的。這場運動也顯示了農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中會出現自己的政治家，他們正在成熟起來。最后，我向蔣大清深表個人的敬意。
2003-1-19
──轉自《新世紀》www.n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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