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鮑彤是全國人民所尊重的，是我們敬仰的師長。這裏沒有任何的不恭。向鮑師提這個問題自有其理由：我們先向活躍在對共產黨的討伐立場的先生們提出，問的是：你討伐到正題了嗎？言下之意是你正被共產旗下那些事實牽著鼻子走；
我們又向胡錦濤向共產黨提出，直逼胡錦濤在：什麼是共產黨都還不知道的前提下，你怎麽知道它可改不可改，能改不能改呢？共產黨是雞蛋還是在頭蛋？
再向前改革的實施者提出，你所動的手是指向事實還是指向共產黨的始根？因為胡趙改革反映了我們全民族的要求，「要求」並不=覺解。以上三種力量涵蓋了整體的我們。
因為鮑師領導過共產黨的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是像在下這樣的堅持打倒共產黨的草芥派，或民主派裏堅持改革的力量，或是鮑先生這樣的竭誠呼籲民主的人士，還是胡錦濤、溫家寶等共產黨要人，都需要知解「什麼是共產黨」，這是非常之迫切的。而事實上這又是人人自覺熟悉到不能再熟悉，卻又確實是並不知解的一個問題。我們民族的各階層，不同社會力量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用全部心力企圖攻克一個並不知是什麼的問題。它會是什麼前景？
在享受民主理念方面我中華民族其實已臻成熟，正是這個早該提上日程的問題沒能提上日程，成為阻塞我們步入民主的瓶頸。這個問題無從繞過，面對江賊民那樣的頑劣，阻撓，胡錦濤還是不得不再行提出改革；不改，已無道路。
我個人的立場是：中國的出路，只有推翻共產黨這麽一條！
對此，胡錦濤當然要待之以敵對勢力。而我卻並不把他當成敵人，連江澤民也不是敵人，我視江澤民為惡人壞人邪人妖人—-理由是：人是自然事實，自然裏只有物性，不存在敵人。敵人，是我們心胸的錯誤運用，心是個別，誰的心也不具有用為判斷標准的資格。胡錦濤的缺陷是：其智慧活動在共產黨觀念的慣性裏，他雖是平民，人也正派，但若不發生理性上的省悟，他就跳不出慣性的束縛，其視野不會從狹隘的集團立場移轉到道理的真假上來，也就找不出出路。他視我們為敵人，他就永遠弄不懂「打倒共產黨」其實只是理性上發生的一種反省，批判！並不是對人的。是從理性裏把共產黨這個觀念清除。因此，無論要通過改革給共產黨找出出路的胡錦濤，還是堅決要消除共產黨的我等。都可以在不付諸實施（不必通過實踐）的情況下通過求證來判定立場對不對，當不當。
雖說目標是敵對的，卻都必須把「共產黨是什麼」當做知識來完成其真值求證。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真理問題，不會因我的要打倒，胡錦濤的要捍衛，答案會有什麼不同。它像「1+ 1=2」、像「內角之和為180度的平面圖形是三角形」一樣對什麼立場都永恒不變。「共產黨是什麼」其真值回答不受階級、意識形態的幹擾，這是一個純粹的知識。
共產黨所說的共產黨，我們所譴責的共產黨，都是只指事實的共產黨。
可是，事實的共產黨不是平白地從天降下從地冒出，它是由人建立的。人用什麼，又是通過什麼造出它來的？倘若人的心裏沒「共產黨」這個觀念，沒有用來創立共產黨的那些心靈材料，共產黨能被造出來嗎？這些材料做為心靈的觀念其本身可靠嗎？它既可被用來創立共產黨，證明它有形態，有能量。那麽，如何對待共產黨這個問題，只考察事實的共產黨，不考察用來創立共產黨的那些材料的確實性，就不可能對共產黨的前途有正確的判斷。也不會形成對它的恰當態度。
無論哪一方對「共產黨」這個名稱所含理義的理解，與它實際上所概括的理義是同一個嗎？只有從純粹真理的立場明白它是什麼東西，才能確定對它所持的立場當不當，或者該取什麼立場。
中國的實際不允許胡錦濤像江賊那樣昏庸下去，楚歌八面，飛花處處——中國已處決疽潰癰的臨界點上，快炸了！
胡錦濤非發動改革不可，他視為敵人的人也是炎黃子孫，也心急如焚的關心著他的路線、步驟。
鮑師是趙公尋求改革的大俠，獄後又高風亮節，堅持並積極影響著對民主的追求。既有當年的經驗，又立足在今天，有原中委可以眾望，又是共產黨反對派的旗幟，身處江湖，卻言出風追，當然鮑公就有責任回顧已往，為今天這兩個平民首腦提供告誡，貢獻國家、民族。
本文是沖著胡錦濤改革的雄心而發，他說到當年胡公要政治改革卻流了產這個前因。雖然是共產黨內部的事，但共黨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部分，並且，它影響的還是我們民族，胡錦濤一旦起步，其實踐的後果還是由中華民族來承擔。所以每一關心民族前途的分子，都有從民族理性這個全局上來檢討已往史的責任。胡公早去，趙公尚在，以他們的正直與善良所推動的政治改革失敗了，釀成了八九民運大悲劇。如此善良正派的人，以如此的高位，而且也的確網絡了一批英才，如此誠心的改革為什麼失敗呢？
站在新的世紀，我們從那個改革裏吸取到什麼呢？鮑師當最有發言資格。
事情越是久遠，過程環節在時光裏刪繁就減，留下的只是軀杆，我們越是能夠只就著對輪廓的把握，更逼真地觸及到我們在智慧運用上犯的是什麼錯誤，更能把握它的本質。
我們能否對那段往史的本質做出這樣的檢討呢？
雖然胡趙二公身在共產黨寶塔之巔，雖然像鮑師等一批賢達竭誠要推動民主，但我們民族，整個共產主義體系，乃至人類的理性還只指向事實的共產黨，而沒有想到應去追問：到底「什麼是共產黨」。我們的整體理性還未達到：
凡人造事實，都不僅僅就是被造出的那個事實之本體，更為本質的是人用什麼才能來造事實？
被造事實的好壞善惡只是表現，其根源並不在事實裏，而深藏在那用來製造事實的材料裏！若沒有這些材料，仲介，人類就根本沒有理性，當然也談不上創造任何事實。我們（包括鄧小平、胡躍邦、趙紫陽、胡錦濤、以及反對派）縱然把事實的共產黨翻個底朝天，也完不成對它的改革！因為共產黨之邪之惡的原因並不在共產黨人，不在事實的共產黨裏—-而存在在用來創立共產黨的那些材料、原理裏。
一切人造事實都只有使用理則才能被創造出來。
因此，我們就必須上升到對我們所使用的理則的批判上去。
我在這裏闡明的是：一座橋梁或建築在力學上的失衡，不是可能通過對橋梁、對建築的修補而使它達到力學合理性的，圖紙的錯誤不能用改革的方式獲得校正。明智的立場只能重建。
這可以看出實踐理性的局限性：從實踐出發，不經歷持久的碰壁，危機，乃至排解危機引出新的危機，這樣一種傳遞，我們是不會觸到這個問題的。價值理念的錯誤，不經歷幾代人是不能進入揭示的。
這樣，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胡趙二公，鮑師，及其整個智囊團隊，能夠回答「什麼是共產黨」嗎？須知：你們是在那裏設計國家、共產黨的出路，還不知什麼是共產黨又怎麽能判定它錯在何處？改革何處？
老毛死到今天，我們民族付出了從肉身到心靈的屈辱，付出了子子孫孫賴以立足的資源、付出了我們人文始祖創立的文化、倫理崩潰的代價，我們收到了什麼呢？民族的腐敗！幾經掙紮卻沒有前進。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們沒有去想我們（人類）是用什麼構成了我們的能力的，我們牙根上就沒思考用來構造我們能力的那些材料是對是錯。—-這才是我們錯誤的根源。
八十多歲的中國共產黨，從它的開山師爺陳獨秀到今天的平民領袖胡錦濤，集全黨的智慧也沒能達到「什麼是共產黨」這個真知。我們怎麽可能找出一條擺脫困境的道路呢？
共產黨不是陳獨秀、李達、張國濤、毛澤東……那十三條漢子像一合閘門電燈全亮了那樣突然湊到上海去建黨的。對共產黨，他們得先有所聞、所思、所知，先形成心理要求，產生決心而後才往上海湊的。
問題就出在這裏：「共產黨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早在他們的聞、思、知之前已經完成。他們的心與「共產黨」只是種納入關系，只是將「共產黨」做為一個信號納入意識，就像我們之進入屋子，大腦只是做為庫房，輸入了這個觀念，並被這個觀念所規定、所支配，被「共產黨」這個觀念牽著鼻子，或者從背後推著走。他們始終沒把「共產黨」做為一個純粹的知識完成求證：這觀念固著著什麼理義，一代宗師的陳獨秀以及同代的戴季陶、陳公博、李達、李漢俊、毛澤東……都始終沒能覺解。激情把他們推進了那個廟門，個人智慧還未來得及自省，做為理式的「共產黨」就像金箍咒一樣把他們牢牢地束縛了。他們來不及想到去求證它，就永遠地喪失了求證的可能。
像今天的我們一樣：面對著失業市民的苦難，無路可走的農民的處境，連連傳來的拆遷自焚，共產黨高層的無恥慘忍……血淋淋的事實把我們的心給牢牢地抓去了，全身心地投入了呼號吶喊，我們的智慧都附著在事實上了，哪里還有在知識上搞清它的機會。當年胡趙授命於危難，只顧著去撥亂，去排險，那還有機會反省自己所在的「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麼」。我想鮑師所受之命也是處理事務，找出出路，當年的體改辦一類組織也就沒有純學術的研究。
政黨的本質不是由人考慮出來的，它是天然的。從毛老人為始，就沒有人去清理這層關系，我們始終都確認政黨是人建立的，這就讓用來組建政黨的那些材料漏網在我們的批判之外。
今天的世界是個什麼局面呢？十五個共產黨國家已垮掉十一個，共產的頑固性其實就只存在在我們一國，這個國太大，人又太多，它躺倒坐著站著歪著邪著都不會傾倒。這兩個條件，使它即使在意識形態完全崩潰，政權癱瘓的情況下，仍可以靠慣性維持很久，一個垮了的大廈與沒垮一樣大，一樣重！且，「六四」太血腥，不容易跳出它的恐怖。這樣，國際共運史的遺產總結就與中國向人類價值的回歸相同步，蘇聯已走出去了，回答「什麼是共產黨」這一人類理性的反省便只能由我們來承擔。
我很猛浪地向鮑師，向林牧、吳江、胡績偉、嚴家其、院銘、吳國光、蘇紹智、郭羅基……等等賢達提出這個問題，有一些強人之難之嫌。在我這樣做之前已躊躇慚顏很久，但沒有辦法，諸位先生不來發生這個思考，這擔子扔給誰去？中國的形勢又緊迫地需要這個回答。你們都是思考者，你們也是中國人，你們就有這個義務。倘若你們用回答了這個問題的立場，再來包含你們目前的文章、時評，其觀點能否一樣呢？假如在你們的帶動下，許多許許的人都發生了這種方式的思考，還愁沒有出路嗎？我們思維的縱橫交錯會構造出一個什麼樣的輻射場呢？會發酵出什今樣的思維流變呢？請諸位能考慮這一請求。在下為莽撞致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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