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今年七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港，並簽訂了中港「更緊密經貿安排」（CEPA）協定，主要範圍包括「零關稅」、「服務業進入」、「投資貿易便利化」等，是中央在經貿方面支持香港特區的一項政策。
最近上海市長韓正率領了上海市代表團訪問香港，並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召開首次「滬港經貿合作會議」，定下了滬港合作的八合作共識，實行在港招商和招攬人才。
今次上海市訪問團訪港，進一步促進滬港經貿合作，不過上海的名字讓人想起了著名的「周正毅」事件，還有代表上海拆遷戶的律師鄭恩寵今天在上海市第二法院被裁定「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名成立，被判入獄三年。另外，上海市拆遷戶代表沈婷於十月二十五日到北京上訪時，被北京國家安全局人員搶走有效證件和錢包……。
隨著中港在經貿上更緊密合作，兩地經濟一體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在回歸六年多以來，經濟出現了近年罕見的困難，究竟中港更緊密經貿合作，長遠來說是禍是褔？
著名中國經濟社會學家何清漣為本報讀者分析了兩地經貿合作的關係。她以「肉羹」比喻中國政府與國內「新富人」的複雜關係；她說：「這架絞肉機每天製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運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說不定又成為被別人分食的肉羹。」
何清漣指鄭恩寵以至河北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的遭遇說明了中國陷入「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表明公權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她認為，「如果香港還能夠選擇的話，當然還是要保持『一國兩制』……不要讓香港內地化，不要將香港百餘年來積累的政治文化資源喪失殆盡。」
以下是專訪的內容：
關於中港兩地合作
何：中港兩地合作，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就開始了，只是那時沒有採用這種由政府出面簽條約的形式。那時中國未對外開放，需要香港做轉口貿易與國際金融方面的服務，更兼香港在出口導向型的幾大産業如服裝、玩具、電子有優勢，所以香港之於中國大陸，那時是隻下金蛋的母雞；香港産業爲降低勞動力成本與廠房等基礎設施的價格，紛紛內遷，珠江三角洲的發跡就得益於香港這隻處於産蛋旺盛期的「金母雞」，而且那時中國政府（包括廣東省地方政府在內）都很清醒，知道廣東沿海地區的前途是香港化，而不是讓香港內地化。
但現在情況變了，九七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承諾雖然沒有推翻，但事實上是政治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了。而香港企業大量內遷導致經濟空心化，再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香港作爲貿易中轉站與亞洲地區金融中心的地位的優勢都已經漸漸失去，香港經濟進入近四十年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不僅不能再爲大陸下金蛋，反而在經濟上需要依靠大陸。中國政府不管是出於責任或者出於利益考慮，都不能棄香港於不顧，所以才會簽訂這種所謂雙贏的條約。但是隨著經濟上的依賴越來越深，政治上的一體化是遲早的事情。
中國政府採用這種經濟合作與利益牽引的方式達到目的，比去年開始強行推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那種蠻幹的方式要高明多了。香港的自由其實從「九七」前就開始逐步喪失，這個喪失的過程有如「青蛙的溫水效應」。所謂「青蛙的溫水效應」是指如下現象：將一隻青蛙放置一鍋涼水中，逐步給水加溫，在溫度逐步加升的過程中，青蛙最開始未能感到危險並逐漸適應，待水溫升到危險的熱度時，青蛙再想跳出，但已經喪失縱跳的能力了。經濟合作與利益牽引的方式最大的特點是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而且最後讓人不明白：「我們爲什麽會變成這樣，是誰讓我們變成這樣？」
香港自由的喪失其實是從香港的媒體「自律」逐漸開始，我在深圳時一直看香港電視與報紙，從媒體的用語與報導中迴避的一些問題就很清楚地感知這個問題。
對周正毅案件的評價
何：周正毅案件很典型地詮釋了中國政府與新富階層之間的複雜關係。
從去年起，中國政府與新富人的關係讓國際社會猜疑不已：一方面，江澤民大張旗鼓地提出「三個代表」，爲中國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聯盟開闢了一條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個代表中「先進生産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因各種原因而成爲階下囚，於是國際社會想不通：爲什麽中國政府一會將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級政協裏面給他們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親」；一會卻又將他們作爲罪犯拘捕，並歷數他們各種確鑿罪行，傳檄天下。人們被這種前後自相矛盾的各種資訊弄得恍恍然、惶惶然：這些富人們到底是罪犯還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新寵？而許多投資中國大陸的商人也被折騰得一顆心有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國投資到底安全嗎？這種昨爲座上賓，今爲階下囚的命運什麽時候也會降臨我的頭上？」
其實，中國政府與新富人之間這種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的關係，完全是由於中國社會轉型期新富人們致富的「中國特色」所注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沿著兩條線路推進：一方面將原來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經濟」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權力從某些領域撤出，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在這一進程中，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官員仍掌握著大量再分配權力，私人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它們與官場關係的密切程度。與國家部門做生意、從制度轉軌過程中賺取部分壟斷租金，是商人們最好的經營策略，盈利更像是國家權力庇護和施捨的結果，可以說在當今的中國，「官員是造就國王的人」。在官員與商人相互依存關係形成過程中，財富越來越成爲權力的攫取物件，但卻還遠未成爲獨立的社會力量。私人經濟對於再分配權力的依附性，決定了金錢勢力在國家權力面前還缺乏獨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獨立性，富人們雖然非常富裕，卻缺乏安全感，這是中國近年來富人們大量移居海外，中國大量資本外逃的原因。
這幾個富人成爲階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無法知曉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國外－－他的落網可能會導致某一區域或某一層級的官僚系統癱瘓，爲了「愛護黨的幹部」，有關方面有意放行。楊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場非常複雜的政治賭博保護自己，卻觸怒了中國當局；而周正毅是因爲「拆遷」讓衆多平民破産，逼得他們爲了生存不惜拼個魚死網破。但從他們幾個致富的途徑中卻可以窺出中國新富們最典型的「登龍術」：股市（當然要靠種種黑幕手法）、房地産、與銀行合謀貸款進行各種「空手套白狼」的遊戲。而這幾個部門正好是政府權力干預得最多的地方。
中國政府絕非好政府，但表面上畢竟不能將貪污腐敗作爲立國原則，還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國際社會表示自己並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現代國家。由於這一點，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團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別人的把柄，以爭取更多的利益，於是反貪污腐敗成了打擊對手爭奪利益的最佳藉口。每一個新富落網，引發的必然是一連串政治地震。可以說，這些富豪們演繹的故事只是中國當代政治經濟鬧劇中的一幕而已，這場戲離落幕還遠著呢，目前在台下觀戲的說不定哪天就又成爲戲中人物。
要言之，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中國的富豪們其興也暴，其亡也速的命運。這架絞肉機每天製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運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說不定又成爲被別人分食的肉羹。所謂法律，在中國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與道具，絕對不是弱者與失敗者（包括這些曾經雄睨一時的富豪們在內）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工具。
鄭恩寵的被捕與審判
何：鄭恩寵律師的遭遇很典型地說明了一個問題；政府已經不顧任何公義及政府本身應該恪守的原則，放棄了弱勢群體，並用「國家誣陷」的方式來對待一切敢於挑戰政府權威的人。
早在九十年代後期，江澤民就確立了一個原則：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這是因爲當時中國已經在世界人權公約上簽了字，爲了表明自己也尊重人權，說一套做一套成了中國政府自以爲得計的「外交策略」。鄭恩寵律師是因爲幫助拆遷戶申訴而被捕，而拆遷問題已經成了中國各地民怨沸騰的一個矛盾集結點，而沒有政府在背後或明或暗的撐腰，那些公司是不敢這樣公然爲惡的。最重要的是，近些年來，「國家誣陷」這種方式並不僅僅只用於鄭恩寵律師一案，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比如河北大午集團的董事長孫大午先生即是一例。明明是當局對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不滿，偏偏要找出他在一九九二年的非法集資問題。問題是：這事情都發生在十多年前，如果集資當時是非法的，當地政府那時都幹什麽去了？這兩個案例還只是我們看到的，許多事例根本就沒見之於媒體。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表明公權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爲黑社會化，這與國際社會一些失敗國家十多年前的狀態差不多。中國是個專制國家，但專制國家並不一定導致國家失敗。問題在於如果出現了上述三大特點，而社會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或者沒有能力來扼制這種趨勢，中國的前景就令人不樂觀了。
香港回歸中國後應該扮演的角色
何：如果香港還能夠選擇的話，當然還是要保持「一國兩制」。如同我前面談到的，不要讓香港內地化，不要將香港百餘年來積累的政治文化資源喪失殆盡。有人說，華人文化圈很難有西方那種民主政治，香港有自由沒有民主，新加坡有民主沒有自由，臺灣有民主、自由卻依然還不是法治。但這三種形式無論哪種都比中國大陸的現狀要強得多，所以香港人應該設一條底線：經濟上盡可以合作，但政治上還是保留原來的體制不變。不過，集體行動有時候是無理性的，每個人都只考慮自己的近期利益，而很少考慮到個人行爲最後會導致什麽社會結果。臺灣商人目前的舉動就是個例證。
順便說一點小花絮，中國加入WTO那一年，我正好途經香港，看到董建華先生在電視上興高采烈地大談中國加入WTO後，將會大大促進香港經濟的發展。我當時就對兩位香港記者講：「中國加入WTO以後，香港會喪失貿易中轉站與亞洲金融中心的優勢，香港經濟會大受影響，他有什麽好高興的？他作爲特首，應該談『中國加入WTO以後，香港面臨的經濟轉型』才對。」當時一位記者沉默了半分鐘後答：「他也不是不知道這些情況，只是必須這樣說罷了。」我想，如果連對這樣的經濟問題發表看法，都必須按中央政府的口徑談，香港的獨立性有多大，有沒有可能自選角色實在很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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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一九八三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八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及廣東暨南大學任教，並長期在報社供職。近年來專門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主要代表作有《現代化的陷阱》（海外版名《中國的陷阱》）、《經濟學與人類關懷》、《人口：中國的懸劍》等。二零零一年六月中旬被迫辭國，現居美國。
其著作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創下了中國學術書暢銷的首例，並被譯成日文等外文出版，美國著名書評雜誌《紐約書評》（一九八八年十月八日）刊發了長篇書評，給予該著作極高評價。其多篇學術論文也被譯成英文。近日由博大出版社推出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已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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