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8日訊】時至今日，在大陸研究“文革”依然是一個禁區。中宣部的文件中規定，關於“文革”的著作必須嚴格把關，不得隨意出版。八十年代曾經出現過一段比較寬鬆的、研究“文革”的時期，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后，這個剛剛打開一點的門縫又關上了。九十年代末，專門研究“文革”問題的旅美學者宋永毅在回國搜集資料的時候被安全部綁架，秘密關押了相當一段時間。在美國方面的壓力下，他才得以返回美國，重獲自由。至此，人們對“文革”的歷史更是噤若寒蟬。而《芙蓉國》的出版可以算是打破禁區、陳說歷史的一次嘗試。它是第一部描寫“文革”全過程的全景式長篇小說，也是一部對“紅衛兵運動”作出深刻反省與檢討的長篇小說。
《芙蓉國》的作者署名“辛克”，是英文“think”的音譯。其實，作者就是大陸作家中頗有爭議的柯雲路。柯雲路在八十年代是著名的改革派知識分子，以長篇小說《新星》聞名一時，其主人公即近年來備受媒體關注的、主導山西長治新聞改革的呂日周。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中，柯雲路是積極參與者之一，不僅參加了多封公開信和宣言的簽名，還多次到廣場上支持學生的行動。九十年代之後，柯雲路一度沉寂，後來讓人困惑地成為氣功等神秘主義的支持者，為之寫作了大量的“報告文學”。其中，最讓他名譽受損的是為游醫胡萬林寫作傳記，而胡萬林後來因詐騙罪名被判重刑。
就純粹的小說藝術來看，《芙蓉國》顯得比較粗糙；從反思深度來看，柯雲路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上，無法跟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等反思極權主義根基的巨著相媲美。但是，柯雲路勇敢地掀起“文革”的紅蓋頭，這一行為本身就讓人肅然起敬。更何況這部七十三萬字的宏篇巨著結晶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在人人都在迅速忘卻歷史的今天，這樣的寫作是對記憶的捍衛，也是對人的尊嚴的捍衛。
《芙蓉國》介於小說與紀實之間，寫上層時多用史家筆法，寫下層時則幾乎都是虛構人物。小說穿插毛澤東在二十年間的心態變遷，不時展示其隱秘的宮廷生活。第六十二章中，一方面寫毛波瀾起伏的心理活動，對中國歷史的回顧和對中國現實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寫毛與護士李秀芝之間的曖昧關系。“李秀芝一雙綿軟而又柔韌的手在他肥胖鬆軟的大腳上搓著，捏著，嘴里還說著：‘我料理這雙腳這麼多年，都料理出感情了。’”宮廷外的血雨腥風與宮廷內的春色無邊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上層的腐化墮落與底層的困窘苦難顯示出無比巨大的張力。我猜想，這些
細節來源於早於《芙蓉國》而在海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由此可見，歷史資料的發掘對於作家文學創作的刺激和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殘忍和荒謬，超越了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文學想象。著名漢學家林培瑞曾經在為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寫的書評中指出：“毛確確實實是一個殘暴的惡魔：自大狂、對二十世紀科技和語言充耳不聞、猜疑成性、殘忍、詭詐、欺騙、荒淫不堪。如果對歷史上破壞性最大的暴君所造成的死亡、苦難和欺騙竟然不感到義憤填膺，那就是愚不可及了。”
我注意到，《芙蓉國》中有關周恩來的描述，也與以前大陸作品中周的“聖人”形象有所不同。周不再是慈父般的總理，而是城府極深的權臣。小說寫道，在萬人批鬥會上，周與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起出席，他先伸手示意其他人跟在江青後面先走，而自己不前不後地走在江青靠後一點的位置上。周永遠知道自己面對成千上萬的群眾，也永遠注意自己身邊的一班人。小說用“春秋筆法”寫道：“周恩來將這一切都看清楚了，又顯得毫無觀察。他總是親切地、和藹地、平易近人地同時又不失嚴肅地在自己的角色中。”有人說，周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演員，此言不虛。周一生都在演戲，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恢復真實的生活。小說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江青特意要乘坐周恩來的座車。周恩來有坐車辦公的習慣，身旁放著一疊文件。這時為江青騰地方，就把文件收起來放在腿上。江青說：“影響總理辦公了。”周恩來用他通常的幽默又不失嚴肅的口吻說：“和江青同志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辦公。”他順手將一個有一定厚度的鬆軟而又光滑涼快的草席墊從自己身後抽出來，墊到江青腰後，江青對這樣的照顧十分滿意。這一細節將周的個性展現無遺，不加一字的評點，而讀者自然心領神會。這些細節，也可以參照剛剛出版不久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兩相對照，相映成趣。周是中共“先賢祠”中最後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聖人”，而還原周作為毛的幫兇和奴才的本質，還需要更多知識分子的努力。
小說的主人公盧小龍由中學生造反派領袖成為下鄉知青，由高幹子弟而入中國底層社會，終於大徹大悟，最後因張貼“反革命”的大字報而被殺害。盧小龍的身上有遇羅克的影子。他是小說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一個人物。
對於七十年代以後出生、對“文革”完全陌生的中國的青年一代來說，閱讀《芙蓉國》不失為了解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極佳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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