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對抗是知識分子最感舒服的姿勢」這是對知識分子最好的定位。出自法國思想家鮑德裡亞之口。他的著作《仿像和模擬》、《公元2000年已經到來》在中國有出版。他這個觀點，打消了一直困惑我以何種角度來解讀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歷來知識者命運苦難的難題。這是警誡知識者的金語良言。
站在人性的角度考量，對抗，在當下是出於被迫的選擇，是為了基於捍衛基本的人權——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權利最積極的姿態。因為以前對獨裁的清算太少了。獨裁專制像一個積壓在知識者身上的龐大物體，為了自由呼吸，只有決絕的反擊。如果極權剝奪這些基本權利，擺出對抗的姿態，不會遭受來自良知的不安——這種對抗人性的、道義的、建設性的。批評也是對抗的一種姿態，是知識者的天然使命之一。但是，在善意批評也要遭受打壓的情形下，對抗成為知識者在死胡同裡還擊的唯一方式。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禍害之一，就是對文化人的人格閹割，這種閹割也是知識人自己給正統極權者提供的口實和刑具。稍懂中國歷史的人就明白，從來沒有一個知識群體主動站出來反抗專制。由士而知識分子，從來都是政治功利分子，從來沒有真理信仰，從來沒有對真的追求，從來沒有講真話的勇氣。
中國知識者反抗強權的最高極限就是不合作——避世歸隱、樂山游水；次一級就是文字上彎彎繞繞、隱晦表達；最不齒的是跟獨裁者同流合污。知識界的硬骨頭很難找到幾個人，要找軟骨頭一抓一大把。他們在極權面前可以坦然地表現出「無為」和「逍遙」。魯迅的《阿Q自傳》、《藥》，文革作品《干校六記》、《牛棚雜憶》，後來的《活著》都是對個體苦難無窮無盡的拷貝敘述，看不到「拯救」和「復活」。復活（復職）的是知識者的肉身，死去的是知識者精神。屈原、李白、杜甫的詩篇，少見對個體生命的關切。他們的文字是求美的，是掩飾的，不是求真的。都是將自己局限在臣僕、小農的範圍。後人接受的都是 「順從」的精神遺產。要檢討中國人權得失，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是最好的標本。如果把中國的人權坐標向東延伸到韓日美，往西推到歐洲大陸，向北劃到蘇俄，往南拉到菲律賓、印尼。你就會發現：中國所處的這片最大的亞洲大陸是人權的真空地帶。中國第一次人權運動當數「五四」，這次僅是人權啟蒙，遠沒有到人權落實到個體的程度。最後保持獨立精神的恐怕只有一個魯迅，其他都被政治權勢招安了。星星點點，胡風、顧准撐起中國大陸知識者的一根肋骨。
社會根本性變革，一般經歷三個階段：初期由知識群體的前衛——作家、詩人、藝術家、記者等群體，創新或者引進先進觀念；其次，學者、思想家、專家、哲學家結合國情予以理論打底；最後，政客（歪嘴和尚唱經往往走向獨裁）予以實施。「五四」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走到半截子。知識者的集體妥協和投誠，將「五四」僅有的果實拱手叛賣給獨裁者。這就是中國知識者沒有真理信仰，只求政治功利的後果。假如魯迅是個政治家，他的歸途將是被「五四」戰友出賣，送上斷頭台。就像法國大革命的丹東和羅伯斯庇爾。100多年了，公民意識遠未普及。在一黨獨大，黨國一體的獨裁下，不可能形成公民社會。那麼，產生象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姬那樣的人權領袖，對現實中國非常必要，在當前的政治經濟格局下，也比較現實。當局不給這樣疏放民間積怨的空間，那是太愚蠢，太嗜權了，是拿國家和14億人賭博。恐怕這樣走下去，中國前途遠比蘇聯解體要嚴重百倍——《黃禍》預言的戰亂就是中國明天的現實。蘇聯解體，長遠看，是有福於各獨立的邦聯國家的。中國太需要一位自己的人權英雄了。在暴政的天空下，英雄是稀缺的，中國呼喊英雄。延迭的苛酷政治暴力是一個因素，知識者又反抗了多少？
「全盤西化」，如果在100年前就喊出來，洋務運動不會半途而廢，新文化運動也不會淪落到集體招降。全盤西化，俄國的彼得一世改革，日本「明治維新」就是成功的例子。之所以中國從來沒有過政權平穩轉型的例子，知識群體的自覺擔當意識極度缺失，是主要原因。這就給暴民文化留出了空間。政治是文化的產物。權利是自己爭取來的。對抗只是手段，得到普世權利才是目的。知識者是社會的精英，佔有各種優勢資源，那麼，普及公民意識就是義務。單就經濟權利而言，弱勢群體佔有數量，保守估計約占1/10人口；而就政治權利，除了體制內者，其他絕大多數人都是弱勢群體。從基尼係數0.46可以看出，貧富懸殊超過0.4警戒線，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知識者還要退縮到哪裡？
「邊緣化是知識分子的本真狀態」。鮑德裡亞被看作出言大膽的思想家。這句話似乎就是說給中國知識者聽的。我理解這句話：知識者要對政治、權力、政府警惕，保持獨立自由立場。我自己引申為：如果跟暴力政權合謀，「三反」、「五反」、「文革」災難，還會降臨。
2003年11月21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