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在毛澤東的早期著作中，無疑是一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它不僅奠定了中共領導的武裝革命、暴力鬥爭奪取政權的理論，而且一開始就確立了農民中無產者為革命基本力量的問題，從建立武裝軍隊奪天下到立國掌權以後歷次的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皆以此為圭臬，乃具有根本指導性的實踐意義。這篇雄文，可奉為中共革命成功的「聖經」。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踏上去滾。」這些革命暴力味十足的話語，曾被廣大國人所熟悉並運用，文革期間，批鬥會上、武鬥場面，集體洶洶朗誦，已被普及到不識字的人都會背誦的程度。實際上，出自於該文的這幾段語錄，確能道出這篇文章的要義和靈魂。暴烈、暴力、打翻、恐怖，這些詞語，在本文中是作為一種革命的行為理念而肯定、並大張其幟的宣揚的。
當時的湖南是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許多遊民無產者（又稱流氓無產者）加入農民協會並進入領導層並非少數。毛澤東在本文中就說到衡山縣的農民協會中赤貧階層佔百分之五十。按照他在本文裡的說法，遊民無產者屬赤貧階層，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
流氓無產者或遊民，相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起柱石作用的「石民」（士農工商四業之民），是指無固定職業遊走於城鎮農村的邊緣群體。其歷史悠久，影響深遠，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造反動亂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從嘯聚山林的黃巢、李自成到登上大統的劉邦、朱元璋、洪秀全，都是遊民從底層躍上成功為梟雄霸主的例子。與其說他們具有反叛性革命性，還不如說他們打亂了社會正常演進程序，造成暴亂的力量。王學泰先生在《被忽略了的遊民和遊民文化》一文中對遊民意識、社會作用有著深刻分析：「他們脫離了社會秩序、失去角色位置，是沒有根基，隨時勢浮沉的一群。暫時獲得謀生的手段極不穩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們有一種不安全感焦妁感，這決定了他們對現存秩序的反叛性。從總體上來說，他們是反社會的，而且隨時都可能引發出破壞一切的能量。他們又很少有文化教養，因此也就沒有文飾的習慣。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飾的心態、性格、觀念，在遊民看來毫無必要，因此遊民意識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暗面。遊民一無所有，為求生存，他們富有進擊精神，這一點與大多數國民退縮保守的性格不同，他們是我國傳統社會中最具有政治主動性的一夥，敢於索取屬於他們甚至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特別是在社會動亂或改朝換代之際，他們是「敢為天下先」的，並常常在世事變化中獲得最大利益。」
二十年代湖南農民運動時期毛澤東的革命主張，完全不同於知識分子共產黨人陳獨秀等反對武裝暴力，搞政黨政治的理論。他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暴力奪取政權的思想應該產生於這一時期前後。在實踐中，他尤其看準了遊民無產者好勇鬥狠、不怕死的精神進擊能量，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裡他這樣說道：「遊民無產者……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所以他並不諱言遊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聲疾呼痞子運動「好得很！」
我手中有兩本毛澤東選集，一本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經過修訂後出版的，（簡稱人民版）另一本為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簡稱中央局版），16開本，內文繁體直排，暗紅色封面上印有「黨內文件幹部必讀「的字樣。此書應是毛著較為權威的早期結集本。對照兩本選集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的異同，我認為中央局版恐怕更為準確的保持了毛澤東文字思想的原始風貌。特別是關於遊民無產者部分，讓我特別注意到的是他對農運領導人的身份、地位、樣貌毫不掩飾的定位和分析，有非常獨特之處。現將有關原始文字考訂恢復如下：例一，「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中央局版第11頁第5行）例二，說作為農村革命基本依靠對像之赤貧階級指「全然無業，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中央局版第10頁第10行）。例三，「紳士們……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是『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筆者註：指不勞動游手好閒並識得幾個字的人）、賭錢打牌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中央局版第8頁第3行）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遊民無產者是理直氣壯肯定其造反精神的。事實上中共早期第一代領導人如賀龍等，正是來自這一革命時期中的遊民無產者。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催生無產階級老一輩革命家的搖籃。所以毛澤東當時在文章裡稱讚他們是「革命先鋒」、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
六十年代文革初期造反武鬥正熾，毛澤東的權威如日中天的時候，大報小報傳達中央領導人正式與非正式講話精神，代替法律和政策指導運動開展。社會上廣泛流傳毛澤東兩則講話：一是他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裡說，「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二是1964年12月2日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經歷過文革的人也許還記得，當時的武鬥狂熱分子、造反群氓，被這兩段語錄所激起的豪情霸氣、天不怕地不怕，老子砸亂天下的精神和作用，遠遠超過江青說的「小青年愛玩槍，」「文攻武衛」之類的話。
中共領袖中，毛澤東是一個非常有獨特個性的人，正如他曾對斯諾形容自己乃「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兩段語錄雖未正式收入他的文集，恐是在工作講話中隨口說到而被記錄，但卻能如此傳神表現出他的「虎氣」與「猴氣」，並且和他四十年前寫下的文章內容一脈相承而互相印證。我認為，從二十年代共產革命時期他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文革運動，以及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實踐，這兩段話頗能體現他的超常思維方式，並且性格邏輯也是完全一致的。
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選》是經過毛親自修訂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中他刪去一些過於真實具體描述流氓無產者的有關文字，作為登上大統的統治階級和統治者，從政治需要出發，或有文飾的必要。但歷史真實不容篡改，毛澤東一生的思想歷程不能隨意閹割和斷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央局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篇，作為初始原文更為準確、真實。
2003.12.14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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