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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1日訊】：2003年3月28日晚，著名學者劉軍宁在中國政法大學遭遇了一次奇怪的經歷。這次經歷對“政法大學”這個名稱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對劉軍宁本來安排的學術講座的題目“憲政中國”更是一次莫大的諷刺。
2003年3月26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社團“爭鳴社”策划邀請著名政治學學者劉軍宁來學校作題為“憲政中國”的學術講座。社團的負責人將這一活動向學校團委匯報，得到了團委的支持。政法大學的學生社團活動比較有特色，采取各社團競標的方式，結果爭鳴社以12票對6票擊敗了競爭的社團，獲得了此活動的舉辦權，并得到校方撥給的六百元人民幣的活動經費。
從27日起，爭鳴社的許多同學便著手操辦講座事宜，落實教室、張貼海報等，均有條不紊地展開。28日晚6點30分，劉軍宁來到學校，几名學生陪同他到學生餐廳就餐。7點20分，就餐完畢之后，學生陪同劉軍宁走向講座地點第一階梯教室。与此同時，在教室負責接待的同學突然發現，學校的團委書記和副書記帶著數名身穿黑色西裝的不明身份者，來到教學樓大門前。7點30分，也就是講座預定開始的時候，劉軍宁等人即將走進教學樓，突然之間，整座教學樓全部斷電，在教學樓中的數千學生均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斷電之后，校方人員開始封鎖教學樓，只准出不准進。在現場“維持秩序”的人員，既有身穿制服的校警，也有學生會的党員干部。見到這种情況，爭鳴社的同學只好將劉軍宁護送出學校。其中有一個同學混入第一階梯教室，發現還有許多同學不愿离去，他們看到有人走進來，還以為是主講者劉軍宁，便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爭鳴社的几名同學在送走劉軍宁之后，發現校門旁邊停靠著兩輛神秘的奧迪轎車。眾所周知，奧迪轎車是某“特別部門”最喜歡使用的轎車。他們還惊奇地發現，在短短十多分鐘的時間里，他們在各宿舍樓張貼的關于講座的海報全部被撕得干干淨淨，而其他活動的海報卻完好無損。之后，這几名同學發現他們受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跟蹤，他們便回到了學生宿舍。不久，社團負責人受到學校團委的召見，團委的有關官員嚴厲警告說：“今天的事情不僅惊動了校長，還惊動了教育部和安全部，他們都派人來了，甚至還准備了防暴警察，你要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你們不准再談論此事！”直到第二天上午，爭鳴社的一名同學在校園里行走的時候，還受到兩名校警長時間的跟蹤。
据政法大學的同學表示，像這种突然斷電的情況，他們在學校學習數年間只遇到過一次。因此，据我分析，這次斷電顯然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關方面精心的安排。采取斷電的辦法來阻止學術講座的正常舉行，也虧得某些人士想得出如此下流和卑鄙的手段來。本來，劉軍宁這次講座的題目并非敏感話題，因為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關于“憲政”的討論逐漸浮出水面，從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到民間社會，都在談論中國的“憲政問題”。作為中國最优秀的政治學學者之一的劉軍宁，來到作為中國最优秀的法學院之一的中國政法大學，作一次關于憲政問題的講座，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且，校方事先也批准了這次活動，從程序上來說，這次活動完全是合法的。有關方面難以通過正常的途徑來阻止講座的舉行，居然采取這种下作的手段，甚至拿“防暴警察”來威脅學者和學生，充分說明今天中國的大學早已經不是一塊“精神的圣地”。中國的大學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呢？“有關部門”已經把答案告訴了我們。沒有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大學，還能算是真正的大學嗎？處處是特務和警察的大學，只能是“特務大學”和“警察大學”。
“六四”大屠殺之后，大學成為中共控制的重中之重。中國大陸所有的大學都淪為“警察大學”、“党化大學”和“奴隸大學”。官方通過地毯式的輿論宣傳和若干御用學者的配合，在大學中拼命灌輸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民族主義等邪惡思想，企圖將新一代青年制造成麻木、冷酷、自私的奴才和奴隸。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官方一方面打著關心教育的旗號，通過投入資金、改善待遇來安撫和招安大部分的大學老師；另一方面則用种种手段來打壓、迫害那些堅持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學者和教授，阻撓他們接近并影響青年學生。秦暉、錢理群、肖雪慧、摩羅等諸多堅守學術良知的大學老師，都遭遇到了各种各樣的不公正待遇：要么被凍結職稱評定，要么不准公開上課，甚至停發全部的工資。同時，某些御用學者卻飛黃騰達、五子登科，如厲以宁、朱蘇力、劉偉、林毅夫等人，儼然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成功人士”。他們“輝煌”的人生軌跡，對那些剛剛考上大學的青年學生來說，具有
莫大的“榜樣”的意義。至于基本的學術品格和做人的良知，在許多青年學生眼中都成為了一些虛幻的、過時的觀念。近十多年來，官方在大學校園中實施的“一手胡蘿卜、一手大棒”的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學已經成為官方的“囊中之物”。
劉軍宁的遭遇，最近几年來我本人也不斷地遭遇到。兩年前，我應邀到貴州的几所大學作學術講演，本來貴州大學、貴州醫科大學、貴州民族學院等學校已經安排妥當，但就在我到達的貴陽的第二天，省委宣傳部就專門下文，命令取消所有活動，不准我進入貴陽的所有大學。去年我受邀到南京四所最著名大大學——東南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作學術報告，但我剛剛講完一半，江蘇省教育廳和宣傳部便迅速下令取消后面兩個大學的講座。最近半年來，這類事件又連續發生了四次：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林業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學校的講座，先后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對方要么是說上面命令在“兩會”期間不准安排活動，要么說臨近考試學生太忙。中國人民大學采取了与中國政法大學相似的、卻更加高明的手法：他們沒有將整座教學樓斷電，而僅僅是將這一間教室斷電——無比“巧合”的是，恰好是安排我的講座的那間教室的電路坏了，有關方面還特意派電工來裝模作樣地修理一番，然后告訴同學們說暫時修不好。而中央財經大學的同學則告訴我說，是學校“保衛處”通知他們取消講座的。我感到好笑的是，一次學術講座跟“保衛處”怎么扯得上關系呢？我不過是一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我不需要“保衛”，而我也形不成對“安定團結”的局面的“傷害”。我和劉軍宁先生都屬于“坐而論道”的知識分子，本不該受到“那雙看不見的手”如此高度的關注。
最近我在讀台灣啟蒙思想先驅殷海光先生的文字，殷海光當年在台灣大學的遭遇讓我深有感触。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的教育》一文，痛斥國民党破坏教育、毒害學生的卑劣行徑，他指出：“今日台灣的教育，細細觀察，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台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社會’之途邁進。大致說來，這几年台灣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這就等于說，這半個世紀的時光是白浪費了。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一浪費，還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們真為下一代擔懮。”殷海光繼續寫道：“這几年來，在背后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灣党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并不出于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系藉政權便利從事布置。厲行党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优勢和一二頂大帽子，控制學校机构，樹立党團組織，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网既布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党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制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鑄造成合于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如果把殷海光所說的“今日台灣的教育”改為“今日大陸之教育”，不僅惊人的相似，而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中國的大學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教育，而是奴役人的教育；不是讓人成為人的教育，而是讓人成為工具和野獸的教育。今天中國大學的淪陷，不是淪陷于异族，而是淪陷于本國的統治者。某些人按照管理軍隊、管理警察的思路和方式來管理大學，將大學逼進了一個“死門”。少數人為了保持自己并沒有合法性的權力，不惜讓斬斷民族文化命脈、摧抑大學精神。在我看來，對大學的戕害，是專制統治者對文明所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大學的淪陷，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衰敗的開端和標志。殷海光當年感嘆台灣教育倒退了五十年，我們今天离殷海光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過去了將近五十年，我們是在倒退的基礎上的再次倒退，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懮啊！
2003年3月30日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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