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尊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
在一定程度上，我作為中國一位普通的知識分子，願意和世界主流輿論一道，對於您主政以來領導的抗擊ＳＡＲＳ病毒等政府行動給予積極的和正面的評價。有評論似乎樂觀地認為，這段時間仍然出現的一些濫用權力和政府失職等惡性事件，僅僅是過去的時代所必然延續下來的政治慣性，而中國正處於一個“轉型時代”的前端。然而，就在各大網絡媒體廣泛談論新一屆政府開放言論等憲政努力的時候，在駭人聽聞的孫志剛案風波還沒有過去的時候，下面這一案件又成為了公眾矚目的焦點之一。目前，這一案件之所以還沒有引起象孫志剛案那樣的轟動，並非因為它不那麼的令人髮指，而僅僅因為由於被害人的身份特徵使人們的同情心因恐懼而收斂。──正因為如此，對於新一屆政府來說，這一案件也許更深刻地對政府的合法性努力提出了政治上的挑戰和法律上的控訴。
綜合網絡媒體上的消息，這一案件的內容大致如下：
２８歲的魏星豔是位重慶大學高壓輸變電專業三年級碩士研究生，法輪功學員。由於被懷疑在重慶大學校園放“法輪功真相”的汽球和條幅，於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１日被抓，在沙坪壩區“６１０辦公室”受到連續審訊。５月１３日晚，在沙坪壩區白鶴林看守所的一個房間，警察叫兩個女犯人強行扒光了她的衣服，當著兩個女犯人的面強姦了她。此後，魏星豔絕食抗議迫害，警察強制灌食並插傷了她的氣管和食管，造成她不能講話，目前已處於生命垂危之中。５月２２日奄奄一息的魏星豔被送進重慶市西南醫院。有報導還稱：有許多看守盤查、跟蹤、抓捕去探視的人，“對於這一重大惡性犯罪案件，且受害者目前還處於危險之中”。
我不是“法輪功”信徒，我對“法輪功”的“知識”僅僅來自官方的“提醒”。我對“法輪功”事件的關注僅僅來自人權方面的理由：在不訴諸暴力的前提下，每個人擁有免除脅迫的信仰自由，哪怕他人堅持他的信仰是“迷信的”和如何荒誕不經的。同時，根據“法律不溯既往”等原則，最近幾年中國方面在“法輪功”問題上的“立法”其合法性與合憲性都是可疑的。因此，從法律原則上說，“法輪功”之所以成為“事件”，政府違法是第一位的。也正因為如此，檢討權力部門在“法輪功”事件上的立法違憲和司法權力濫用是建立一個合法政府不可迴避的行動之一。
重慶大學女大學生魏星豔的遭遇僅僅是司法權濫用在“法輪功”事件上所創造的惡案之一。更不幸的是，即使根據中國自己公布的法律，魏星豔案件的違法性質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僅僅因為“被懷疑在重慶大學校園放‘法輪功真相’的汽球和條幅”，並不構成警察部門抓捕行動的充分理由：“犯意”和思想並不是法律的對象。至於警察在看守所和醫院裡的暴行，違反了中國自己公布的任何一條相關法律。我提醒主席先生注意，同類案件在中國是嚴重存在的，因此魏星豔案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當然，魏星豔案件不僅僅是惡性強姦案，它還是警察強姦案。當然，魏星豔案件不僅僅是警察強姦案，還是警察強姦“法輪功”女信徒案──這一性質使案件變得複雜起來。由於中國的政治傳統，最高權力部門主導的對某些社群的打壓運動，其結果等於賦予了警察甚至群眾對該社群成員濫用權力的特權。從另外一方面講，被打壓的人群等於被公開宣布為“在法律上不受保護”。人們不應該忘記，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浩劫中，各種“階級敵人”是如何被這樣迫害和消滅的。具有悲劇意味的是，今天，給予“法輪功”同等待遇的中國政治精英們，相當部分是文革災難的倖存者，至少是“後文革政治”的受益者，而這批新政治明星，２５年來信誓旦旦地要領導中國走出“文革法西斯主義”的陰影──我相信，２００２年以來中國政府提出的“政治文明”是對上述事業的某種繼承。這種政治理想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每個人不再因為信仰和言論以及等級而受到迫害和歧視，不再因為個別領導人的好惡而被肆無忌憚地侮辱、消滅。魏星豔案件不僅把國人重新置於文革的恐怖之中，也將新政府的“政治文明”摔在了自己的臉上。
我也提醒主席先生注意，現在的“知識分子的公開信”與其說表達的是托爾斯泰式的企求，不如說它是對最高權力的平等對話。這裡麵包含著基督教精神對儒家精神的勝利：公民對權力不是臣奴的關係，也不是敵對的關係。事實上“弄臣”和“義軍”是一體兩面的。同時，公開信更可能是寫給世界的，寫給公眾的。我在這裡公開提出的要求是：
第一，政府部門盡快成立專門調查組對魏星豔案件進行調查，同時允許獨立記者追蹤報導。
第二，檢討並停止權力部門在“法輪功”事件上的權力濫用等違法行為。它造成了一種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恐怖，嚴重侵犯了公民權利，並把國家置於恥辱和黑暗之中。
第三，政治改革和言論開放已經刻不容緩。ＳＡＲＳ疫情、孫志剛案和魏星豔案一起不約而同地暗示了這一政治緊迫性。
主席先生，中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２５年了，您本人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場非斯大林主義的改革運動走到了什麼地方──它的內在動力已經枯竭。國家的穩定僅僅依靠既得利益的患得患失來維持，由於自由的喪失整個國家失去了經濟的活力和道德的自信，而資源和生態的災難由此愈演愈烈。一個人在“中國政治”中奮鬥半個世紀所付出的代價是可想而知的。現在，他需要獲得道德上的收穫來安慰自己的一生，來回答人生終點那個超驗的追問。
我不相信魯迅說的：人與人的區別是無法超越的，這一思想的政治目標是好人專政取代壞人專政。但他無疑和孔子一起統治了中國精神幾千年。我相信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在上帝之下，我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７日於旅途中
源自《民主中國》2003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