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通觀胡錦濤講話全文，核心只有一個：怎樣把“三個代表”這一維護現政權的新工具用好。“穩定第一”是大前提，一切其他策略，全部是在這一大前提下的靈活選擇，甚至怎么干都行。而對于改革以來的政權來說，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保持穩定的指導思想是“吃飯哲學”，其最佳策略是“經濟优先”和“GDP崇拜”。于是，“只要穩定，怎么干都行”，就變成了“只要經濟高增長了，怎么干都行”。所以，“先進生產力”居于“三個代表”的首位，在构成先進生產力的各要素中，居于關鍵地位的制度要素和人力要素，都曾經是与中共性質不相容的：經濟制度上的資本主義及其市場，人力上的有產階級——資本家及知識分子。
胡錦濤對“三個代表”的解釋，首先也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生產力优先”。他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党作為執政党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是我們党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与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他對“生產力优先”的創新性解釋，也就是從胡溫上台以來，在所有重要講話中都強調的“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他在總結抗炎的胜利經驗時，也強調了“抗炎和發展經濟”兩手抓。
新華社七月二日發表了十四位省部級干部學習三個代表的文章，也進一步驗證了這樣的底線。他們的發言甚至很少凸出“立党為公”，而大都把落實“三個代表”表述為“執政興國”，“執政興國”的主要手段就是“保持穩定”和“發展經濟”。在談及如何落實“執政為民”時，這些高官主要談及怎樣兌現物質上的“小康承諾”，仍然是“吃飯第一”和“生存權优先”的豬哲學。
誰說中共現政權背离了馬克思主義，這种“經濟拜物教”正是馬克思主義粗俗唯物論的“与時俱進”，也是中國漫長的獨裁政治總結出的實用主義天條：“民以食為天”。而在毛澤東制造了餓死几千万國人和貧困的票證中國的大災難之后，中共現政權把“吃飽飯的小康”塑造成政績神話或執政奇跡，自然理由充足。用高增長和吃飽飯的政績，來代替社會的綜合發展和人對自由的本能欲求，也就成為現政權的自我辯護。在中共的統治邏輯里，“吃飽”就是“天大地大的事”，牧羊者能夠讓羊群吃飽，“天大地大”就轉化為“不如党的恩情大”。比天地還大的党恩，經常通過回顧中國漫長的飢餓歷史來強迫民眾憶苦思甜，以此支撐“今天是中國有史以來發展得最好時期”的自我標榜。這种體制邏輯對被統治者的要求形成了循環論證：讓我代表你們，你們就能吃飽；既然我讓你們吃飽，我就有權強行代表你們——不管你們是否同意。“吃飽了知道感恩”，才是良民；而“放下碗罵娘”，就是刁民；良民被獎勵，能夠坐穩奴隸地位；刁民不愿做奴隸，就要被鎮壓。
溫家寶的首次香港之行，也時時刻刻踐行著這种“經濟拜物教”。溫家寶給香港經濟送上了政策优惠的“大禮”，在公開演講中也大談如何重振香港經濟，甚至還指出香港經濟的結构性弱點。而對敏感的政治問題，特別是港人的主流民意和國際主流社會皆反對的23條問題，溫家寶卻刻意回避，甚至要避開与香港大學生的見面。有人就23條提問時，溫家寶也是顧左右而言他：“我們希望香港創造一個有利于外資進入香港的穩定環境。”這樣模糊的回答，也离不開“外資”，他所指的“不利于外資進入香港”的因素，顯然是指政治上反23條大游行。他在慶典酒會上的講話強調：只有穩定和團結，才能振興香港經濟。
這樣的“穩定第一”和“經濟拜物教”，也成了董特首及親共挺董的香港富豪們的口頭禪。在此次23條所導致的港府執政危机中，董特首多次講話都強調：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重振經濟”，而重振經濟的關鍵是“穩定和團結”。如此大陸腔調，甚至在宣布押后二讀的講話中也在重复。在中共政協里當了數年花瓶的大亨霍英東，對如何化解當下的意見是：“香港是個經濟城市。我們應當多講經濟，少講政治。這才會帶來社會穩定。”50万人走上街頭的民間政治行為，已經擊碎了霍花瓶的謊言，也已經駁斥了“港人只關心金錢而不關心政治”的偏見。因為，今日香港，前有北京欽定的特首，背靠獨裁大陸，港人的自由可謂腹背受敵，稍不留神，強權就會乘虛而入，不但昔日的自由空間被蚕食，未來的民主化也將更為艱難。所以，香港的政治与每個港人的自由之多寡和有無密切相關，焉能無動于衷！
總之，啟動政改就必然要超越“吃飽哲學”，超越“穩定第一”和“經濟优先”的跛足改革，超越坐穩奴隸地位就心滿意足的傳統國民性，而胡溫體制決不會超越由鄧小平開創的、江朱繼承的跛足改革。特別是，在“面包万歲”的民智之下，就連很多精英都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那么，牧羊者只需做大面包就可以安枕無懮，根本不必考慮羊群的“自由”。甚至對要求自由的人們進行大屠殺，也可以用“穩定”、“發展”和“吃飽”之間的因果關系，來加以正當化。
2003年7月9日于北京家中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