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8日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國際社會發生歷史性的變革。蘇聯解體和以蘇聯為首的歐洲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分崩离析，柏林牆被推倒，蘇聯共產党宣布解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此划上了句號。這期間，亞洲的共產主義大國中國也發生了震惊中外天安門運動，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間，反腐敗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席卷全國，學生和市民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軍。但是共產党專制政權用坦克無情地碾碎了中國人民的夢想，民主自由的希望在六月四日清晨的槍聲中化成血紅血紅的泡沫。
中國人早在清末就開始嘗試引進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實就是要實行西方憲政民主，可惜由于民族主義在中國成了第一主義，加上共產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擴展，最終“畫虎不成反類犬”。雖說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封建王朝，但中國的專制制度從民國開始還是一直延續到今天。毛澤東在1949年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宁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不過，時至如今，我們都發現走俄國的路走錯了。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徹底崩潰，俄國包括所有的“走俄國人的路”的歐洲共產主義國家已經承認失敗，并且都重新回到西方資本主義，回到民主自由體制，而剩余的所謂“走俄國人的路”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國、越南等也已經背离了共產主義信仰，雖然政治上依然堅持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事實上卻走向資本主義道路。頑固的共產主義專制國家，也只剩下影響力有限的北韓和古巴。
從清末到民國開始，中國人就在探索中國的道路——中國怎樣才能成為民主憲政國家和世界強國。但是渠道沒有中國自己現成的東西，只能參照西方的憲政民主體制。中國已經在共產党統治下50多年，其公有制、計划經濟體制也一同行使了50多年，專制制度還沒有改變，能夠直接借鑒參考的西方國家并不存在，只有前蘇聯和東歐類似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才有參考价值。因此，中國的變革只能參考前蘇聯的經驗。當然，從專制走向民主的角度，從儒家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參照借鑒南韓、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但就從國家經濟政治整體制度而言，其轉型還是俄國（前蘇聯）的經驗更有參考价值。因此，中國必須放棄（事實上也已經放棄）80多年前所選擇的走俄國十月革命的路，但現在應該走的路是前蘇聯變革的路，這條俄國人的路不同于80多年前俄國人的路。走俄國（前蘇聯）人政治變革的路——這就是中國的希望。
中國和前蘇聯有著許多共同點：都是共產党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同樣實行公有制和計划經濟，都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上有著巨大影響的大國。不同點在于俄國是傳統的歐洲國家，兩國文化差异很大。俄羅斯民族是個有宗教信仰（東正教）的民族，而漢民族基本上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整體上前蘇聯國民文化素質比中國高出許多，包括文化教育、法制道德體系都比中國要完善得多，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比中國大得多。這就一般可以說明為什么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具有骨牌效應，而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專制政權卻如此頑固。盡管蘇東政治變革過去了十几年，但亞洲的中國、越南只是在經濟上進行了變革，朝鮮甚至依然堅持斯大林主義，經濟都已經崩潰，卻還在頑固堅持共產主義專制暴政體制。
雖然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改革速度緩慢，那也只是個時間問題，并不能證明不能走前蘇聯政治變革的道路；令人惊异的是亞洲一些非社會主義專制國家和地區大都進行了民主轉型，其轉型過程方式都不盡相同。南韓轉型充滿了政變、謀殺、暴力，連任四屆總統的朴正熙是靠軍事政變上台的，是被刺殺身亡的，全斗煥在位時制造了光州大屠殺；台灣自蔣經國先生開始進行政治民主變革，政治制度轉型是比較平穩順利的；菲律賓的馬科斯獨裁政權和印尼蘇哈托獨裁政權的倒台要歸功于人民上街和軍隊倒戈。如果說前蘇聯政治變革是中國的主要參考對象，台灣的政治變革道路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系數，其中最主要的參考值在于傳統中國文化的价值觀。
關于走俄國（前蘇聯）的路，有几點需要說明。
一、社會形成的要求政治變革氛圍對專制政權的壓力。
前蘇聯与西方陣營的對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成了強弩之末，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治上的專制，使得前蘇聯國民經濟包括東歐國家在內都已經無力支撐龐大的軍費開支，沒有新武器的研制和發展就不能与西方相對抗。冷戰拖垮了經濟。當然這僅僅是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加上專制的政治制度，要求經濟上的改革和政治上的開放成為歷史的必然。前蘇聯所謂的“休克療法”指的是政治經濟一同進行全面變革。而中國也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如果依然堅持毛澤東“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道路，中國的經濟必然走向全面崩潰。經濟的崩潰必然導致專制制度的崩潰。鄧小平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從維護共產党專制統治出發，提出并實行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盡管政治上依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社會生產力還是被釋放出來，國家經濟得到了大發展，老百姓得到了實惠。
中國的改革顯然是跛腳改革，經濟改革后發生的眾多社會問題是政治問題，政治不改革，社會經濟不僅會受到影響，社會矛盾的日趨激化，也必然使中國社會動蕩。所以在改革開放十年后發生的天安門運動，正是社會要求進行政治變革的產物。自由、民主与人權是社會經濟穩步發展的政治前提，前蘇聯走了正确的道路，而中國走了邪路。
當中國發生SARS疫情時，專制制度對新聞自由的限制，顯現出社會政治危机。中共當局向人民隱瞞疫情，造成疫情擴散威脅到人民生命甚至威脅到人類生命，引起了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的憤慨。軍醫蔣彥永勇敢地向共產党的專制謊言發起挑戰，迫使中共當局處理了兩名高官，并開始了有組織的對SARS疫情的控制。事件說明了共產党專制制度是SARS疫情在北京和全國蔓延的罪魁禍首，而要求政治變革的呼聲再次響起。
二、政治變革要從共產党內部分化開始。
前蘇聯的政治變革是從共產党首腦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開始的。進行政治上的開放，戈爾巴喬夫結束了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允許各种政治團體的存在和活動，基本上開放了新聞自由。但戈爾巴喬夫的這些舉動并沒有得到共產党內多數的支持，但也并沒有強硬的極左派与其對抗。戈爾巴喬夫自己說，他的新思維和政治改革會遭遇“中央委員會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對我而且恨我”，但前蘇聯的知識分子都是戈爾巴喬夫的支持者。政治改革必然引起共產党內部分裂，恰恰是這种分裂表明政治改革的成功。
中國的政治變革也要從共產党分裂開始，這种分裂要源于戈爾巴喬夫式的共產党領袖。中國和國際社會一直關注“中國戈爾巴喬夫”的誕生，其實在經濟上改革開放以來，胡耀邦、趙紫陽都可能成為“戈爾巴喬夫”，他們都具有政治改革的意愿，包括后來人們都曾猜測喬石、朱熔基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現在人們又把希望寄托于胡錦濤、溫家寶，開明領袖呼之欲出。通過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運動，我們也可以看到共產党不是鐵板一塊，是可以分裂的。當時的共產党總書記趙紫陽堅決反對武力鎮壓學生，也有一些共產党高層站在趙紫陽一邊。趙紫陽被罷官和軟禁至今，江澤民對他又恨又怕，說明趙紫陽的思維和政治改革的愿望不僅得到中國老百姓的支持，就是在共產党內也是大有市場的。
三、政治變革要走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
武裝革命，“十月革命”式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已經成為歷史。暴力革命產生的往往是專制政權，所以中國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道路，一定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前蘇聯和東歐的政治變革道路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可參考的經驗，對于中國來說，循序漸進的實行程序化政治，以和平的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實現政權的更迭，是唯一的必行的方式。具體來說，通過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上街游行示威，靜坐請愿等形式，不斷向專制政權施加壓力，迫使共產党內產生更多的政治革新人物。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功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寶貴經驗，前蘇聯及俄羅斯工人和社會各階層對專制當局形成的強大壓力，迫使共產党高層分化，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所形成的政治變革動力。
需要強調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需要与共產党內的政治改革派和開明領袖進行合作，而不是要“打倒共產党”。盡管共產党在統治中國的五十多年當中，使用暴力鎮壓民主，屠殺或迫害致死眾多的中國民眾。但改變政權性質的政治變革決不能使用共產党曾經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而應該理性地對待共產党組織和所有的共產党官員。應當看到俄國的葉利欽、普京都曾經是共產党員，甚至是共產党高官，并沒有因為他們曾經是共產党而否定他們選擇的民主道路；前蘇聯共產党解散是隨著前蘇聯解體而必定解散的，但俄國和許多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共產党組織依然存在，民主社會是允許各种不同政治主張的政党存在的，否則就不是民主社會了。因此，中國共產党作為一個政党，它的存在是無可非議的，但作為一個執政党，卻可能要退出歷史舞台，即便還能夠重新執政，党的性質也已經完全不同于原來的共產党。
2003年5月19日
原載《北京之春》2003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