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曾有人提出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誰的問題，又有人根据危險指數、實力指數和綜合指數，為中國十大敵人排座次，依序為俄羅斯、日本、美國、印度、韓國、越南、澳大利亞、印尼、菲律賓，而十大敵人第一位是：中國。因為，歷史證明，唯一能打敗我們的，就只有我們自己！
這個回答大有見識，不過，還不夠准确和到位。中國的內傷外創种种問題，是如何造成的呢，病因何在？兩個字：專制。這個垂數千年而不死的邪魔陰靈，乃是万惡之源、万災之根、万罪之本，是國家肌體上最大的毒瘤、心腹中最大的苦痛！一切特權腐敗、愚民政策、國內霸權主義、國家恐怖主義…，都是它下的蛋！當今中國种种問題，如”處於警戒線的金融黑洞化、財政赤字化、債務社會化、國企空殼化、腐敗制度化、社會兩極化、生態污染化、農村凋敝化、城市失業化、道德真空化……”（劉曉波語），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或大或小的原因和線索。
清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杰出思想家,就已經充分認識到專制于國于民的巨大危害，進行了揭露与批判。譚嗣同、梁啟梁等維新改良派，痛斥它為罪惡的淵藪。俟后革命群雄，更是与它不共戴天，高舉革命大旗，打倒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皇權。然而，專制的靈魂依然在神州大地上游蕩，依附在走馬燈似的”新政權”身上，只不過不換酒而換瓶，不換藥而換湯，君主專制換成了軍主專制或党主專制而已。不論招牌怎樣改，本質不改，而且某些方面還變本加厲起來，而它歷史上曾經具備過的一定的的合理性合法性，早已徹底喪失。
有主就有奴，有專制就有奴才，它們是一體兩面的連體怪嬰，相輔相成、唇齒相依。”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卷下)”。奴才主義擅長的是卑躬屈膝、搬弄是非、幸災樂禍、見風使舵、落井下石、投机取巧、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等，拍主子的馬屁，謀一己之利，只講功利不講道義，只有利益，沒有是非，只有小聰明，卻無大智慧，至於國家民族、良知正義，那都不過是媚主求榮、欺世盜名的假面具和口頭禪而已。
中國傳統士人本來就多鄉愿而少硬骨，經過十年浩劫的摧殘和八九學潮的鎮壓，知識分子的整體道德水准更是降到歷史最低點，除了王若望、李銳、茅于軾、于浩成、胡平等極少數豪杰之士外，絕大多數都已賣身投靠，成了文化狗腿子思想鷹爪孫，成了党用文奴。朱穆之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個。
此君早年在北京大學就學時即投身于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曾擔任新華社社長，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文化部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等職。退休后任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据說他“致力于人權研究事業，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人權問題的講話、文章，接受中外記者采訪，并出國訪問，就人權問題進行對話和發表演講，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積極的影響。”
“一系列有關人權問題的講話、文章”，老梟也沒興趣過目，但今日在《報刊文摘》上不小心看到他“闡述中國的人權觀”，忍不住勃然而怒。
他說得好听極了：“中國主張全國人的人權，反對只有少數人享有人權”，仿佛西方民主國家只有少數人享有人權，仿佛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有多好。西方社會人人享有的選舉權、知情權、言論權等基本人權和“四大自由”，大多數中國人民享有嗎？中國恰恰才是少數人享有人權（特權）。
對於諸如此類顯而易見的狡辨和謬論，已無必要浪費筆墨進行批駁。對於朱穆之，我素不相識，也無私怨，老梟是想借此敬告廣大知識分子：不論你們為官為民、從商從學，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都希望能自尊自重，培養一點“恥德”，不要再為特權階級作倀作奴了。專制主義是人類生活、人類良知之大敵，是中國和中國人民之大敵。資敵以糧、為賊辨護，只會貽笑大方、遺臭天下，成為民主自由的攔路虎，成為世人眼里的狗奴才無恥之徒垃圾生產者！
朱穆之作為一個早年即參加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不會不明白民主、人權的常識，不會不了解專制殃我人民、禍我中華的大惡大罪。退都退了，權力名利、榮華富貴也都有過了，仍那么賣力地涂脂抹粉幫閑幫忙，何苦啊！謹借南宋大儒陸九淵一言以贈：“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恥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為人哉？”(《陸九淵集》卷三十二《拾遺人不可以無恥》)。
──轉自《北京之春》2003 七月版 www.bjz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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