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吳祖光先生去世已經100天了，我一直想寫點什么，卻總覺得無處下筆。新華社播發的電訊只稱他為“著名劇作家”，其實他更是一個說真話的人，一個有獨立追求的知識分子。在后一意義上，他的死更是中國的一大損失，說真話的人又少了一個，在這個需要有人說真話的年代，在說真話的知識分子稀有的今天，吳先生的离去，尤其令我們痛惜。
我曾從《南方周末》《文匯讀書周報》上讀到了多篇追憶吳先生的文章。就連我居住的這個城市党報上，也發表了吳祖強追憶他哥哥吳祖光的報道《他最看不得丑事》，同時轉摘了謝泳先生的名篇《普及吳祖光》中的話：“吳先生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對正義、對公道的被人漠視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識分子品格，……我呼吁普及吳祖光，就是要讓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來學吳先生身上這种‘愛管閑事’的性格”。
1957年，吳先生因為說真話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獄，九死一生。但他沒有像有些名人那樣，一旦獲得平反就感恩戴德、山呼万歲，從此安享富貴尊榮。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他依然堅持說真話，堅持他的道義立場。
他雖然有顯赫的名聲、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但他從未怜惜自己的羽毛，苟安在溫暖的屋檐下，他和許多開明派老人不同的是，他身上更富有平民性，他的作為帶有更鮮明的民間特征，他的晚年也因此而光彩奪目。
如果說他為兩個被侮辱、損害的女青年打抱不平只是顯示了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個性，那么，他多次為十四年前那場空前的劫難中被殺戮的靈魂仗義執言，敢批逆鱗，說真話，不以權勢的是非為是非，不以朝廷的定性為准繩，那就不是“愛管閑事”的個性所能解釋的。1995年，在普遍的沉默壓得人喘不過气來的時刻，正是吳先生和許良英先生、樓适夷先生、周輔成先生和數十位自然科學家一起呼喚寬容，公開提出了重新評价89事件等要求。听說，每次政協會議上，只要有發言机會，吳先生都會無所忌諱地大膽直言。
1998年，他和方勵之等九位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聯名發出一封呼吁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九位簽名者中只有他一個人生活在大陸。眾所周知，在中國公開說出這些真話意味著什么，但吳祖光并不考慮這些。在他生命的黃昏，始終縈怀在他心頭的是正義如何得到伸張，一個布滿創傷的民族如何走出陰影，1957年他說的真話僅僅涉及戲劇體制、党管文藝的弊端等等，四十年后，他的真話已触及這個老大民族許多生死攸關的問題。
向繼東先生在回憶吳先生的文章中說，他生前最愛寫“生正逢時”的條幅送人，起碼有三四百幅。到底“生不逢時”還是“生正逢時”？吳先生是1917年生人，他的一生目睹了軍閥混戰、強寇入侵、國民党政權的腐敗与滅亡，親歷了反右、“文革”以及反自由化、“六四”等一系列重大歷史變故。世變滄桑，在一個富有才華和創造力的戲劇家眼中不是煙云，而是沉重的教訓。他不幸赶上了這個時代，22年的右派生涯，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劫后重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反自由化的陰云中，他又被“勸退出党”。
另一方面，他也有幸赶上了這樣一個大時代，經過無數犧牲、曲折之后，中國正朝著現代化的方向行進。無論置身于什么樣的處境，他都是那么樂觀，那么豁達。“生正逢時”既可看作他對現實的嘲諷，也呈現了他達觀的性格，畢竟對這片養育了他的大地，他始終抱有難以割舍的深情。
吳先生走了，說真話的人又少了一個。當戴煌、張思之等老先生站出來為被冤殺的曹海鑫、為蒙冤入獄的高勤榮大聲疾呼時，我們仿佛依稀看到了吳先生的影子，看到了“普及吳祖光”的可能性。無論生是否逢時，我祈愿著說真話的人會越來越多，那是對吳先生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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