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1日讯】吴祖光先生去世已经100天了，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却总觉得无处下笔。新华社播发的电讯只称他为“著名剧作家”，其实他更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有独立追求的知识分子。在后一意义上，他的死更是中国的一大损失，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在这个需要有人说真话的年代，在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稀有的今天，吴先生的离去，尤其令我们痛惜。
我曾从《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了多篇追忆吴先生的文章。就连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党报上，也发表了吴祖强追忆他哥哥吴祖光的报道《他最看不得丑事》，同时转摘了谢泳先生的名篇《普及吴祖光》中的话：“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
1957年，吴先生因为说真话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九死一生。但他没有像有些名人那样，一旦获得平反就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从此安享富贵尊荣。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他依然坚持说真话，坚持他的道义立场。
他虽然有显赫的名声、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但他从未怜惜自己的羽毛，苟安在温暖的屋檐下，他和许多开明派老人不同的是，他身上更富有平民性，他的作为带有更鲜明的民间特征，他的晚年也因此而光彩夺目。
如果说他为两个被侮辱、损害的女青年打抱不平只是显示了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个性，那么，他多次为十四年前那场空前的劫难中被杀戮的灵魂仗义执言，敢批逆鳞，说真话，不以权势的是非为是非，不以朝廷的定性为准绳，那就不是“爱管闲事”的个性所能解释的。1995年，在普遍的沉默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刻，正是吴先生和许良英先生、楼适夷先生、周辅成先生和数十位自然科学家一起呼唤宽容，公开提出了重新评价89事件等要求。听说，每次政协会议上，只要有发言机会，吴先生都会无所忌讳地大胆直言。
1998年，他和方励之等九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联名发出一封呼吁政治改革的公开信，在九位签名者中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大陆。众所周知，在中国公开说出这些真话意味着什么，但吴祖光并不考虑这些。在他生命的黄昏，始终萦怀在他心头的是正义如何得到伸张，一个布满创伤的民族如何走出阴影，1957年他说的真话仅仅涉及戏剧体制、党管文艺的弊端等等，四十年后，他的真话已触及这个老大民族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
向继东先生在回忆吴先生的文章中说，他生前最爱写“生正逢时”的条幅送人，起码有三四百幅。到底“生不逢时”还是“生正逢时”？吴先生是1917年生人，他的一生目睹了军阀混战、强寇入侵、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灭亡，亲历了反右、“文革”以及反自由化、“六四”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世变沧桑，在一个富有才华和创造力的戏剧家眼中不是烟云，而是沉重的教训。他不幸赶上了这个时代，22年的右派生涯，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劫后重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反自由化的阴云中，他又被“劝退出党”。
另一方面，他也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经过无数牺牲、曲折之后，中国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行进。无论置身于什么样的处境，他都是那么乐观，那么豁达。“生正逢时”既可看作他对现实的嘲讽，也呈现了他达观的性格，毕竟对这片养育了他的大地，他始终抱有难以割舍的深情。
吴先生走了，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当戴煌、张思之等老先生站出来为被冤杀的曹海鑫、为蒙冤入狱的高勤荣大声疾呼时，我们仿佛依稀看到了吴先生的影子，看到了“普及吴祖光”的可能性。无论生是否逢时，我祈愿着说真话的人会越来越多，那是对吴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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