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二○○年八月十八日，由于對今年夏天酷熱气候造成的社會危害應對不力，法國衛生總局局長呂西安.阿本哈伊姆引咎辭職。
阿本哈伊姆在辭職信中說，酷熱導致的流行病使很多人死亡，社會上對衛生部門應對不及時和采取措施不力指責頗多。在這种情況下，他提交了辭呈，并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解釋衛生部門所采取的行動。
阿本哈伊姆是在衛生部長馬太當天在電台發表講話后提出辭職的。馬太批評衛生總局等部門在危机期間表現欠佳，對酷熱引起的流行病導致大量患者死亡沒有預警，未能及時准确地向衛生部通報情況并采取有效措施。馬太說，當危机達到一定程，醫院和社會救助部門頻頻告急時，衛生總局等部門依然上報說局面已經被控制。馬太指出，雖然衛生部門隨后采取了補救措施，但仍對危机處理不及時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雖然受到了上級的批評合民眾的抱怨，阿本哈伊姆其實并非“必須”辭職，有關部門也并沒有啟動讓他下台的程序。但是，顯然阿本哈伊姆是一個有羞恥感的官員，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職責和失誤，他認為自己應當為之付出代价和承擔責任，他是人民的公仆而并非人民的主人。阿本哈伊姆的辭職顯示了民主社會的諸多优越性：新聞輿論的自由，人民有渠道發表自己的意見，官員有責任感和起碼的良知。而這一切在極權主義的中國還是天方夜譚。
就在阿本哈伊姆辭職的當天晚上十點鐘，山西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煤礦安全生產緊急電視電話會議，就搞好當前全省煤礦安全生產工作，堅決遏制煤礦重特大事故發生進行了緊急安排部署。十九日的《山西日報》報道說，會議要求，全省國有地方煤礦和鄉鎮煤礦從八月十九日零時起停產整頓一周。
進入今年八月中旬以來，山西省連續發生三起煤礦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八月十一日，大同市杏儿溝煤礦風井發生瓦斯爆炸，四十三人死亡；八月十四日，陽泉煤業集團公司三礦裕公井在排放瓦斯過程中發生瓦斯爆炸，二十八人死亡；八月十八，
晉中市左權縣遼陽鎮河南村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九人死亡，十八人被困井下，生還可能性極小。
在此次電話會議上，山西省省長劉振華要求：認真汲取事故教訓，切實重視和加強安全生產。他說：“一是安全生產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直接影響党和政府的形象，几起事故造成了極坏的影響，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二是近期發生的三起事故都屬于重大責任事故，是沒有真正把安全工作放在頭等位置，嘴上講安全，心里想掙錢的結果；三是安全管理松懈，違章指揮，違章作業，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四是安全管理職能部門把關不嚴，許多環節都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這段話依然是中共體制類司空見慣的官話、套話和空話，沒有涉及任何實質性的問題。
劉振華利用事故讓自己的“總結概括”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是中共官僚的“基本素質”。很明顯，劉振華是不會“引咎辭職”的，在他內心深處大概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他還要一直為“振興中華”而奮斗呢。因此，即使再發生一百起礦難、再死亡一千名礦工，他都不會“引咎辭職”。
如果因為僅僅對高溫酷暑應對不足，法國衛生總局局長就應當辭職；那么，因為連續不斷發生特大礦難，山西省乃至中央主管部位的官員當中就應當有几十人、几百人辭職。短短一個星期山西就連續發生三起特大礦難，三次死亡礦工人數之和接近百人，如此密集的事故發生率和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數，即使在軍閥閻錫山統治山西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極為罕見。法國衛生部門對高溫應對不足与中國政府對安全生產的漠視顯然是不同的性質：某些公民在高溫酷暑中突發疾病死亡，政府部門應當承擔何种責任，是一個曖昧的灰色的地帶；而公民在礦難中悲慘死亡，政府部門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則是一個清晰明白的界線。正是權力部門的縱容以及背后的黑幕買賣，才導致許多不符合生產條件的礦井的非法開采和長期開工。在這一系列背后复雜的交易中，唯一被犧牲的就是礦工的生命安全。一個號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口口聲聲宣揚“三個代表”、將“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國家，人民的生命卻卑賤如豬狗，這是何等的諷刺和悲哀啊——在繁峙礦難中，死難礦工的尸體就是被老板們胡亂扔到了荒郊野岭，他們生前沒有自由和幸福，死后也沒有尊嚴和安宁。
在中共體制內部，不會出現像阿本哈伊姆這樣有羞恥之心的官員。在几個月前薩斯病毒肆虐的時候，衛生部部長張文康信口雌黃、掩耳盜鈴，當真相被曝光于全世界面前之后，他依然沒有“引咎辭職”，一直硬撐到上面一紙罷免令下達。在被免職之后，人們（包括薩斯中的死難者的家屬）也從來沒有听到張文康說過一句自責、道歉和忏悔的話。同樣，在一個星期之內連續發生三起特大礦難之后，山西省的各級官員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發表談話，向礦難中死亡礦工的家屬表示道歉和愧疚——有的只是居高臨下的“慰問”和“關怀”；也沒有一個官員——大到省長，小到鄉長——提出要承擔責任并“引咎辭職”。對于已經是“封疆大吏”的陝西省省長劉振華來說，礦工的生命輕如鴻毛、賤如草葉，他之所以關心這些礦難，僅僅是因為礦難造成了“政治問題”，因為礦難將“直接影響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在這背后還有一句潛台詞：過于頻繁的礦難，有可能使得他的官位不穩，使得他進一步的升遷受阻。在劉大巡撫心目中，“政治”、“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自己的官位和權柄，顯然比老百姓的生命更加重要。這是典型的冷酷而僵化的中共高級官員的思維，這种思維脫胎于“六四”大屠殺中王震的名言：“殺他個二十万，換來二十年的安定團結！”每一次礦難死難者的鮮血，都呼應著當年天安門廣場上青年學生和市民的鮮血。對于天安門廣場的悲劇沒有惻隱之心的官僚，同樣不會對死難的礦工有惻隱之心。從這個意義上說，礦工們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市民一樣，不是死于偶然的事故，而是死于殘酷的謀殺。
這一切的罪惡，都根源于習慣于“瞞”和“騙”的專制制度。中國的基層官員和礦井承包商們一致認為，如果礦難不被曝光，如果可以瞞天過海，那么即使將死難礦工們毀尸滅跡也在所不惜。在去年的繁峙礦難中，他們就是這樣嘗試的，而且差一點就成功了。而像劉振華這樣的高級官員，當然也樂得被基層“欺騙”，基層“欺騙”了他，他再去“欺騙”中央。這個官場，本來就是一個騙子的舞台。蹩腳的演員們永遠不退場。
(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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