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分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机，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去井岡山訪問，回來后寫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老照片》20輯），讓我感到震惊，在那個知識分子自相踐踏、一敗涂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准、張中曉等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
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呂熒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在場者接受采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許覺民、涂光群、李希凡、藍翎等眾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凶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盡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儿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种態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熒是個“書呆子”，“离現實太遠”，李季甚至說他“真是個笨拙的反革命”。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只是個“笨拙的”异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离現實的“書呆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國，只有他一個人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什么學問，不是什么創作，但這句話的分量遠大于呂熒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后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所有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呆子”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分子們，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如果沒有呂熒，1955年的中國將沒有一絲光亮，他的出現仿佛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他更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
泰然、淡然和超然
張伯駒: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京劇藝術研究家。
讀罷章詒和的《君子之交（上）》（《老照片》第28輯），雖然文章還沒結束，但張伯駒的形象已呼之欲出。張伯駒，与張學良等同為“民國四公子”之一，從30歲到60歲，他不惜一擲千金，致力于收藏字畫名跡，而其目的不過是“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將4万大洋換來的陸机《平复帖》、110兩黃金買的范仲淹手跡《道服贊》，以及同樣來之不易的李白、杜牧、黃庭堅的字等八件珍貴藏品，無償地捐獻給國家，換來的不過是1956年7月文化部長茅盾簽署的一紙“褒獎狀”。“獎狀”被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這与柳亞子將自己与領袖唱和的詩詞手跡以金絲絨裝幀挂在客廳醒目處，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照。一個人將自己耗費大半生心血，歷盡艱辛用房產、金條換來，甚至用身家性命保護下來的極為珍貴的收藏無私地獻出，并不以此夸耀，這樣的張伯駒已足以讓人感到費解。
更讓人難以想象的是，當大名鼎鼎的頭號右派章伯鈞不無天真地問他：“但我很不理解的是
：為什么你捐獻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張伯駒的回答是：“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并不怎么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党用我，我是這樣。共產党不用我，我也是這樣。”在反右這樣的災難面前，“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
為什么張伯駒能如此平靜地面對襲來的橫逆？作為北洋軍閥張鎮芳之子，他早已閱盡朝代變遷、盛衰興亡，在他眼中，文化才有至高的价值，他身上顯示出的正是文化的最后一線尊嚴，他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后面乃是文化的底气，是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化給予他的力量。琴棋書畫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它只能通過一些個體生命得到傳承，那不僅是藝術、是技巧，更是一种精神，這樣的文化精神我們曾經在晚年陳寅恪身上看到，在今天已鮮為人知的張伯駒身上同樣能夠找到。一個貴胄公子，一介舊文人，張伯駒竟然收留了家產耗盡、又不愿為日本人所用的袁克定，從七十歲到八十歲，一住就是十年，連袁克定去世也在他家。回首往事時，他的口气卻“平靜如水，清淡如云”。
在世變滄桑、人情炎涼的中國，他能夠如此對待袁世凱的儿子，這又是一种什么樣的情怀呵，今天恐怕早已沒有這樣的人了。
他“瘦削的臉龐和冷漠面容所顯示的一种尊貴神情”，我以為那就是文化的尊嚴。在字畫之外，生活在一個詩的國度里，“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詞。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人。”作者章詒和以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也是詩。但和別人不同，他之寫詩不是為了發表，完全“是興之所至，是習慣使然。”詩只是他生命的一种方式，是他自然人性的流露、表達，是他對世界万物的感悟。在張伯駒筆下，“春天的梅、鵲，夏日的蟬、螢，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細致的描摹。”失去了顯赫官位、門庭冷落車馬稀的章伯鈞有足夠的時間閉門學詩、讀詩，在讀罷張伯駒自己油印的詩作之后，他發出了意味深長的感嘆“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后不會再有張伯駒。”這不僅是指寫詩的張伯駒，更是一個彌漫著浩然之气的張伯駒，一個有著文化底气的張伯駒。世間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毀滅文化，毀滅一种源遠流長的文化精神，這种精神只有在具體的個體生命身上得到承載，有著深厚的文化教養，有了堅定的文化使命感，才能有文化的底气，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從“反右”到“文革”，毀滅的恰恰是文化的精神，風流云散，隨著張伯駒、陳寅恪他們這一代舊文人、世家子弟撒手人寰，中國文化中最有生命力、從未因王朝更迭而中斷過的文化命脈也終于成了一曲“廣陵散”。
在這种文化精神消亡之后，“以后不會再有張伯駒”，章伯鈞的嘆息不是沒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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