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
一、評周最難
評周最難。評周之難，不僅在于我們對其行為難有全面的了解；評周之難，尤其在于我們對其處境難有准确的把握。
相比之下，評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絕對權力，几乎可以為所欲為。在當年的中國，唯
有毛一人可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其意志、思想和個性。所以，晚年毛澤東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确的。我們對之既不難解讀，也不難評判。
晚年周恩來的情況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終是前台人物，表現很充分。但是，人們有理由推測周在后台還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現。因為我們對周在后台的表現不甚了了，所以我們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殘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變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鄧小平也說，周在文革中“經常要說一些他不愿意說的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問題是，周的言行哪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違心是無奈。針對著中共在講述文革時揚周貶毛的傾向，毛的后人就發過“好事都是他們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們家（毛，江）干的”的牢騷。
第三，再說周在文革中的違心的表現，違心，為什么要違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護嗎，抑或有的僅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畢竟，周在中共党內樹大根深，頗有實力，照理說是可以在某些問題上對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為什么要一味順從毛呢？所謂“相忍為党”，“照顧大局”，在什么時候是一种自覺遵守的更高原則，在什么時候是一种韜光養晦之術，在什么時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
第五，關鍵在于，周在中共體制中究竟處于何种境地？周順從毛，有几分是主動，几分是被動？主動意味著什么，被動意味著什么？考慮到周本人正是該體制的締造者之一，上述問題就變得更复雜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評周确實相當困難。盡管說人們對毛的評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評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標准；而在評周的問題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標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
感謝高文謙先生寫出這本《晚年周恩來》，為我們解讀与評判周恩來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謙先生曾經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由于工作職務之便，高文謙得以披閱大量中共內部的歷史文獻以及對若干當事人進行采訪談話。八九期間，高文謙帶領同事上街游行，熱情支持學生運動，還起草公開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后遭當局整肅，雖然被單位領導保護過關，但高文謙從此下定決心和中共專制體制徹底決裂，再不充當御用文人，再不滿足于在夾縫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訴國人，以史為鑒，從中吸取真正的教訓。后來，高文謙來到美國，耗時五載，歷經艱難，終于完成了這部五十万言的《晚年周恩來》。
二、“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党。”
《晚年周恩來》主要寫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寫到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系，和劉少奇的關系，和江青等“四人幫”的關系，和林彪的關系，和鄧小平的關系；寫到中共上層權力斗爭。其中，毛澤東的專橫霸道，奸詐殘忍，固然令人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內的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投机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搖頭嘆息。正如索爾仁尼琴在談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時講過的那樣：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党：大部分掌權的党員，直到自己被捕入獄的前一刻，還在毫無怜憫地把別人關進去，遵照同樣的指示消滅自己的同類。
把任何一個昨日的朋友或戰友交出去送懲辦。而且今天頭頂上帶上了受難者光環的所有布爾什維克，都已經充當過殺害其他布爾什維克的劊子手（在此以前他們都曾是殺害非党人士的劊子手，這就不用說了）。也許正是需要一個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們神气活現地標榜的世界觀原來是多么不值錢。他們依仗這种世界觀把俄國搞得底朝天，摧毀它的基石，踐踏它的圣物，而在他們所搞亂的俄國，他們自己卻從未受到過這种懲辦的威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間布爾什維克手下的犧牲品，從來沒有像那些布爾什維克領導干部自己挨整時表現得那么渺小。如果詳細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歷史，那么令人厭惡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幫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惡的受審人－－他們在喪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堅決性后所表現出的那种精神卑賤實在令人作嘔。
如高文謙所言，在中共党內斗爭史上，“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總算善終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啊？對自己同類的不斷的出賣——從彭德怀、彭羅陸楊，到劉鄧、陶鑄、賀龍、楊余傅。毛要打倒誰，周就出賣誰（有的人還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賣自己的乾女儿孫維世和親兄弟周恩壽，可以出賣自己的衛士長成元功。（1）
僅僅出賣別人還不夠，周還不斷地自污自辱，不斷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來》一書里，高文謙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寫給毛的一封信。當時，周被已經擴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來，在醫院中瘦得體重只有61斤，自知來日無多，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給毛澤東寫下這樣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以下兩段匯報病況，略）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后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适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复回憶自省，不僅要保持晚節， 還愿寫出一個象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時
為了讓毛能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還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机要秘書張玉鳳附了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
（候），搬給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時搬，拜托拜托。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韜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對。因為所謂韜晦，所謂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時間特性。現在韜晦是為了將來展現，今天屈是為了明天伸，可是周寫這封信的時候已經病重不起，已經沒有將來沒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沒有韜晦和能屈能伸的意義。韓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帥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話。要是順序顛倒過來了，要是一個堂堂大元帥，后來竟然愿意從別人胯下鑽過去，那就不成佳話成笑話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飽受酷刑，因為怕被斯大林處死，所以才不顧體統向斯大林搖尾乞怜，雖然可悲可恥，總還情有可原。周恩來卻是身患絕症而不起，即將壽終正寢，“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對毛還如此低首下心，奴顏婢膝？在讀過這封信后，誰還能說周是頂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里寫道：“1966年12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江青來了，要找周。從延安時期就給周任衛士和衛士長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請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說：‘你成元功是總理的一條狗，對我是一條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堅決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說可以調動成的工作。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了。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
三、明哲保身豈是愚，違道順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來》里寫道：76年元旦過后，周的病情繼續惡化，已近彌留階段，偶爾從昏迷中醒來，還要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念毛澤東詩詞，“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甚至露出笑容，還喃喃自語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厖”。
怎樣解釋周的臨終表現呢？太做作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緊鑼密鼓中，毛對周的猜忌嫌惡几乎不加掩飾，“据身邊的醫護人員說，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的‘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如此形勢，如此心情，周怎么還能聞毛詩詞而露出笑容，怎么還能念念不忘歌頌毛？當然是演戲。這出戲越演到后來越走調，演員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沒辦法，只有硬著頭皮演下去，演到底。這就叫“保持晚節”。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后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
于是許多人便認為，周恩來是以傳統的君臣之道來處理他和毛澤東的關系，周恩來晚年的行事作為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簡言之，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忠臣；周的忠誠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謂之愚忠。我對這种觀點不以為然。我認為這是對傳統君臣之道的誤解，也是對傳統觀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誤解。
周恩來愚蠢嗎？不，當然不。周恩來在文革中謹小慎微，拿捏分寸，見風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這哪里是愚蠢？
至于說到忠誠，我們必須懂得，忠誠并不等于順從。周恩來對毛澤東堅持順守哲學，這決非中國傳統的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非為臣之道。中國古代是講究身份的。同一個“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義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誠和大臣的忠誠，其內涵是不一樣的。李志綏在回憶錄里寫道，毛要去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周跪在鋪在地毯上的地圖給毛指點行車路線。李志綏當時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么能舉止象個奴仆一樣呢？”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象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周的表現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
何謂忠臣？漢代的荀悅說：“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臣意味著堅持“道”即仁義原則，為堅持“道”敢于違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對君主的過失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所謂“文死諫”，“諫”是指給君主提意見，規勸君主改正錯誤。“死諫”的意思是：宁可冒著激怒君主，被君主殺頭的危險也要堅持仁義原則，也要堅持批評君主的錯誤。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著殺頭風險也要直言進諫的。忠臣的意思和現在人們說的“忠誠的反對派”有几分類似。忠臣意味著在恪守君臣分際，也就是承認君主權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堅持給君主提出批評意見。問題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進你的逆耳忠言，反而還要對你打擊迫害，你為什么還要承認他的權力，還要對他繼續盡心盡力呢?所以，有人把這种忠誠叫做愚忠。
周恩來不是忠臣。因為忠臣的定義是敢于“違上順道”。忠臣是個褒義詞，單單是賣力地為君主效勞未必稱得上忠臣，還要看你的效勞合不合乎道即仁義原則。所以，我們說東林党人是忠臣，我們不會說魏忠賢是忠臣，我們都說魏忠賢是奸臣，是奸閹。江青自稱是“主席的一條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們并不說江青是忠臣。當然，說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過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堅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場。可見，人們其實都明白，忠臣的定義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聯系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百依百順，明知毛是錯的也一味順從，正所謂“違道順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長(助長–引者)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釋：“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岳飛決心收复失地，迎還二帝；高宗卻擔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秦檜知道皇帝的心事，設計害死岳飛。這就是逢君之惡。一般人只是責罵秦檜，明人文征明一語破的：“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為，大多屬于“長君之惡”。但也不盡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組長也是周提名的。這兩件事都是毛沒有說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動提出來的。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正如高文謙分析的那樣：“毛在党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象周氏這樣在党內既有影響又善于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斡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這就不僅僅是長君之惡的問題了。
長君之惡也罷，逢君之惡也罷，周不是忠臣，這一點總是肯定的。高文謙引用權延赤《走下神壇的周恩來》里的一段話，鄧穎超“曾對中共党內一批總想‘揚周貶毛’的老干部說過這樣的話：你們不要這么搞，恩來什么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了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說的好：“什么路線，就是毛線。”周是跟毛不論對錯，明知毛錯了也跟。換之，周
從不曾“違上順道”，只有過“違道順上”。這就是說，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標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四、為什么共產王朝無忠臣
如果周算忠臣，那么試問，彭德怀算什么臣呢？算亂臣算反臣嗎？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怀敢于就大躍進的錯誤批評毛澤東，彭德怀才算忠臣。
不過嚴格說來，彭德怀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因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書只是私下里交給毛的一封信，不是准備在會議上公開發表的，而過去忠臣給皇帝提意見都是在朝廷之上當著文武大臣公開提出來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大發雷霆，糾集其追隨者對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給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時，彭德怀很快就舉手投降，全盤放棄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最后還簽字畫押，承認了自己的反党罪名。我們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宁死也不放棄原則的，彭德怀當忠臣但沒有當到底，所以我說他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
周恩來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實際上，共產党里沒有忠臣，起碼是共產党的高級干部里沒有忠臣。因為共產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共產極權制度和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區別。
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屬于韋伯所說的傳統型統治，其正當性或曰合法性是來自它所宣稱（同時也被旁人所信服）的歷代相傳的規則和權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權力來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來自血統（王位世襲），他人不得覬覦。君臣之間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為其正确才成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別的。因此，批評君主的過錯并不等于否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對君主的合法權力构成直接的挑戰或威脅，皇帝錯了也還是皇帝，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評。大臣的責任是輔助君主行道，見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時候提出批評。在這种制度下，最高權力為君主所獨享，在君臣之間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多數大臣的意見不可能對君主形成某种制約），君主在貫徹其決策時，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擁護的假象。這种制度無疑是專制的，但由于它承認“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認君主可能違反“道”，因而給為臣者批評君主和堅持异議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即便遇上殘暴的君主，當忠臣可能招致殺身之禍，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無上光榮；忠臣則從強大的傳統資源中獲得精神支撐和傲對權勢的勇气。
共產極權制度則不然。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它堅稱共產党壟斷了真理（党是偉大、光榮、正确），偉大領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領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線）；這就是說，在共產制度下，党和領袖都是把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稱的獨一無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質疑共產党的正确性，就是質疑共產党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确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
然而我們又都知道，共產制度（無論是党的制度還是國家制度）畢竟是現代的產物，它不是以公開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開地作為人民的對立物而出現，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和代表人民作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例如代表大會，選舉，表決等形式；以及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党員還有党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規定。這就使共產党及其偉大領袖面臨一种巨大的危險：如果多數人不認為党是偉大光榮正确，不認為領袖英明正确，從而選出一個非共產党的政府或者把偉大領袖本人選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對毛揣摩多年后總結出一條心得－－“他最大懮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擔這份心）。党和領袖為了确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它就必須釜底抽薪，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因為只要你成立一個獨立于共產党之外的政治組織，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領袖的政治主張，都意味著對共產党及其領袖所標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對共產党及其領袖的獨占權力的挑戰。
廬山會議上，彭德怀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怀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机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怀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么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怀來當領袖呢？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因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產党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因為共產極權專制把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認有任何別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在中共党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台，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我們知道，忠臣的定義是違上順道，是承認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產制度卻堅稱唯有偉大領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產王朝不允許有忠臣。
共產党禁絕不同力量和不同聲音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動輒把不同意見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數派撤職、開除、監禁，并且還禁止少數派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交流，否則就扣上”非組織活動”、”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在這里，持异議者甚至沒有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他們被迫要“承認錯誤”。最令人費解的是，剛直如彭德怀者為什么也會“低頭認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團一伙的張聞天到底是理論家，他在檢討書里闡明了他們低頭認罪的理由－－因為要維護領袖的威信。如張聞天所說，毛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損害毛的威信就是損害党的威信，就是損害党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段話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說（因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損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損害人民的利益），不過前三句倒有它的邏輯：因為在共產制度下，領袖的威信据稱是源于領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維護領袖的威信就是承認領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對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錯的。反過來說，如果毛是錯的，彭是對的，那么憑什么還該毛做領袖？那就該讓彭做領袖。問題是毛一向被認為代表党，毛錯了，就是共產党錯了，共產党錯了憑什么還壟斷權力領導一切？那是不是該讓別的党上台了？這個邏輯結論是彭德怀張聞天們不敢接受不敢承認的，所以他們只好低頭認罪。
回到周恩來的問題上來。我們知道，周在廬山會議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順上違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歷來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預算時，周不贊成毛的急躁冒進，曾經當面抵制過毛的決定。周甚至對毛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可見，周也有過違上順道的表現。后來，周為了這次“反冒進”而遭到毛的嚴厲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想來在那時就吸取了“教訓”，明白了共產党制度下當不成忠臣的道理。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种制度、這套系統，或遲或早就會發現，在其中，個人再也無法堅持獨立的聲音棗除非你与制度決裂。
五、另一部分事實
如作者所說，《晚年周恩來》“評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側重在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揭示周的處境、心態、為人處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觀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周的活動舞台在高層，所以作者的描寫主要集中于宮廷，對社會則著墨較少。因為“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在敘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層人物的關系時，作者主要描寫他們之間的分歧与矛盾，較少寫他們的共識和一致。這种特定的視角和側重對寫作來說難以避免，無可厚非。讀者閱讀時務必留意，否則容易產生錯覺。這是我要提醒的。
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來》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姚文元奉命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特別加了一段話，點了前一段在社會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組織‘五一六’的名”。
我們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個大事件。“五一六兵團”本來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個規模不大的造反組織，多次張貼大字報炮打周恩來。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將其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予以鎮壓，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說，“五一六兵團”之事至此已經了結。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五一六”的問題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隨即展開了徹底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2月，毛澤東与周恩來聯手，將清查運動正式擴大到全國范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清查運動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參与過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對或怀疑中共上層領導及各級新生紅色政權的群眾。据十分保守的估計，在這場運動中，遭受迫害的群眾多達几十万，致死致殘者也有數万之眾。該運動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論我們對所謂造反派作何評价，這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其莫須有、想當然，其株連深廣、卑鄙殘暴，都是不可寬恕的。周在文革中作過不少違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應不在此列。這表明，在使用專政手段對付民眾對付反對者的問題上，周和毛沒有區別。
還有遇羅克的問題。遇羅克是誰下令殺害的？据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周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這很有可能。首先，遇羅克的《出身論》發表在北京，影響遍于全國。對遇羅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層，決不是北京市一級就能決定的。
其次，雖然在文革中，因言論罪而被處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羅克這樣全國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殺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寫林彪大字報的伊林滌西，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小凱，寫《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纓以及后來的李一哲，盡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沒有判死刑。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點名批判，遇羅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監禁，后來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沒有立刻執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槍殺。從整個過程來看，具體主管部門好像沒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執不執行，好像都不是由他們作主，而是由更高層的大人物直接干預的結果。
那么，這個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會是誰呢？不會是林彪、四人幫一伙（包括謝富治、吳德等），否則，當后來遇羅克在全國范圍內公開平反，還通過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正面歌頌時，早就揭露出來了。那時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的坏事，一定會推到他們頭上，哪里還會替他們遮掩？唯有當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屬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屬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須維護其崇高聲譽和光輝形象之列，當局才會始終諱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權，文革后仍享有盛譽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葉劍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來還有誰？
六、為周辯護無法自圓其說
為周恩來辯護的論調很多，但都是淺嘗輒止，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無法自圓其說，經不起分析和追問。
1、有人說，周恩來緊跟毛澤東，是因為他把毛視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錯誤決策、甚至對自己也猜忌整治時，周仍然認為毛的領袖地位是無可取代、不應替換的，因此只能在維護和服從的前提下徐圖改進。簡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為，在當時的他看來，是在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盡管我們今天對這些作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評价。
這种觀點不值一駁。因為周在晚年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無論是按照中國傳統道德觀念還是按照共產党自己標榜的革命理想都無法為之辯解。且不說周在其他“老一無”（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打倒時落井下石（起碼也是同聲附和），連鄧小平也要指其“違心”即違反道德良知－－這還是根据共產党自己標榜的道德准則；甚至就連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視為德政善舉之事，其實往往也經不起推敲。
試舉一例。《晚年周恩來》里寫道，在“紅八月”，紅衛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許多高級統戰對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釗寫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于是，周趁勢列出一份應予保護不受沖擊的民主党派負責人共十三人名單，對他們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此舉歷來被人稱道。但是，那區區十三人名單以外的人呢？當紅衛兵見到這份名單時，他們難道不是同時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單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任隨他們凌辱處置的？！事實上他們也是這么領會，這么行動的。誰能說在“紅八月”的血腥罪惡中就沒有周的一份？惡有大惡、中惡、小惡之分，但縱然小惡也是惡。
一般人在評价他人時，免不了以己度人。作為毛時代的過來人，我們當年都熱烈地崇拜過毛，以一种理想主義的情怀追隨過毛。于是我們很容易假定當年的周氏也是和我們一樣的理想主義。然而這种類比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和周的處境迥然有异。在極權主義的洋蔥頭中（借用阿倫特的比喻），越是處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處在外圍者越是輕信。我們以前擁毛擁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國務院高層會議上講到農村的貧窮時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党才怪呢！”不消說，“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們是極權制度謊言體系的犧牲品，周恩來卻是這一謊言體系的构建者。兩者豈可同日而語、相提并論？
順便駁斥“人民的好總理”這一神話。只要我們想到三年大飢荒和十年浩劫都發生在周的任內，想到這兩場災難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巨大痛苦与犧牲，所謂“人民總理為人民”之說就不攻自破了。辯者會說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終維護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擔罪責。我們可以承認周并非不想為人民謀利益，問題是，在“人民的好總理”那里，人民的利益從來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則是維護毛，順從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補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謂“顧全大局”中的“大局”顯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謂“相忍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為了党的利益而犧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讓位，不能不靠邊，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犧牲。
2、鄧小平說：“沒有總理文革的結果可能更糟；沒有總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長。”
這話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會議上，几個老帥和副總理公開向中央文革小組發難，毛大發雷霆之怒。本來站在反對者一邊的周立即轉向，并勸說那几個老帥副總理低頭認錯。于是，“這場文革期間在党內高層中僅有的一次集體抗爭，在毛澤東的淫威和周恩來的幫襯下，頃刻瓦解，整個形勢隨之逆轉”。
為周辯護者每每強調周的尷尬處境。他們說，在當時，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對毛是不行的，毛發動文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實上，順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觀，听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非上策－－何況毛還要硬拉著周下水，君命難違；所以，周只好積極投身其中，在順從的前提下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力圖起到某种緩沖或制約的作用。所謂“只可順守，不可逆取”，并非放棄己見，一味順從，而是避免正面沖突，以柔克剛。
這种辯護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辯護者未曾意識到，當他們在如此辯護時，他們已經承認了毛是暴君，承認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權，高度獨裁，承認了在這种制度下，連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都毫無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辯護：“不下
地獄誰下地獄？”可是，地獄是誰們建造起來的呢？
趙無眠先生曾經尖銳地指出，給周恩來辯護的那套理由和邏輯，也完全可以用來給汪精衛辯護。汪精衛也可以說他是忍辱負重，曲線救國。為汪辯護者也可以說，沒有汪偽政權作緩沖，淪陷區的人民會更受苦。我還要補充一句。有一點汪精衛可以比周恩來更理直气壯：畢竟，日本軍國主義不是他汪精衛扶起來的，日本人入侵中國不是他汪精衛領進來的，大片國土也不是在他汪精衛手中丟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澤東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來卻負有極大的責任。
當然，為周辯護者可以說周當年為中共打天下和擁戴毛成為最高領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義；等到日后清醒過來發現事与愿違，自己已經騎虎難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順守之道，勉為其難。問題是，周對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徹的覺悟？
大陸學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戰期間發表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等報刊上的一批鼓自由民主
的文章匯編成冊，重新出版，取名《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庄嚴承諾》。李慎之先生在這本書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寫道：
我自己當時是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党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党統治下并沒有經歷過什么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為其實現而奮斗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么滋味。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后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又是誰騙了我呢？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庄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干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于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說自己曾作了庄嚴的承諾嗎？這樣說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嗎？
李慎之承認自己騙了人（嚴格說來，李要算受騙者，以他當初的年輕与天真），可是誰騙了李慎之呢？難道只有毛澤東一個人，難道能不包括周恩來嗎？微末如李慎之等，對中共暴政的建立無關緊要，或許是不配忏悔的，周恩來也不配嗎？
李慎之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寫道：“1987年我訪問日本時，有一次与當時的公明党委員長竹入義胜談話，他告訴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接見。當接見結束，周恩來已經送客轉身，竹入一行也已經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周恩來突然又折回來，走到竹入跟前說了一句：‘竹入君，我們中國是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說罷轉身就走。竹入義胜告訴我，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眼里噙著眼淚。”我并不怀疑這段回憶的真實性，只是，它能說明多少問題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聯動分子就公開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個老帥副總理就大鬧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問題不在于否定文革，問題在于用什么標准、什么原則去否定。文革期間中共高層的權力斗爭無疑具有路線斗爭的性質，不同的路線确有高下之分，絕非半斤八兩；但不論是毛的路線還是周的路線或劉的路線，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遠。沒有任何證据表明周恩來象陳獨秀或李慎之那樣大徹大悟，回歸基本人權，回歸自由民主。今天仍為周辯護者，不可太一廂情愿，自作多情。
七、周恩來為什么不留遺言
記得在76年“四五”悼周運動中，一份題為“總理遺言”的傳單流傳甚廣。這份傳單的文字不長，其中要緊的話只有一句，那就是對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當時，反擊右傾翻案風來勢洶洶，鄧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這份“總理遺言”表達了人心的不滿，可惜只是偽造。
現在我們都很清楚，周恩來臨終并未留下遺言。但問題是，他為什么沒有留下遺言呢？
古人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諺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來》一書里，高文謙寫道：周恩來臥床不起后，与周恩來相知最深的葉劍英几乎天天來醫院看望，守在床邊和他長談。“盡管周氏對他內心的傷痛絕口不提，但是葉劍英還是能感覺出來，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話沒有講出來。為此，他曾叮囑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准備好筆紙，說：‘總理原則性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里不講，特別是對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時刻有什么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來還是什么話也沒有說。”鄧穎超在回憶文章里寫道：“恩來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對我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雙方都知道最后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遠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兩段記敘表明，周恩來死前沒留遺言絕不是因為沒話可說，更不是因為身邊沒有可說之人，也不是因為沒有傾訴衷腸、一吐為快的充裕時間和安全環境。象劉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時的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臨死前連留下遺言或遺囑的机會都被剝奪，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聰明，在被抓進監獄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寫下一封《致未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由他年輕的妻子背熟記在心里，總算留下一封遺書。周恩來臨終前的處境要优越得多，為什么偏偏是一句話也不肯留下來呢？
這件事反過來想想就不難明白了：你叫周恩來留下什么遺言才好呢？
葉劍英希望周恩來能說出“對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來的圓滑或曰圓熟之處正在于，他從來就是腳踩兩只船；雖然是一腳重，一腳輕。你能清楚地感覺到他的政治傾向性，但是你很難從他那里找到可以攻擊的話柄。周恩來對江青、張春橋們當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們都受到毛澤東的信任，他不能讓自己站在毛的對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敗者的一邊，他要給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語言說江青和張春橋們的坏話，以免留下把柄。
葉劍英還希望周恩來講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來有什么委屈可講？所謂委屈，就是認為自己受到別人的不公正對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觀或正義感之上的。沒有了一定的公正觀或正義感，連委屈都無從談起。羅瑞卿長期充當毛澤東的打手，整彭德怀時跳得很高，后來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關在秦城監獄和彭德怀住隔壁還委屈地說：“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關在一起？”羅瑞卿一介武夫，頭腦簡單，總以為別人挨整都是對的都是該的，只有自己才是給整錯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鳴冤叫屈。周恩來不同。周恩來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這中間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來早就接受了這套野蠻殘酷的叢林原則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這里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難測；因此當整到自己頭上時，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識到他連抱怨都沒有資格抱怨。（1）除非從頭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時首先要忏悔。
鄧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風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雖然反右這一段留下一節尾巴，硬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鄧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頭未必不明白。鄧小平能想到的問題，周恩來就想不到嗎？只是周恩來沒有机會糾正毛澤東的罪過并順便洗刷自己的罪過，所以他陷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复雜思緒中無法解脫。
另外，我們也可以怀疑周恩來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說，周恩來臨終前，毛澤東還活著，周恩來還恐懼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還不肯放過，唯恐別人在自己臉上畫叉。在這种情況下，周恩來還能留下什么遺言呢？正因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欲言又止，欲說還休，所以到頭來只好選擇沉默，選擇無言。
也許，周恩來臨終前并不曾有過比較深刻的反思。“人無遠慮，必有近懮。”由于長期陷于繁瑣的事務，更由于長期身處權力斗爭漩渦的中心，周恩來早就費盡心机，精疲力竭，無暇也無力再進行超越性思考。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緊鑼密鼓的情勢下，周恩來很可能懮讒畏忌，被恐懼所壓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國人不滿于文革、甚至不滿于毛的一個象征性符號。周恩來多半沒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會點起一把天安門的熊熊大火－－否則他就不會在臨終前還那么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壽終正寢，臨終前囑咐將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經是什么年月了？他還以為大寨紅旗不倒，真的會飄揚千秋万代呢！虧得郭老還是歷史學家（？！），對當時正在發生，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重大歷史性變化居然一點感覺都沒有。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絕，閉目塞听，實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來》里還寫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給劉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實，存有不少疑點，起初他也對之采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但是后來禁不住壓力，擔心毛不會放過自己，還是在材料上簽署了附和的意見。九年后，周的遺孀鄧穎超會見英籍作家韓素音，為她丈夫當年在劉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為作過這樣的開脫：“開除劉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來簽署的厖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厖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這意味著，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狀多么虛假不實，其他同志舉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則皆然－－“顧全大局”嘛。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