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0日】如今回想起來77、78級這一名稱第一次接触應該是在1993年，我當時在武漢武昌中南政法學院讀大二。一日一個人逛到漢正街。在天橋上，一個中年舊書攤主神秘兮兮地拉住我，向我推介他的舊書。他說，這几本書是禁書，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時侯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了。我一看，一共是六本，叫什么《青年論壇》，還比較便宜，就買了下來。
回家后看起這些書來。《青年論壇》發刊號就介紹了77、78級這些人的事情。例如武漢大學等十三個高校學生聯合起來搞一本叫做《這一代》的雜志，我印象中《青年論壇》發刊號介紹了白樺、陳建功，葉文福等先生刊登在《這一代》上面的作品，陳建功先生的作品是《飄飛的頭巾》，葉文福先生的作品是《將軍，你不要這樣做》。非常有影響，甚至惊動了高層，一個高層領導人說《這一代》封面是兩個腳丫子，一步一步走向黑暗，要加以查處。
看完之后，我心頭存留了這樣一個問題，几年的農村生活和勞作，這种悲劇和挫折為何沒有讓他們的理想主義泡沫破裂。
我是一個農民的孩子，在農村長大，知道農村生活的貧困和辛苦。那簡直是一种宿命，貧窮和低下的社會地位如同跗骨的毒蛇，令人窒息，几乎沒有掙脫的机會。當我上學時，課本告訴我說，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對此一點也不信。我不是一顆紅旗下的鐵蛋，紅旗的光榮离我太遙遠。与紅旗的光榮太遙遠的孩子，即使有些理想，可能也是路遙《平凡的世界》中男主人公的那几個窯洞，再往高的，即使有指點江山的激情也是隱秘如古井里的波瀾。
知青“上山下鄉”的事情，很小的時候就听大人說過。當時，在我眼里，這些城里的知識分子簡直生活在天堂里，吃國家糧，而且是知識分子。農村的子弟，有著到城里生活或追求較高的社會地位的理想，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參軍，另外一條是上大學。我想，与他們相反，要是去他們城里，我們農村人能夠“出山入城”就好了。
毛澤東的意圖我能理解，農村雖然貧窮，但人和人之間和睦，民風淳朴。毛澤東認為他的戰友都已經接近自私自利的“末人”，那么只有從年輕一代開始培養道德觀念。能夠作超級大學校的也只有農村了。
即使是現在，我仍然相信毛澤東的安排是有期限，城里人經過所謂的“鍛煉”，“鍍完一層金”，還是會回到城里。后來的“工農兵”大學生，招工，高考等措施都是遲早的問題。我認為，不象我們農村的孩子天不收，地不養，人家城里人是“當官”的，肯定會把孩子收回去的。
當我第一次了解到知青的痛苦和壓抑，以及抱怨時，心中充滿了快感。我想，我們農村人几千年來都是受壓迫，如今你們也是与我們相同的受罪。從建國以后，城鄉之間差距是很大的，對立是不能抹殺的。現在的我無須為曾經這樣的快慰感到慚愧，這种快感是非常朴素的。
77、78級這些人在農村中受苦過几年。回到城里和追求較高的社會地位的机會對于他們來說，并非沒有，只是不能确定來臨的時間。不能确定便陷入渺茫之中。他們不可能安心的呆在鄉下，青春期的性壓抑，自我實現的欲望，与關于回到城里和較高的社會地位的希望和絕望攪合在一起，使他們在農村中的日子越加艱難。我看著拉家渡先生主編的《八二屆畢業生》，可以确信，他們的痛苦感主要并非來自農村較差的生活環境，而是他們的主觀因素。
徐友漁先生在《這一代人的使命》中說，大學生從來就被視為天之驕子，而這些首批大學生幸運的簡直有些手足無措。猶如久涸的大地突然天降霖雨，那种對重新高考的感恩和慶幸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重新舉行高考這個“天賜的福音”讓淤積多年的自我實現欲望終于有了放泄的通道。我可以說，77、78級這些人什么懮患意識、批判精神和救世情結，都是原來意識形態灌輸而形成理想主義導致，只是沒有夭折而已，略加挫折形成所謂的叛逆和憤世嫉俗（趙廈明：《八二屆人的精神》）。什么“解放的一代”，“什么理想主義的一代”，“什么批判的一代” （徐友漁：《這一代人的使命》），都源于此處。
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就是他們已經在集體主義之中，由于理想的挫折形成所謂的叛逆和憤世嫉俗，而有了個體自由主義的傾向，例如傷痕文學和關于人生意義的大討論。1979年《十月》雜志3月號發表了由我前面說的白樺先生和彭宁創作的電文學劇本《苦戀》。《苦戀》提出的問題，就是：人民是否應該天經地義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當祖國對人民犯下過錯時，人民是否可象自己的祖國追討公正？祖國應否向他的人民道歉（趙廈明：《八二屆人的精神》）？這些恐怕至今自由主義者還是可以發問。
吃苦的經歷反而增強了他們的意志力。他們珍惜這种“天賜的机會”，極其刻苦的吸收新知識。自我實現可能的出現讓他們意气奮發。
八二屆畢業生在如今的社會生活之中，成為中堅階層。對于過去的苦難，他們也可以審美地回憶，青澀的橄欖也可以吃出甜味。對于我來說，我更加將眼光投向留在農村的知青，此時，我早已不再有過去的快慰，而是把他們等同于不到城里的我的上輩、我的同輩人和我的后輩。
徐友漁先生是清醒的，他說，77、78級大學入學新生在應考生中所占比例之小，是空前絕后的，何況還有無數的同齡人因為种种原因根本無法參加高考。現在，首批大學生中大多數生活在社會底層和上層，他們不應該忘記處于底層的同齡人中那些自己當年的同窗和兵團戰友，他們中不少人處境艱難，并非自己不努力，而是生逢亂世，時運不濟。在這种意義上，人們可以對1982年大學畢業的幸運者提出責任和義務問題（徐友漁：《這一代人的使命》）。
農村子弟參軍和上學這兩條路漸漸堵塞。參軍四年滿了老早就沒有分配工作單位。所謂的“教育產業化”是變相的提高農村子弟上大學門檻，几乎關閉了受高等教育的大門。
八二屆畢業生中一些人現坐在黃金屋里，當既得利益者，設計實行美曰其名的“教育產業化”，提高農門子弟讀書的門檻。他們其實肚子里面的地瓜大便都沒有完全拉干淨，与農民之間脫不了干系。若查他們的家底，不出三代，他們的爺爺一輩也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更別進一步說有的自己就是從鄉村的田埂上一步一步涯進城，爬到上層或中層的。徐友漁先生所提的責任和義務問題，對于他們來說已經非常遙遠了。
當我尚未生繡，心靈尚未被煙塵掩蓋時，我曾為苦難的大地哭泣，為被剝奪公平的机會，走不到城里的上一輩人，我的同輩人和后輩，為留在農村的知青哭泣。
可是如今，我只能問，這一切都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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