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4日訊】關于對西方國家工會的一個誤解
在我們中國大陸，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從中學到大學，政治課是最重要的一門課之一。而在政治課中，關于中國共產党的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關于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產生等，是政治課的基本的內容之一。在這些政治課的教科書中，在老師授課的課堂上，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不論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工人運動產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党，共產党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組織工會，從事和領導工人運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當然，中國今天的現實每天都在一千次地駁斥這些片面的，早已過時的”理論教育”。自１９８０年代以來，正是中國共產党在中國重新鼓勵發展私營企業，并將國營企業”股份化”，其實也就是私營化，并制造了大量的新的資本家。而且，中共執政的各級政府的領導，几乎都一屁股坐在企業老板和領導一邊，壓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几乎沒有一個人還會相信中國共產党領導工人運動，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們從青少年時受的這些教育，卻仍然是我們理解獨立工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障礙。我們生長在中國，所以，中國的現實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關于中國現實的謊言我們能輕易地識破。但是，在我們受到的教育中，那些關于歷史和外國的謊言，卻多少還在我們的頭腦里起作用。在工會問題上，我們很多人仍然以為西方的真正的工會是在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否則就是”工團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黃色工會”，就不是真正的工會。按照這种觀點的邏輯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國成立獨立工會，也會是以改變中國現實制度，推翻政權的政治組織。在下面我們對國際工會的簡單的介紹中，我們會告訴大家，這种將真正的工會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組織”的看法和邏輯，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在全世界范圍內，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性”的工會，現在几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們認為是”工團主義的工會”，才是真正的工會，它們是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的主體，在國際勞工運動中，在這些工會的所在國家，它們在保護勞工的權益方面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
至于很多中國人所熟知的波蘭團結工會則是國際工會中的一個特例。我們會在下面介紹、分析波蘭團結工會的發展歷程。
西方國家工會的非政治化的歷史趨勢
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由于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野蠻及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壓榨，更由于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工人的反抗運動的鎮壓，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曾經非常激進，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党宣言”，實際上是當時的工人運動的一個重要派別的行動綱領，它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宣言。也就是說，當時為保護工人權益為基本目標的工人運動，也几乎就是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后來，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狀況，非人道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撓的抗爭，使它得到社會越來越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強大的，派別眾多的工人運動終于促使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工人階級和關注貧困等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政治家的壓力下，法，德等國制定了允許獨立工會的合法存在的法律，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英國，早在一八二四年就制定了這個法律。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勞資沖突中也日益中立化，即越來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沖突。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在歐洲各國所看到的情況，即，一方面，這些國家在保護資本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注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階層的利益和權益，建立了全面的勞資對話等社會協商制度和發達的社會保險，退休等勞動保障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福利國家”；另一方面，工會和工人運動為了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利益，隨時保持對任何執政的政党的壓力，即，主要的工會和工人運動是獨立于國家和任何政党的“非政治化”的組織和運動，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基本制度的改變，議員和政府領導人的選舉等政治活動是政党的事情，而工會則獨立于任何政党，工人運動的綱領和目標，它實際的社會效果，根本不同于影響，改變國家權力的政治活動。工會和工人運動實際上早就沒有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性質，它以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權益為全部目標。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工人運動和工會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由過去的革命性的激進，到現在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溫和的演變過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非政治化的”過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當然是工人階級前赴后繼的抗爭，在這些抗爭中，無數的工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里昂工人的兩次流血抗爭，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法國巴黎工人的起義等。正是工人的鮮血和抗爭，喚醒了全社會的良知，得到了其他社會階層的欽佩，支持和同情。為數眾多的記者，寫作了大量的關于工人貧困的生活和艱難的抗爭的報道，維克多楞B果，埃里米極版唌A狄更斯等最优秀的作家創作了關于工人等”弱勢群體”生活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廣泛影響的文學作品。
在社會各階層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也頻繁呼吁關注貧困人口的生活并組織起對貧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幫助工人組織起工會。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拉薩爾，考斯基，饒勒斯等杰出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則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階級受壓迫，生活日益貧困化的原因及其社會后果，他們的研究首先改變了他們的生涯，使他們最終成為組織工人和其他社會底層反抗壓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會改革的政治家，同時，也喚醒和系統化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喚醒了全社會，包括各种派別的政治人物嚴肅地面對社會不公正，貧困問題的政治意識。實際上，在各种社會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在十九世紀后半葉工人運動最發達的法國和德國，在工會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過的1870,80年代以前，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督教等派別不同的工人組織已經很多了。1864年，歐洲的一些國家的工人組織的代表甚至在英國召開了第一次國際工人協會的籌備大會，并成立了第一個工人國際工人組織：國際工人協會。在各國已有的眾多的工人組織中，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組織的工人組織只是眾多派別中，人數和影響力較小的一個派別，因為絕大多數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馬克思。這种歷史事實是和我們中國過去的教育宣傳完全不同的。
國家在勞資沖突中的中立化
這一切，形成了超過工人階級力量本身的強大壓力，逼迫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立法机构向工人階級讓步，重新考慮社會力量的新的平衡，并在制度和和法律的調整上反應這种平衡，以避免被這种強大的社會壓力所推翻的命運。這就決定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在本國的勞資沖突日益中立化的過程，推動了這些國家在治理，防止社會沖突的理性化的過程。面對工人的抗爭和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壓力，西方各國政府和議會逐漸放棄了對工人運動進行壓榨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多訴求，先后制定并通過了自由、獨立工會合法化，限定工時，禁止童工，保護女工，以至設立雇員、老板和政府三方協商委員會等重要法律，政府也開始以調停人的中介角色，參入和組織和平處理勞資糾紛的勞資雙方的談判，并最終將這种談判形成了為法律規定的制度。
工人階級前赴后繼的抗爭及越來越廣泛的社會的支持和同情，有利于工人權益的法律的制定，及國家在勞資沖突中的角色逐漸中立化，使工人階級与資本家階層，即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要變化。資產階級也不得不對工人的訴求作出讓步，不得不和工人代表平等地坐到談判桌上，不得不遵守關于勞工權益的法律規定。這樣，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勞工階層生活水平，購買力的提高又促進了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這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社會沖突便得到緩和。
我們很多中國人很羡慕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和所享受的權利，很羡慕西方的企業、公司老板對雇員的文明、善良和”人情味”，以為那是西方工業、科技和經濟發達的必然結果，以為那是西方文化和文明之优越的表現。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實，在今天中國的沿海城市及世界上不少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階層的生活卻始終得不到改善，甚至越來越差。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果都被少數有錢有勢的人拿走了。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在一個世紀以來有很大的改善，那么，應該說，這些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抗爭，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國家很文明，很有人情味的西方國家的企業，一到我們中國或其他的第三世界投資建厂，就突然變臉了，一下就不文明，不善良，那”人情味”一下子就無影無蹤了。這是為什么？為什么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南方，在那么多外資、合資企業里，工人的勞動條件那么惡劣，工傷事故那么高，勞動時間那么長而工資又是如此底下？在這些地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又表現在哪里？這里的全部問題就是，這些西方公司的老板在其本國文明善良，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在社會利益沖突的各方中較為中立的國家机器，有法制，有社會輿論，尤其是有獨立工會的壓力和監督，有法律保護下的工人抗爭的威懾。大量的西方公司在其本國与其在外國的這种行為差別告訴我們，沒有工人的獨立抗爭，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會自動”變好”的。如果說，有不少的老板資本家在此時此地對雇員善良，有人情味，那也是工人抗爭歷史造就的，是工人給的。
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對工人階級的抗爭的讓步和處理社會沖突的理性化，即是工人抗爭的結果，也是工人抗爭運動越來越溫和，越來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難理解，如果這些政府象我們下面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政府，及今天的中國政府那樣，堅持對工人的抗爭進行壓制，其結果，當然就會是工人運動越來越激進化，越來越將指向資本家的抗爭的矛頭轉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運動就會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机器逐漸地接受了工人抗爭的基本要求，并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權利，同時，在不拒絕和代表工人的工會對話的同時，以中立的角色促進勞資對話，這就使工人們覺得，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他們的這些表達是能夠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反饋的，他們在現有的體制內，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的抗爭是能夠取得成功的，這樣，工會和工人運動的主流就能將談判取代暴力，將自己斗爭的目標确定在保護自己的權益上，确定在施加壓力，以使代表自己的利益法律能在議會通過，使政府能采取較為公正的社會政策，而不是要去推翻社會制度。工人運動中那种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激進主義派別，他們主要是各种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也漸漸失去了影響力，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完全邊緣化了。
國家中立化過程的爭論
西方國家政府和其國家机器在這种中立化的轉變過程中，在它們的政治家之間，在要不要通過立法，使獨立的工會合法化，國家要不要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等方面，也有過激烈的爭論。爭論中的一些觀點和懮慮，与我們中國今天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一樣。法國議會在一八八四年通過工會合法化的立法前，很多資產階級的代表反對這個立法，他們擔心工會一旦合法化了，就會發展壯大，就會天天有游行罷工，以至于國家無法控制，造成社會動亂，并會迫使資本家作出過多的讓步，使法國的企業成本和產品价格上升，會在和德國、英國的企業的競爭中關門破產。
另外一些代表勞工利益和熟悉、關注勞工生活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的議員，包括一些溫和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則在辯論中指出，要避免可能爆發的革命和暴力，要使工人運動避免激進化，就必須使工人有獨立的合法組織。因為，工人的組織合法化了，就意味著它得到了政府和法律的承認，它与政府和法律次序的敵對狀況就會改變和消除，工人就會知道他們可以通過什么樣的合法途徑和方式表達他們的要求。合法化了的工會在發動罷工、游行等行動時時，就會有合法的工人領袖，將行動的目的、地點、方式等提前通知資方和政府，資方和政府就可以作出提前的反應和准備，工人運動就不再是突發事件，而可能是可以預計和可以治理的社會事務。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就會小得多。同時，合法化會使工人的組織和其領袖走出地下或半地下狀態，這就使勞資沖突發生時，政府和資方知道可以找誰談判。而工人領袖一旦能和資方与政府的代表談判，他們的態度一般就會溫和，”理性”。政府就可以不再采取社會成本和道義成本極高的鎮壓手段來解決社會沖突。
至于說對工人的讓步會使企業成本和產品价格升高，在當時就已經沒有什么人相信了。因為，當時的很多人，包括知識界，政界和工會的積極子，都多少知道一些已日益流行的馬克思及其之前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關于剩余价值及价格的理論，這個理論指出，商品的价格由工人的工資，成本及利潤這三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資及成本的升高并不必然會導致商品价格的升高，而只可能會影響資本家的利潤。換句話說，工人的工資和待遇的改善，會使財富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上更為公平，而可以不影響商品的价格和企業產品的競爭力。這一點，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應該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從這些爭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些贊成、推動獨立工會合法化的人中，有很多人的動机并不真正是要保護工人，而是害怕革命，害怕暴力，是要避免工人運動政治化，是要在根本上保護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我們中國過去的宣傳和教科書中，有很多對這些”改良主義”的批判。說，他們鼓吹對工人階級的讓步，只是為了收買工人，其實，他們在根本上還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此，我們要說，這里最重要的不是猜度人們的動机，而是他們在事實上為工人的權益掙到了什么；重要的不是看資產階級在獨立工會合法化中得到了什么，而是看工人，看我們所有的勞工得到了什么。我們工人，勞工的狀況得到了改善，我們的基本權益在法律上得到了認可和保證，別人也從中得到了好處，那又有什么關系？那不是更好嗎？我們的生活狀況改善了，卻又嫉妒人家也過得好，這不是小家子气么？我們為什么要害怕別人得到了利益而忘記了要爭取自己的利益？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崇尚那首先毀滅別人，然后是自己毀滅的”革命”？我們工人和勞工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別人，即使是資產階級也要維護他們的利益，這兩者之間沒有什么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能夠爭取到勞工的權利和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机制，而不是抽象的，被政客們利用的”革命成功”。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指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讓歷史幫助我們走出”革命”比”改良”要”高尚”的誤區，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局限
總的來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在西方各國，是工人自己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益并迫使國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權益和國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爭始終是堅決而又是理性的。這就形成了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各國的工人和其他勞工，資方，國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動的局面。這种總體說來的良性互動取代了過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階級對抗。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的罷工，游行示威等抗爭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但，它們最后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結束的。這些國家仍保持著基本的穩定。
談到這里，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有意義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熟知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如”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主義必定取代資本主義”一直沒有實現？不但這些預言沒有實現，而且在我們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社會主義”反而被”資本主義”給取代了。這是為什么？在這里，我們不能回答這些复雜的問題，但，我們認為，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抗爭，使他們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迫使他們的國家政權在階級的利益沖突中中立化，從而迫使資本家對工人的讓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和沖突，保證了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的穩定和提高。這是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至今沒有崩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國家的獨立工會和獨立工會運動，改變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變拯救了他們的國家和社會，包括資本家本身。
關于工人階級抗爭的這种成果，西方國家机器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內的這种重要轉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沒有預見到。應該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歷史上，對工人階級的苦難最了解，最同情的偉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們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沖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們在《共產党宣言》、《法蘭西內戰》等其他的著作中，說西方國家政府等國家机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暴力工具，這在當時他們所處的時代，也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但是，他們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們沒能預見到，或者說，在當時和其他的思想家論戰時，這兩人不愿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國家机器，在工人的抗爭和全社會的壓力下，其性質能發生演變，可以成為中立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的調停人。這樣，工人階級可以不打碎國家机器，就可以掙到自己的基本權益。他們更沒有預見到，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被在他們的思想”指導”下的共產党推翻后，工人階級又重新喪失了自己的權益，”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党會，居然會成為鎮壓工人運動，頻繁地將工人代表送進監獄的執政党!
以為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机器，消滅資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的”代表”掌握了國家政權，工人階級就及其他勞動者可以一勞永逸地免遭剝削和壓迫，這是馬克思和許多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的局限和空想。關于這一點，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存在及其解體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強大的，獨立的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工從來就沒有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工人階級的”代表”一旦掌權，就只顧代表他自己，完全把工人拋到了腦后，甚至將幫助他掌權的工人階級當作敵對勢力。事實證明，只是制度和權力變更的革命，不能帶來勞工權益的保障，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勞永逸地免遭壓迫的”大同”境界，只是一個幻想。
關于毛澤東
關于這一點，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問題，對官僚主義的工人階級的”代表”的腐敗及對工人的壓迫，他看得很透。而且，他沒有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萎縮和虛偽，他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批評很坦率，也很有气魄，居然說，”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義者和工人与貧下中農之間的矛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党內，他還號召要”繼續革命”。他的這些話，連他的崇拜者，他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同事們，在今天，也被嚇得心惊肉跳。而且，他是說得出來，也做得出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號召、發動、逼迫工人和其他中下階層的群眾，在他的絕對領導下，几乎一度砸碎了官僚主義的國家机器，他指定”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并一度建立了新的政權机构-有工人群眾的代表參加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但是，毛澤東從來不能容忍獨立于政府，獨立于共產党，獨立于他個人的絕對領導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他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前提是”堅持党的一原化領導”，是維護和鞏固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工人運動和工人代表一旦有可能背离党的領導，有可能影響他的權威，就會受到最嚴厲的政治迫害。在”文化革命”中，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奪權”，有時反抗官僚主義的領導，替勞工或下層人物說話的”群眾組織”的代表人物，除了極少數被融入了官僚體系以外，大多數人都很快被赶出了”革命委員會”等權力机构，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在監獄里渡過了几年，十几年的時光。他們的最后的下場都非常悲慘。
在中國的今天，大凡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記得，在毛澤東去世前的七十年代初，工人和其他勞工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比一九六五年，六六年更糟糕。人們對毛澤東非常失望，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對他的”反對党內的資產階級”的號召沒有任何熱情和信任，認為這是他和共產党內權力斗爭的需要。當時的社會，包括工人，農民，都有一种普遍的怀念”文化革命”前的情節。所以，在一九七九年，鄧小平上台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階級斗爭”和”繼續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多數中國人的擁護。在此之后，中國政府推行了完全將工人作為犧牲品，作為”改革”對象的”經濟改革”，但很多工人和其他勞工卻對此一度渾然不覺，反而報以期望，應該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實在是太失望，太厭煩了。今天，很多人似乎忘記了，正是這种對毛澤東時代的極度失望，將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推到了現在這悲慘的境地。
走出馬克思和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深遠和無所不在的影響，所以，對我們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及關注勞工命運的知識分子說，正确對待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一方面，對馬克思，我們要看到他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深刻的分析的深遠的意義，我們不能因為號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共產党，中國共產党做了很多坏事和錯事，就完全怪罪馬克思，就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神化，更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過時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條作為我們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是要走出馬克思。我們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嚴，要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更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中國獨立工會運動要從中國的實際和保護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權益出發，工人運動就是工人運動，獨立工會就是獨立工會，沒有什么”共產主義工人運動”，沒有什么”馬克思主義工會”。
在中國的今天，平靜地對待毛澤東，完整地回憶，理解毛澤東時代，對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對我們要發起的獨立工會運動，特別重要。我們知道，隨著貧富懸殊等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加大和腐敗現象的加深、擴大，隨著失業的日益嚴重，教育、醫療日益商業化，其費用日益昂貴，在社會上，包括在我們工人、農民等勞動者中，對毛澤東時代的眷戀十分普遍。現實的痛苦正在我們的下意識中改造我們的記憶：我們選擇性地遺忘了過去的痛苦，記住，然后不斷地回味著過去的，我們青年時代的快樂。一些人在批評現實的社會現象，在探討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辦法時，還提出了回到毛澤東”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的主張。
應該說，如果我們放棄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思維方式，并站在勞工的立場上看過去，就不難看到，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有不少有意義的東西。如對城市職工的職業保障，對國營企業職工的醫療、退休保障，免費教育，還有對”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提倡，主張將罷工等權利寫入憲法等。在農村，推廣”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普及民辦教師和村辦學校等，都是對工人、農民十分重要，符合中國國情，在今天也應該保留的東西。”文化革命”中的群眾造反，也不是如現在很多人說的那么一無是處，它多少是對那些官僚的一個威懾，使他們在腐敗時不致于這么不知收斂。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理想化。比如說，失業問題當時就很嚴重，只不過，它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給掩蓋了；至于”群眾造反”，因為群眾組織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它更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在”文化革命”的后期，由于官僚的”秋后算帳”的反威懾，已經沒有什么人會”造反”了。在今天，我們尤其不能讓這种對過去的理想化，將今天獨立的工人運動再次引入”毛澤東思想”的死路。是的，我們曾經有過職業保障，公費醫療和免費教育，但，為什么共產党的領袖和政府的領導層一改變，它一下就沒有了？我們還能將期望完全寄托在”領袖”身上嗎？這里的關鍵在工人和勞動群眾一定要有獨立于党和政府的組織，要有這种組織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這正是毛澤東所不愿意給我們工人和所有的勞動者的最寶貴的根本。所以，中國勞動者不是要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而是要走出毛澤東，不是要請求別人幫我們回到過去，而是要創造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新的歷史。
當然，這是對工會和工人運動整體來說。至于作為一個工會成員的個人，他可以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党員，是毛澤東的信仰者，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么民主党，自由党党員，更可以是沒有什么固定信仰的無党派人士。他除了是工會積極分子外，還可以在工會以外扮演其他的社會角色。工會只有獨立于政治党派和任何意識形態，才能將盡可能多的人團結起來，它的力量才會大。
西方國家工會運動告訴我們了什么？
上述對西方國家的工會的歷史作用和社會演變的議論分析，是很簡單的，而且，主要談的是積極的方面。實際上，在他們這些國家，貧困和不公正的現象，工人的權利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很常見的。而且，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和國家机器在勞資沖突中的中立化，也是相對的，主要是相對他們一屁股坐到資本家一邊的過去而言。我們不能將這些國家的狀況過于理想化。也因為如此，這些國家的工會和工人，各工薪階層的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我們之所以在這里主要談這些國家的積極方面，是著眼于中國，著眼于中國工人運動的需要，是希望中國人能從中學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對中國工人和勞工來說，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清楚地說明了，沒有工人的持續的團結和抗爭，沒有工人自己的組織，經濟再怎么繁榮，工人什么也不會得到，得到的東西，也會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丟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爭和的獨立組織的存在，不但為工人自己掙得了權利，而且，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國家制度的不斷創新和現代化，使之更具有人性；并改造了，和仍在繼續改造資本家階層，使這個階層的人學會了，或正在學會該怎么走出強者吃掉弱者的”熱帶叢林”，該怎樣去做一個人，而不是只做一個叢林里的動物；也保障了西方國家經濟持續，平衡的發展，國民財富較為合理的再分配，并最終在根本上保障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對我們中國勞工來說，看到工人運動的這种偉大的歷史作用，就會在抗爭中充滿信心和自豪，并理直气壯地駁斥那些說工人的抗爭是”自私”，是”保守”的指責。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其他的階層人來說，從西方國家上述的歷史中看到工人階級抗爭和獨立工會的偉大的歷史作用，也特別重要。它告訴我們，沒有象雨果，左拉，狄更斯這些作家，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饒熱斯等知識分子的介入，沒有各种教會及其人道精神的作用，工人的抗爭的道路會更曲折，犧牲會更大，走向成熟會更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尤其是，認識到工人抗爭的重大歷史意義，會使關注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知識分子最終放棄那种居高臨下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們從歷史和社會發展之必需的角度，從自己的存在和尋求生命的意義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為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憫，去關注工人及其他勞工的生活，去介入他們的抗爭。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運動需要知識分子，同時，工人運動也象創造了歷史一樣，創造了知識分子，創造了知識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會的、歷史的价值。
在中國，傳統的工業和工業基地正在或已經解體，大量的國營企業在倒閉，大量的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已經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雇。同時，大量的農民已經或正在加入工業和新型產業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勞工階層。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產業的分散而彼此分离，又因彼此來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競爭而分裂。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工同時承受著政府和制度的壓迫，老板的剝削、壓制和自身的競爭、分裂這三重痛苦，他們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識階層的幫助，鼓勵和支持。而如此同時，曾給中國的知識階層帶來地位、光榮的馬克思列宁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等，已經是越來越沒有了市場。這個階層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意義。在中國工人的抗爭受到壓制，工人代表被送進監獄的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生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懼之中。他們要沒有恐懼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階層的呼應，他們需要中國的勞工!
而對中國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可以吸取的經驗是同樣的重要。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社會抗爭最終能以理想的回應，并通過制度創新和法律的手段，實現了國家机器和行政机關在社會沖突，特別是勞資沖突中的中立化，這是勞資及國家三方能實現良性互動的重要前提。如果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對勞工的抗爭始終采取敵對，壓制的態度和政策，這些國家的勞工會陷入悲慘的境地，但，同時，其基本的社會次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劇烈的社會沖突中全面崩潰。沙皇時期的俄國和下面我們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的情況就是這樣。這就告訴我們，鎮壓，尤其是對勞工抗爭的鎮壓，只會積累矛盾，在一時的平靜中增加沖突爆發的能量和拖延沖突爆發的時間，這恰恰是在根本上破坏社會的整體穩定。
面對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結构，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困，腐敗和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面對日益普遍的勞工抗爭等日益尖銳的社會沖突，中國政府該怎么做，應該是很清楚了。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的貧困現象和勞工沒有權利保障的問題，絕不只是勞工和貧困人口的問題，它是一面鏡子，表現并記錄著政府和其各級領導是否具有治理社會的智慧和能力，表現并記錄著這個政府，這些人基本的職業道德及其為人，他們逃避歷史的萎縮、膽小、殘酷或面對并創造歷史的勇气、擔當、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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