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夜讀《王世杰日記》，1975年10月21日，這位曾寫出了傳世著作《比較憲法》的法學家已垂垂老矣，站在孤島之上，遙望正處在“文革”深淵中的大陸，想起蘇聯的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他心緒起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蘇聯反政府而擁護人道主義的作家索忍及物理學家先后獲得諾貝爾獎金，彼等于獲獎后雖仍身在蘇聯，仍反抗政府不諱。中共政權之下竟無一人如此勇邁，一則顯示中共政權較莫斯科政權為尤暴，使人不敢反抗，一則顯示大陸智識階級之志行甚弱。”（《王世杰日記》第九冊，445頁）中國何以沒有產生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這不只是王世杰一個人的困惑，這個問號曾同樣折磨過許多中國人。王世杰指出的兩點原因都沒有錯，在王申酉們僅僅以思想即遭槍殺的土地上，要產生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式的人物誠然是不可想象的。情況從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了變化，以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為例，他在80年代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無情批判，對現實陰暗面的直言不諱，他大力呼喊民主、自由、人權，在全社會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被譽為“中國的薩哈羅夫”，他也自命為“中國的布魯諾”。但他最終所作出的選擇還是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志行甚弱”添了一個小小的注腳。無論他本人怎么辯解，歷史的遺憾都已無法彌補。
不過，將中國沒有產生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的原因僅僅歸結于統治的殘酷和知識分子的“志行甚弱”，還是太簡單了些。中國從諸子百家的文明軸心時代就形成了以世俗為絕對中心的觀念，在世俗与精神之間，從來就沒有平衡，本來最應該承擔起精神价值守護神角色的知識分子，從來都只是世俗价值的忠實信徒。除了“五四”以后的一個極為短暫的時期，知識分子曾經有過超越世俗的理想，不以功利作為自身追求的終極目標，我們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几乎都是環繞著世俗价值轉動的。君不見多少以“領袖”自命的政治明星，嘴里喊著漂亮的口號，骨子里卻只想著“取而代之”，或者“殺人放火受招安”。支配著他們全部行為的都是世俗的功利目標，從來都缺乏平常心，缺乏做一個普通人的境界。人類追求美好理想的目的，本來只是為了生活得更自由，更符合人性，也就是做一個尋常人，而不是做一個人上人，做領袖或明星，高人一等，頤指气使。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是前蘇聯沉沉黑暗中的一道閃電，他們是物理學家、文學家，也是普通人，他們反抗強權，他們拒絕謊言并不是要撈取什么，他們所爭取的只是人的尊嚴，是生活自身的解放。這是精神的追求，是文明人類的理想。与自古以來生活在世俗之中，与從來都沒有超越過阿Q土谷祠夢幻的中國人，有著根本的差异。
民族的興衰榮辱与作為其靈魂的知識階層密不可分。一個民族陷于世俗泥潭中數千年、甚至更長久而不能自拔，缺乏精神力量的支撐，要產生精神型的勇邁而平常的知識分子，又談何容易。不是有不少國人為索爾仁尼琴沒有在蘇聯巨變之后身居顯位，或憤憤不平，或幸災樂禍嗎？這是典型的世俗价值觀。沒有對生活本身的真正認識，找不到世俗之外的精神之維，王世杰28年前的困惑依然只能是我們的困惑。
(2003年9月16日)
大紀元首發 轉載請注明大紀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