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訊】「儒家」、「忠」，相對來說，人們對「忠」或許比對「儒家」這一概念要熟悉的多，但熟悉並不等於瞭解。事實上，一提到儒家之忠，人們首先總是會想到「愚忠」之類，而對忠、對儒家之忠的認識，恐不能基於此。
何謂「忠」﹖查《說文解字》﹕「忠，敬也，盡心曰忠。」應該說，這便是忠的定義。「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忠經‧天地神明章第一》）， 也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註》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字的正確理解。
《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這是春秋時代人們對忠的解釋。但這解釋已不只是單單對「忠」字，而是對忠的外延（忠的對象）來進一步剖析。
忠，是一種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它是一種對事對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因為它必然要通過人事才能表現出來。其對像較為廣泛，對自己的份內之事，對親、師、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盡心）。間接地，也便成了待親、待師、待友、待君（但絕非漢以降特指的對上、待君）都應該忠（盡心），當然這忠並非無原則的忠。
《論語‧裡仁》裡，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學而》﹕「子曰﹕君子……主忠信。」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在《論語》中，未見孔子對「忠」字直接釋義。縱觀《論語》，更絕沒有要求臣應對君的忠。
《論語‧八佾》篇中，倒有一段有臣應忠於君的嫌疑的對話，「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按﹕魯定公問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該怎樣做﹖」孔子回答說﹕「如果君主能按照禮來對待臣下，那麼臣下就會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這句中的「事君」二字，自然不能理解成「侍奉君主」或「服侍君主」，據學者查證，儒家經典裡應還沒有「侍君」一詞。所以「臣事君以忠」的解釋完全可以解為「臣下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退而言之，即便簡單理解為「臣下盡心去服侍君主」也無不可──只要我們莫拉下上一句「君事臣以禮」，不將之一分為二而作斷章取義之舉。
在對待君臣關係，孔孟都是從相對關係切入的。「亞聖」孟子談到忠時，和孔子一樣，絕沒有認為忠是無原則地聽從上司、君主之命。相反地，孟子在此基礎上還邁出了一大步，痛快淋漓地道出孔子還沒說下去的話，《孟子‧離婁》篇中，「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按﹕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主把臣下當手足，臣下就會把君主當腹心﹔君主把臣下當狗馬，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當泥土草芥，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仇敵。」）
在孔孟那裏，「忠」隸屬於「仁」，忠是誠實的表現，它所傳示的精深內涵本身便是仁義。忠在眾德中（克己、愛人、惠、恕、孝、信、忍、勇、儉、無怨、直、剛、恭、敬、寬、莊、敏、慎、遜、讓）的地位很高，忠做為眾德之一，受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係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的節制，成其為美德。
到了漢代，西漢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賈誼在其《新書》中多次談到忠，他對忠的解釋是對孔學的進一步論敘，也是基於愛民的。而西漢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原是指提網的總繩，這裡是一種比喻，意為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有較絕對的支配權力，而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無疑是和孔子思想是相悖的，也是孔孟儒學的一大變。「忠」由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範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範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忠經》上所謂「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人乎，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也」。
直至程朱，更是對三綱大力宣揚（有一點要注意，最早鼓吹王權至上的是法家韓非子）。此後的忠，更成了傳統社會的最高道德。自班固的《漢書》以下，《晉書》、兩《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設有《忠義傳》。不過，確切來說，先秦最後一位儒家大師荀況對忠的解釋就已不同於孔孟。
《荀子‧君子》篇裡﹕「忠者，敦慎此者也。」把辦事敦慎稱為忠，還沒離開孔子對忠的正確觀點。但通讀《荀子》一書，也沒看見荀子把「忠」的對象放寬到對一切人上的論說。單就其《臣道》篇而言，這篇專講為臣之道如何如何，言「忠」只及於君王。《荀子‧臣道篇》﹕「從命而利君謂之順﹔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敬而不順者，不忠也。」荀子談忠，旨在說「忠臣」，說臣應如何忠於君……
行文止此，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問題。那便是忠的對象問題，這恐怕也便是人們對忠的誤解其癥結所在。
千百年來，在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誤解下，人們多以為「忠」只是臣對於君而言，大不足取。但實際上，追本溯源，我們便知道孔孟所說的「忠」，並不是單指臣對君忠，更不是無原則的臣對君忠。
忠，於今而言，既不拘於時空，也不拘於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暫不論孔孟的這一正確的「忠」是可以照搬不誤，即便是董子所謂的「忠」也可以拿來用，只是在忠的「對像」上略加改動便是。孫中山先生便曾說﹕「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孫中山選集》）顯然，嚴格來說，孫中山先生這段話中「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這句是籠統而有誤的。但把忠的對象轉化為為國為民，則所言甚是。
我們對於傳統美德都應古為今用，併進行現代註解。於忠而言，亦復如是。 ◇
（《國學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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