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每發表一篇文章都會收到一些讀者來信，但這封信卻很特別，現摘錄如下：
草庵居士,
我是在政府工作的小職員，看過几篇你的政治評論文章，每次都為你語出狂言而惊訝。最近在万科周刊上看到若平揚兄轉載的你的系列文章，很佩服你的勇气。特別是仔細看過你的文章后，我有几個問題要你回答。
一，你說的美國911事件后的中美關系基本上是按照你的預計發展，但這次你又搶在中國加入WTO前半個月，寫出了關于WTO的文章，這讓我生疑。你是個什么樣的人？你怎么這樣會搶時間？你說你是個商人，可我看不象，從你預測和分析的文章上看，你更象個政治人物。商人哪有這么多時間寫文章？從文章构思到完成都需要時間，從你每天一篇的速度上看，你很有可能代表著一些人，或是個團體。一個人不可能這樣全面，也不可能有這樣准确的分析和預測。你要真是一個人，你可是神人了，我判斷你是一個研究團體或是一個寫作班子。
二，在你文章中，你說中國加入WTO是為了政治利益，而不是出于經濟利益我沒有在你的文章中看出你的根据，你的根据也是猜測。你是在利用WTO問題攻擊中國政府。盡管你說的很多話也有道理，但我怀疑你的目的和動机。
三，你在文章中說中國政府隱瞞了WTO的事實真相，事實上中國政府一直在向中國人民宣傳WTO，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沒有象你說的那么笨，什么都不懂。我看過很多的經濟學家和記者寫的WTO文章，WTO本身就是經濟問題，是你不懂裝懂為了攻擊中國政府才將它說成是政治問題。
四，你有些文章不值得一駁，你自以為在美國，但你小看了中國人民。我奉勸你再寫文章要端正你的立場和態度。不要污蔑攻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
看了這位讀者的來信，我有些哭笑不得。就在數天前，我在中國BBS上因為文章被刪而向网絡管理者提出疑問。結果收到一封“監管員”的信件，在信中指責我“反共，反華”，“如果我不改正立場”，我“將會……”
既然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我想還是先用中國政府發表的新聞和官員們的講話來回答各位。
首先，我已經反复強調過，我只是個人，我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沒有任何政党和組織參与我的寫作。但有一位在网上相識的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深學者在幫助我對文章進行潤色和校對。從某种角度上看，我個人認為，治家，治理企業和治理國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只是大小而已。
其次，關于中國加入WTO是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我想請各位看看中國政府官員龍永圖先生在近日的講話：《專訪──龍永圖談WTO与中國》
“很多人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本身并沒有很多了解，就來談要做哪些准備是不恰當的。我認為首先必須搞清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件怎樣性質的事情？對此，江總書記有一段很重要的話，他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央全面推行改革開放，營造一個更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作出的重大決策。’也就是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件政治行為。整個入世談判如果作為性質來講它是一件政治行為，15年的談判就是這樣一种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預經濟，不再直接干預經濟運行和企業運行的方式。所以中國入世的性質就是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經濟運行環境和企業運行環境創造一個新的、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就是中國入世的性質！我覺得應該從這點出發，來分析和研究入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我們應該做什么樣的准備。(本文為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2001年10月22日在第90屆廣交會國際貿易論壇上的講話摘要，詳情請見《中國企業家》雜志第11期。)
龍先生的講話，基本上已經說明了中共加入WTO的真實目的和談判的基本原則。我想有上面疑問的朋友應該明白我說的話是有事實根据的。
另外，對于中共是否隱瞞了WTO談判事實真相，我想請各位看看新浪网(www.sina.com)最近刊登的一則新聞，這是中共高層官員，經濟學家和著名企業家的談話記錄：(此段引文比較長，請大家仔細閱讀。)
泰山研究院理事長、四通集團董事長段永基：各位早上好！在座很多專家教授，關于WTO的重要性我說不出來，但是我覺得這個會很重要，我有一個小孩，在美國的一個小公司里。他最近給我打電話，他們公司每周有半天下午學中國加入WTO的若干條款，而且還請專家講，他說周圍的大公司，每周不只是一個單位學習，怎么充分利用這三百多條款在中國發展，在中國做生意。可是我們到現在這三百多條是什么都不知道……
國務院體改辦綜合司司長范恒山：剛才毅夫從兩個領域講了我們加入WTO以后所面臨的形勢，我想，透過這個主題，談一談WTO進入以后，我們的政府管理經濟面臨的挑戰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那么，WTO來了，WTO意味著什么？我們最常常听到的一句話是，WTO對我們來說，是利弊共存，利大于弊，机遇和挑戰同在，机遇大于挑戰。
但是我听這個話的時候，一個是听得多了，耳朵都听起茧子來了。第二個，總覺得有點大而化之，也有點一廂情愿。我覺得這個問題上，稍稍地懮慮一點，總比過于樂觀好，我們要認真地應對。
前不久有一個研討會，也是要我去發個言，現在一般的研討會，我很少參加，主要是受限制太多，一發言，容易放炮，報紙一登出來就要受批評，所以說話也是要謹慎一點。但是對于WTO來講，怎么樣認識机遇和挑戰，怎么樣認識利和弊，我是這樣看待的，如果說我們有利有弊的話，我認為弊是客觀存在的，而利需要我們去爭取，机遇和挑戰，挑戰是實在的，而机遇是潛在的。你不通過自己的努力，你不可能獲得机遇，所以我非常同意，也是上次我在這個會上，吳敬璉同志講的，他的觀點也很正确，他叫作机遇來自挑戰，我們應該有點共同的感覺。
剛才大家談到，我們現在的信息披露很不完備，實際上，不僅僅是大家不知道，我們現在很多部長都不知道，以前我們在國務院工作的這些司局長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這一次，我們在前一段，希望有關部門赶快公布。我告訴大家一個信息，馬上就要公布了，因為涉及到很多翻譯的文字要比較准确，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不日將公布于眾。但是不管我們了不了解信息，我一個直觀的感覺，WTO，對于我們來說，不在于別的，在于對體制的威脅，最大的挑戰也在于體制，我們要迎接WTO，最重要的是改變我們的體制，政府管理經濟的體制應該是十分重要，不用說。在WTO的規則中間，有資料表明，我們二十三個協議，有兩項涉及到企業，其他的都涉及到政府。不僅僅是這樣，更重要的是，在WTO整個的過程中間，從我們國家的實際來看，我們的企業能不能走向市場，能不能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關鍵在于政府。什么叫做企業的自主經營？政府放開，就是企業的自主經營；什么叫做市場？政府不去干預就是市場，這個問題就是這么簡單……
張曙光：接著這位先生的話說一下，我們加入WTO，受到最大沖擊的，一個是政府，一個是銀行，我想加入WTO的問題還不是非常的嚴重，我是搞金融的，我的感覺是這樣。我們曾經就加入IMF，按照外交部的講法，我們也是糊里糊涂地加進去了。所以我們一開始，外交部龍永圖他們的觀點，就是加入WTO的內容要保密的，利弊不能討論的。
我記得今年初參加一個研討會，挂個橫標題是抓住机遇，振興二十一世紀，當時人數也不多，二十多人，我說今天的專家也有，學者也有，領導也有，大家別說二十一世紀的机遇，你們在座的誰告訴我，2001年的机遇在哪里，回去我就抓，我感覺這些東西可能形成了，也是套話，最后都沒有落到實處。最后肯定是，通關以后，要受到沖擊的，不光是企業的危机，更是一些我們政府的現有的體制要受到沖擊。但是有一點，這些事情都在后面，都不是今天我們能夠研討出來，或者預測出來的。就象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作為一個企業，我覺得是一步步在悟，一步步在探，一步步在走，成功了就是經驗，失敗了就是教訓，沒有現成的可以總結。但是我感覺最大的當前要触動的，我們通關也好，入世也好，還不象奧運會，就贏一個2008，那一年就過去了。這是下個世紀要延續發展的，涉及到企業，涉及到政府，涉及到全民的，現在問問我們的企業家，甚至問問我們的學者，尤其問問我們的政府官員，大家知道要干什么嗎？通關的法則在哪里？將來的挑戰的程序在哪里？將來挑戰的環境是什么？怎么樣去應戰？我想沒有人能夠知道……
外貿部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馬宇：今天各位專家談了很多，企業家也都談了很多觀點，基本上所有的問題都涵蓋到了，沒有什么好說的，我想談一點，就是取消對外資的稅收优惠，今年就要定位，馬上就要公布了，題目就是按照WTO的規則，實行國民待遇，所以取消外商投資企業的优惠。但是實際上，這里面有一個很莫名其妙的錯誤，我個人有一种看法，WTO我們的談判做了哪些承諾，每個關稅怎么降，過渡期怎么安排的，這個公布不公布的是政府的事情，現在是絕密也是政府的事情，但是WTO基本的規則和協議，已經是公開的東西，比如說國民待遇，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為什么到現在為止，我們复關入世搞了十五年，基本的概念都沒搞清楚，居然國家出台大政策的時候，會出現概念性的錯誤，我覺得很奇怪。國民待遇指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取消稅收就是國民待遇？假如我們對外國投資實行一定的优惠政策，是不是違反國民待遇？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假如是為了适應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為了适應WTO以后的競爭形勢，我們實行國民待遇，一視同仁，這樣沒問題，但是千万不要拿著WTO的規則說我們要國民待遇。
很多同志談到，加入WTO，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也會有一輪新的外資的高潮，我個人的看法是不敢樂觀。我們可以看一下，前几年，就是九五期間，我們引資的形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最簡單的例子，亞洲金融危机以前，我們吸引外商投資占全球跨國投資的份額最高，達百分之十三點几。去年低，我們占全球市場份額不到百分之四，連以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按說我們都知道，全球都是哪個地方的回報高去哪里，并且說亞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們最不受影響的，我們受到最低的沖擊。可是就在金融危机以后，我們跨國投資的份額大幅度下降，九七年，平均增長是百分之四十以上，我們國家是負增長，我們去年是四點零七，前年四點零三，今年回升也就是四點八左右，為什么我們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為什么我們的環境這么穩定，我們的政策這么好，但是外資沒有把我們作為投資的熱點，起碼不象九十年代初選擇中國作為主要的投資點。當然這里面我們可以說出很多理由，包括我們購并的問題，方式的問題，包括相當多的產業限制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到底是不是實打實的對外商產生這樣的吸引力。
另外，我們的產業政策适不适合外商投資。實際上外商要的是一個很簡單的環境，就是市場環境，我們能不能提供這樣一個市場環境。我們可以騙所有人，我們可以騙我們自己，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騙外商。九七年以后，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的發展趨勢，對比九七年，我們可以做一點判斷。
第三個，關于沖擊的，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九三年以后，就是鄧小平那次南巡以后，當時复關談得很熱，馬上就出來一個對國有經濟的沖擊問題，當時說一開，這個行業馬上就完了，下崗職工增加，都是喊這個，但是加入WTO，不單單是對國有企業的沖擊問題，我們談的更多的是對政府的沖擊。到底這個沖擊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有狼來了的看法？實際上我個人有一种感覺，我作為一個研究員，我的感覺是，好象這是我們的主流意識，或者主流力量有意識的一种誤導，本來沖擊是對現行體制的沖擊，某种意義上說，對解放你的生產力，解決你的產業的發展有好處的。我們國家最大的發展束縛是來自政府不合理的管制，為什么最后矛頭成了針對企業的，針對行業的，我們給企業出謀划策，企業怎么樣用，每個行業都分析得很清楚，我們用模型，各种各樣的分析，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可是真正沖擊的一部分，我們反而沒有人有意識地研究這個問題。當時張燕生也談到這個問題，政府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适應WTO的改革，但是實際上，很遺憾，我們這种改革，往往在某种意義上，成為我們不改革不開放的一种借口。大家可以看一下，九三年以后我們國家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倒退的。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以后，我們國家對外開放領域，沒有采取過實質性的對外開放的措施，不管是體制上，還是市場准如入上。金融、保險、零售、外貿都是鄧小平南巡以后的試點，試點了九年，開放到什么地步了？我們還要在試點開放，包括加入WTO以后，我們還是試點開放，并不是說保護我們的企業，保護行業，實際上恰恰堵住了行業發展的路。
我們今天很多人提到的問題，說這次加入WTO是我們党的英明決斷，宣傳怎么說就不說了，咱們自己說的時候，可能要考慮考慮這些話是不是應該這么說，我們從复關到入世到現在，談了十五年半才進去，最關鍵的原因不是美國怎么壓我們，也不是歐盟怎么憋我們，咱們就是几位決策人物權力博弈的過程，每一個定下來的都是我們自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所有的入世過程，每一次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們用不著付出那么多代价就可以解決，為什么我們解決不了，大家看看當時的阻力是什么？是來自于誰？宣傳的事儿我們罵誰都沒有問題，關起門來說別人不好，沒有什么意思，十五年的根源在我們自己，以后隨著入世談判資料的公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談了十五年半到底有什么談判戰略，到底是怎么定的。這是我插的一句話……(引文完)
我之所以在我的文章里大段地、不厭其煩地摘錄引用以上的政府官員和學者的講話，其目的在于請讀者看清草庵所論是有依据和出處的，不是斷章取義的，更不是別有用心的誣蔑和誹謗。如果大家實事求是，看了上面的摘要是否已認識到了問題的本質？當一個國家要和世界上其它國家簽定一個不可更改的，談判了十五年的協議時，竟然連政府的部長都不知道具體內容，這是什么問題？是誰在隱瞞真相？你能說以上發言的部長學者們是在反華反共反對中國政府嗎？你也會怀疑他們的目的和動机嗎？你也要命令他們去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嗎？
關于我沒有正确對待中國經濟學者的問題，在這里我作一說明，我無意貶低中國經濟學家和記者。但我們可以看到的事實是，在中國加入WTO談判的十五年中，确實沒有什么真正的學者和記者在正确地反映和研究這個問題。我曾在給一位网友的回信中這樣說：“……研究經濟，就要揭開問題的本質，找到它根本的問題出在哪里。我無意貶低中國的經濟學家，我也不是經濟學家。但我看到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是在政治邊緣搞經濟分析。很多經濟問題明顯是受到政治的左右，但在中國卻無法將經濟問題和政治體制聯系到一起。結果很多經濟問題就被錯誤地解釋了。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悲哀。”
WTO問題對中國極為重要，但問題是中國的學者沒有真正地討論，也沒有真正地准備，政府更沒有告訴大家應該怎么去做。這是學者的失敗，也是政府的失敗。這樣的結果更是對中國人民的不負責任，從歷史角度上看，中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有愧于中國。
我自网絡上看到了很多歡呼中國加入WTO的言論。几乎沒有找到什么反對的意見。我覺得這很奇怪，任何事情不可能全部有利，怎么中國沒有反對意見呢？這不正常。而且在中國的論壇上，几乎沒有什么文章，也沒有人從嚴謹的科學論證出發去論述中國加入WTO的好處和利益，更沒有根据來說明。有的只是盲目的推測，而這些推測几乎都是主觀臆測，沒有事實根据和理論根据來支持這一理論。這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經濟界最大的悲哀。這些號稱自己是經濟學家的人，如果只能單純地從純經濟角度解釋一個現象，而不能對大眾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經濟學家就是在誤國，他們不配稱做經濟學家。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一些解決戰術問題的專家，這樣的專家就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管理專家。經濟學家的工作是從各個角度去解釋并指導經濟戰略問題。但可惜的是在目前的中國，我還看不到這种真正的經濟學家。這也是會貽誤中國未來的嚴重缺失。
我最痛恨的是中共封鎖真實的信息，讓利益集團取代中國整個利益，用全民族的經濟利益換取某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很多政治异見人士對中國加入WTO很樂觀，認為會借此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推翻中共。其實，我不這樣認為，經濟上的不穩定不會帶來政治上的進步，反而會更嚴重地阻礙政治的進步。看看中國百年歷史，辛亥革命并沒有讓清王朝的民主改良延續下去；即使是現在的中國，也并沒有比清王朝所進行的民主改革前進，甚至是更退步了。
WTO對中國的影響之深不亞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對外條約。但這個條約也是在中國歷史上最沒有人研究的條約。喚醒民眾和國內經濟學家對它的重視和警惕，這就是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
中共的龍永圖先生講的很清楚，中國加入WTO，与其是經濟談判，不如說是政治談判。中共加入WTO的政治目的，我已經在上一篇文章中說明了，但中國加入WTO會給中國社會和法律制度上帶來那些改變呢？為什么說中國要改變憲法？
WTO的規則本來就是規范政府行為，擴大自由經濟體系，如果大家從資本主義的本性上理解就會明白，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追求自由，WTO是它的社會體系。怎么能會約束企業和個人呢？中國加入WTO，實際上就是全面接受西方國家的法律和政治體系。而這种政治和司法體系与傳統的共產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既然要接受WTO，西方法律上的自由，公平，競爭，透明，民主就會通過經濟層面顯示到政治層面。舉個例子，目前的中國，法院判決是不公開的，沒有陪審團制度，執行的是大陸（法德）法系，而西方國家大部分執行海洋（英美）法系。實行的是無罪推論，控方舉證制度。這和中國現在的法律制度有著根本的區別。目前，中國很多地區實行城市戶口和暫住證制度，這本是一种歧視制度。按照WTO規則，任何人都有自由在任何地區從事經濟活動，在待遇上一視同仁。今天我在鄉村工作，明天我去北京做生意，你就不能以我不是北京居民而對我另行收取高于任何北京居民的費用。你也不能因為我不是北京居民就不讓我從事某种北京居民才可以從事的生意。而這些法律上的公平原則雖然在經濟層面出現，但勢必會反映在中國的政治層面，影響整個中國社會。這就是中國加入WTO后的基本改變。
中國加入WTO，更重要的法律問題馬上就顯現出來了。這就是WTO規則在中國的法律地位問題及WTO規則与中國法律及憲法的沖突問題。
根据美國政府公布的中美WTO談判內容和結果，有這樣一條規定，即第64條，中國在國內法律體系上直接引用WTO協定。不了解法律的朋友可能看不出這里的奧秘。其實，這正是中共將政治概念引入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證明。中共因為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全面改變現行的政治和法律體系。這樣一來，西方國家就沒有辦法保證中國能全面遵守WTO。WTO之所以能全面實施，靠的是完整的法律體系來保證；中國不能遵守國際通行的法律制度，就等于WTO在中國可以不受法律制約，也就沒有辦法實施。這樣的結果，西方國家怎么會接受呢？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就可以回憶，當年清王朝同西方國家簽定合約的時候，外國人有領事裁判權，這個領事裁判權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法律是以官員個人審判為主，沒有建立律師和陪審團制度，西方國家認為這樣的法律沒有辦法體現公平的原則，于是在和大清王朝的談判中堅持領事裁判權。這樣一來，牽涉外國人的審判就要由領事參与進行。當時這個創舉，一方面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制度和面子，另一方面又能顧及外國人的法律公正。但正是這個協議使清王朝放棄了司法權，最后釀成災禍。現在的中共出于和清王朝同樣的心態，在WTO談判中也是堅持自己的底線，這樣，我們就在WTO協議中看到了如此奇怪的協議條約。中共以為這樣的條約只會在經濟層面發生，不會對政治發生影響。事實上，這個條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甚至會成為中共覆沒的最關鍵的一擊。
在加入WTO的135個國家里，只有几個國家是直接引用WTO的協定，現在這個第64條，從法律角度來講，又有一個一元制和二元制，即直接适用和間接适用的問題。依照國際慣例，國際法不能直接适用于國內法的，特別是美國這些國家，絕不讓WTO直接引用的，直接引用等于放棄本國的法律制度，這樣的事情就是你給美國政府一万個膽，談判人員都不敢做，這可是關系美國全體民眾利益的大事情。但按照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實際上是直接引用。可惜的是中國政府尚未公布WTO的全部協議書，中國的法律界，政府部門，執法司法界，根本就沒有沒有意識到這個直接引用會帶來多么大的影響。WTO進來以后，中國司法將全面直接援用案例法，盡管是從經濟案件開始，但在其他案件中怎么能拒絕引用案例制度？倘若在其他案件中不援引案例制度，就等于司法審判歧視，不公平。經濟案件援引了海外案例，為什么民事案件不可以援引？況且几乎每一例經濟案件都會伴隨著民事案件，經濟案件這樣援引了，到了民事案件就能否定嗎？如果那樣，中國的法律會混亂成什么地步？既然援引了案例，陪審團怎么能不建立？審判還能不公開嗎？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你在經濟案件中引用了國外的案例，在其他案件中就不能不引用國外的案例。一旦中國司法靠引用國外案例審判，各位就可以想象在中國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了。暫且不管案件審理中直接引用國外案例對中國企業和百姓是否合理，僅僅是中國民眾心理上的接受程度就將使中共頭痛。新義和團是否會在“愛國主義”的影響下興起，中共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都將會影響中國的前途。
一旦援引案例制度從經濟案件引入到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民法，刑法等都要全面修改。其他行業的立法也同樣面臨著全面修訂。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根据WTO要求，政府要接受司法監督，接受法院審查。政府要實行听證制度，不管你是立法和行政都要接受檢查，實行听證。在這种情況下，WTO在中國又面臨一個難堪的司法問題，即WTO是國際法還是行政法的問題。同時按照WTO要求，司法必須公正獨立，中國司法制度就要進行徹底改變，法院不能再受當地政府管轄，法官和法院院長也不能由中共任命，而且財政上要獨立。而這些問題又將動搖中共的統治基礎，中共如何接受就成了未來國際矚目的問題。當中共和中國政府發出的任何行政命令被人質疑，發生爭端時，雙方要通過法院裁決，要允許民眾反駁，中共和政府要對民眾和企業提供證据，要進行听證。如果政府行政實施中程序出了問題，政府就要敗訴，就要賠償。如果中國法院和政府不能公平處理這問題，國際WTO組織和其他成員就有權制裁，并將會涉及在國際法庭裁決的問題。如果中共長期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中共的信用就會受到影響，以至影響到經濟投資和貿易，誰愿意在一個沒有法律保護的國家中冒險呢？
實際上，英美法系的控辯制，在WTO進入中國以后，會非常現實地落到每個人面前，中共已經沒有可能象以前一樣，政府高高在上。目前在中國法學界正在爭論：政府的行政行為，到底是抽象行政行為還是具體的行政行為可以通過法院審查。加入了WTO，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都要審查。在談判中美國政府就是這樣說的。中國可能還是用大陸法系的概念，具體的行政行為可以審查，抽象的行政行為不可以審查。但美國政府已經說，我們不知道什么叫做抽象的行政行為，所有的行政行為我們都要審查。這樣，下一步中共可能會面臨大量的政府的行政決定的審查，如果政府侵害了企業的利益的話，可以直接到法院接受司法審查，不僅接受行政复審，還要接受司法審查。
另外，在司法制度上，中國也面臨新的挑戰，什么是國家級法院要管轄的？什么是地方法院要管轄的？司法財政如何來？法院院長和法官誰來管？誰來任命？這樣的變化又怎么能不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是可以肯定的，隨著時間的推展，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獨裁和暴力必將被人民所唾棄。
政治可以影響經濟，經濟同樣可以決定政治。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司法亂象很快就會顯露出來，盡快修訂司法就成了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司法的修訂，同樣也會嚴重地影響到政府的權力和中共的權力。我很困惑地是，中共高層是如何研究及認識WTO這個問題，也不理解目前中共的很多自相矛盾的決策。江澤民先生首先提出了“三個代表”和“七一講話”，但在近日又宣告中國不采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要堅持共產主義和一党專政。這樣的講話和中共不惜犧牲經濟利益，千方百計要加入WTO的行動相互矛盾，甚至是抵触。加入WTO就一定要接受西方的司法制度，否則就無從保證WTO協議的執行。中共既然接受了WTO的司法原則，又怎么能不改變中國的司法制度和現行的法律。如果中共不修改憲法，不承認私有至上，又怎么能保證WTO原則的順利執行？從司法角度上講，當中國的法律和制度按照WTO原則全面修訂的時候，中國憲法不進行修改，這些二級法律就沒有存在和執行的法律根据。中國憲法規定，一切的法律制度和條文都要以憲法為依据，任何違反憲法的二級法律都是不能生效的。以目前的狀況看，當中國直接引用WTO規則的時候，本身就和中國憲法沖突。如果有人援引憲法條款控告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一定會敗訴。各位也許會說：“中國人不敢控告自己的政府”，但你怎么知道，在中國加入WTO后，敗訴的就一定是中國的企業和中國人民呢？如果是一家外資企業，當它在与中國訴訟時敗訴，而中國也是嚴格援引WTO規則進行的，按照國際慣例，外資企業完全可以援引中國憲法進行再訴訟。如果中國憲法不能和WTO規則保持一致，你怎么判決？難道你判決中國憲法失效嗎？憲法不合法嗎？難道你可以禁止外資企業援引中國憲法進行訴訟嗎？而援引憲法進行法律程序和原則上的抗訴，在西方國家是很普遍的事情。難道中國的憲法就不可以援引嗎？
中國政府宣傳了十五年WTO，也要求企業准備抗擊WTO的沖擊。當你真正明白了什么是WTO時，你也許會感到很奇怪，原來WTO沖擊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應該做准備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多么可笑的事情，真相竟然掩蓋了十五年，而這十五年竟然是中國政府最開放，最發展的十五年。想一想，我真的很佩服中國政府的宣傳手段，明明一件簡單的事情，竟然被它成功地轉化成另一种解釋，并把WTO作為政治口號，將民眾的視線轉移了十五年，將對自己的政治沖擊化解成人民支持其統治的動力。
中國加入WTO，對民眾爭取自由和民主無疑是好事，對中華民族的未來也是件功德無量的好事。但如何解決利益之爭，解決中國現存問題則是個重要的前提。民眾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公平和透明。當貧富分化加劇的時候，民主和自由就會讓位于生存和發展，公平和透明就會讓位与獨裁和極權。中國面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我希望中華民族能順利轉型，少數利益集團不再欺騙蒙蔽百姓，讓中國百姓能和平地接受民主自由，政府權力得到合理的控制，讓中國的一切都透明。
各位朋友，也許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們應該讓這個世界改變的更平和，中國不需要動亂，需要的是發展，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當我們不能明察少數利益集團的私心的時候，你怎么能保證，辛亥革命后的亂象不會在中國再次出現？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體現了人民意志的憲法，你怎么能夠保證中國的未來？
WTO，你會給中國帶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