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再過幾天就是趙紫陽老人八十五歲的生日了。作為一個中國改革、開放、民主事業的熱忱追隨者，我在離父母之邦萬裡之遙的一個英國小鎮裡，真誠地祝願這位老人健康長壽！
與胡耀邦、萬裡等人一道，作為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一面光輝旗幟，趙紫陽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不需要我來敘述。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我有幸與這位偉人有過幾次近距離接觸，現僅通過兩件我親歷的小事記述他的高尚人格和政治膽識。並借此表達我對他的尊敬和想念。
我第一次與趙紫陽在小範圍的會議上接觸是一九八三年春。但是第一次當面與他長時間交談是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年初夏，我向中央政府的兩位改革派領導人胡啟立和穀牧抱怨，自一九八四年底以來，保守派領導人姚依林把持的國務院有關經濟部門借經濟調整之名，對四大經濟特區和剛剛成立的十四個沿海經濟開發區大加刁難，使得中央政府在一九八四年夏天作出的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根本無法落實。胡、穀二人對此十分重視，向我詳細詢問了對外開放工作面臨的具體困難(我當時任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主任)。胡在八月初北戴河會議期間向鄧小平作了匯報，並送上了有關材料。鄧在回京時特意在天津停留，向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指名要看看天津開放區並聽取匯報。於是我在八月二十一日向鄧當面進行了匯報。
兩天後，趙紫陽率領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也聽取了我的匯報。當時我三十一歲，初生牛犢不怕虎﹐當著趙紫陽和國務院有關部長的面大發牢騷，甚至與對特區、開放區不以為然的外貿部長鄭拓彬等人當面頂撞起來。出於對我的保護，怕我得罪了趙紫陽，市長李瑞環在一旁為我打圓場。他對趙說，張煒年紀輕，說話沖。他的意見不是對國務院的，只是對有關部門的一些具體辦事人員的。可是我卻不知進退，堅持說，如果有那麼多的國務院部委對改革開放不積極、不支援，那就是國務院的問題。
趙紫陽對我的冒犯似乎並沒有介意，而是詳細地瞭解了具體的情況。他對我提出的“創造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的提法和一些具體建議十分讚成。並且用他自己的語言歸納為“創造適合於外商投資的小氣候”。此後，他在許多場合談到創造小氣候的問題。他對我說，我們會研究你的建議。你們以後如果還有什麼意見，可以找我、找田紀雲副總理。在整個匯報過程中，趙的務實態度和對開放事業的傾心支援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善於聽取我這個小人物的激烈批評的民主作風更是使我難忘。
此後不久，在趙紫陽視察天津期間，又一次通過市委、市政府找我向他匯報工作，並讓我陪他看了幾家工廠。在匯報中，我談到各地開發區引進外資的速度緩慢，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招商引資的經驗不足，尤其是對國際做法不熟悉。建議向外商轉讓土地開發和轉租權，簡單地說就是向外商賣地。這樣做一來可以解決土地開發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外國土地開發商由於投入了大量資金，便不得不幫助我們招商引資。這樣一來，整個引進外資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政府管理水平和招商引資經驗也會不斷得到提高。我告訴他，我們與美國西雅圖的一家公司從一九八六年初起就此事已經有過多次接觸。趙紫陽說，你這個建議好是好，但是違反憲法(當時的憲法不容許向外商出賣土地開發權)。他建議我起草一個報告，以天津市政府的名義上報國務院，並通過適當法律程式爭取天津作為改革試點，為將來修改憲法提供經驗。
隨後我把趙紫陽的意見向市長李瑞環作了匯報並等到了他的首肯。此事在當時的阻力不小。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等人曾經當面向我表示反對向外商批租土地，中央其他部委和天津市有關方面也是互相推諉。一些內心對此事支援的負責人也不得不反反復復，虛與委蛇。以致在天津開發區具體推動此事的副主任王述祖和總經濟師鄭華安等人多次緊張地向我詢問是否應該停止與外商的談判。
但是，趙紫陽卻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一九八八年中秋節的前一天，他在中南海遊泳池會見日本神戶市長宮崎辰雄之前再次向我詢問這件事的進展情況。
可惜的是，土地批租的事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海南洋浦開發後才在全國逐漸推行。而那時趙紫陽和我都已經由於反對向學生開槍而被軟禁在家了。事後，就像在許多類似的改革決策問題上肆意歪曲歷史的做法一樣，禦用寫家們將修改憲法中轉讓土地使用權的條款和批準洋浦開發一事完全歸功於鄧小平，而試圖將趙紫陽多年以前已經作出的決策一筆勾銷。
趙紫陽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市場經濟、走向現代文明的真正設計師和領導者；是一個不需要侏儒們來加封任何稱號的偉人。趙紫陽為伸張人道和正義喪失自由已經十五年了。中國共產黨拋棄這位忠於人民和祖國的領袖，是這個黨的墮落。未來將會告訴我們的後代：過去十五年中華民族虧待這位偉人的歷史，是這個民族在恥辱中苟且的歷史。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