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建國以來，文藝界有兩位被稱為“人民藝術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趙丹。趙丹有論述表演藝術的《銀幕形象創造》和《地獄之門》兩部專著，闡明他所創造的“趙氏體系”理論。此二書已成為年輕一代演員案頭必備的經典教材，但在思想文化界，卻更看重他臨終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趙丹此文發表時我讀過，但那時我還年輕，並未引起特別的注意。前不久，採訪著名舞蹈藝術家趙青，她送我兩本書，即《我和爹爹趙丹》和《兩代丹青》。讀到關於這篇臨終遺言的文字，不禁使我產生一種震撼。趙青在書中說，一九八Z~九月三日，趙丹在北京醫院作了外科手術，但晚了，胰腺癌已擴散到肝部，一個藝術家的生命已經垂危。不幾日，胡喬木來到醫院看望趙丹，並與他長談。趙青描述說，“胡喬木頻頻點頭，表示完全理解”，並說“你講得對！繼續講，講下去，把心裏話全掏出來……”胡喬木當時是否說了這些話，無從考證；但趙丹說的話卻是可以查證的，因為白紙黑字，有趙丹的文章在。趙丹的《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發表在一九八Z~十月八日《人民日報》五版頭條；十月十日，趙丹就去世了。據趙青說，此文是經胡喬木轉給《人民日報》發表的，似可信，不然，這樣的“直言”不一定會在黨報發表。
這篇文章對理解趙丹太重要了。於是，我不妨摘錄幾段：
《人民日報》正開展“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看到“改善”、“搞活”的標題，頗喜；看到“編者按”中“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必須改善，通過改善來達到加強，在這方面我們是堅定不移的”，又憂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編者按”中“我們”的範圍有多廣。我只知道，我們有些藝術家——為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一聽到要“加強黨的領導”，就會條件反射地發怵。因為，積歷次運動之經驗，每一次加強，就多一次大折騰、橫干涉，直至“全面專政”。記憶猶新，猶有特殊的感受。此後可別那樣“加強”了。
我認為：加強或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指黨對文藝政策的掌握和落實，具體地說，就是黨如何堅定不移地貫徹“雙百”方針。
至於對具體文藝創作，黨究竟要不要領導？黨到底怎樣領導？
黨領導國民經濟計劃的制定，黨領導農業政策、工業政策的貫徹執行；但是黨大可不必領導怎麼種田、怎麼做板凳、怎麼裁褲子、怎麼炒菜，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幫”管文藝最具體，連演員身上一根腰帶、一個補釘都管，管得八億人民只剩下八個戲，難道還不能從反面引起我們警覺嗎？
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魯迅、茅盾難道真是聽了黨的話才寫？黨叫寫啥才寫啥？！那麼，馬克思又是誰叫他寫的？生活、鬥爭——歷史的進程，產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個時代的藝術家、理論家，“各領風騷數百年”。從文藝的風骨——哲學觀來說，並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麼具體，就是自找麻煩，吃力不討好，就是禍害文藝。
各文學藝術協會，各文學藝術團體，要不要硬性規定以什麼思想為唯一的指導方針？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為宗旨？我看要認真想一想、議一議。我認為不要為好。在古往今來的文藝史上，尊一家而罷黜百家之時，必不能有文藝之繁榮。
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趙丹文章還說到“外行領導內行”問題，提出“為什麼要死死拽住那麼多非藝術幹部來管住藝術家們呢？有些非藝術幹部在別的工作崗位上也許會有所作為的。可是，如今那麼多‘游泳健將’都擠到一個‘游泳池’裏，就只能‘插蠟燭’了”。趙丹還以自己籌拍《魯迅》為例說，一九六Z~試鏡頭，反反復複，鬍鬚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歷時二十年，終於沒拍成。我還看到一份“關於趙丹藝術生涯”的資料，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九年拍片三十二部，而一九五Z~至一九六五年僅拍了八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Z~正是趙丹人生的黃金時段，而他在藝術上卻留下一片空白，這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是多麼殘酷！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Z~發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擬拍周恩來、聞一多、齊白石、阿Q、李白等片，結果一部也沒拍成。真有點“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壯！
趙丹當年發表此文後，許多報刊紛紛轉載，文藝界反響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陽翰笙、陳荒煤、白楊、張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當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寫的《趙丹同志》中就這樣寫道：“趙丹畢竟是趙丹，他沒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最後有這樣一句話：‘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他講得多麼坦率，多麼簡單明瞭。這正是我所認識的趙丹，只有他才會講這樣的話：我就要離開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來……積在心上的意見傾吐了出來。”同年十月十四日巴金又以《沒什麼可怕的了》為題撰文說：“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裏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個講話的人。我提議講真話，倒是他在病榻上樹立了一個榜樣。”
連很“聽話”的曹禺，讀了趙丹文章，他也寫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籲、爭論、勸說、訴苦，甚至是祈求！他對文藝發展前途的熱烈盼望，點燃起每個人心中的火焰。……讀了趙丹的短文後，聯想起諸葛亮的《後出師表》……趙丹同志的遺文，雖然僅限於文藝，但他的心腸和用意是深遠的、廣闊的……”
趙丹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那時他才十八歲，已發起組織了中國第一個具有一流水準的話劇團——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此後幾年間，他接連主演了《時代的女兒》、《到西北去》、《上海二十四小時》、《夜來香》、《清明時節》等一系列中國最早的有聲影片，奠定了他的影星地位。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間，他又主演《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獲得廣泛好評，被世界影評界公認為中國三十年代的代表作。趙丹曾兩次入獄：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他抱著理想和幻想赴新疆開拓新劇工作，於一九四Z~五月被反動軍閥盛世才逮捕，入迪化監獄長達五年之久，後經周恩來、陽翰笙等設法營救出獄；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遭江青一夥迫害，被非法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五年多。
趙丹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要相信說真話的力量。五十年代，他主演的電影《武訓傳》橫遭批判。之後的運動，因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會走好運。六十年代初的一次晚會上，趙丹向周總理訴苦：說是“棍子爺們”老要整他，抓住他一兩句話“無限上綱，揪辮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沒勁”！張瑞芳聽了，為他捏了把汗，勸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別走火”，但他總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趙丹又對周總理說：“總理呀，請你給我發一張免鬥牌！請棍子老爺們不要再鬥我！我是個藝術家，不是什麼政治家。請關照他們別用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我，請用藝術家的標準來要求我！讓我心情舒暢一些，發揮我的特長，好好拍片……”趙丹病重期間，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等前來北京醫院看望他。他打著吊針說：“文革以來十四年了，粉碎‘四人幫’也已經三年多了，但我還沒有拍成一部電影……”此原因何在？趙青輕描淡寫說，“如文藝思想未解放、人事關係不好處、合作條件不具備”等等。其實，深層地看，還是體制的問題。趙丹用自己的話說了：“我們懶得管‘體制’，‘體制 ’可死命管住我們。”這使得趙丹晚年不得不獨自感歎：“一生多蹉跎，老來複坎坷！”
文章寫到這裏，有朋友來談起朱正的反右專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談到吳祖光其人其事。吳祖光一九五七年當了大右派，因他在一個座談會上直言，談了文藝體制、外行領導內行等問題。吳祖光當時還在《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一文中寫道：“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哀？”時間過了二十三年，“文革”結束了，右派平反了，趙丹臨終前的遺言，談的還是吳祖光當年談的老問題。趙丹遺言中說：“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出來的！”
又是十四年後，一九九四年大劇作家曹禺躺在北京醫院病床上，吳祖光去看他，倆人回憶六十年的創作生涯，感慨萬端。吳祖光歸來後寫了篇廣為學界稱道的妙文：《掌握自己的命運》(載《讀書》1994年第11期)，其中有這麼一段：“我想，領導是重要的。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部門，機關，學校都要領導，軍隊尤其要領導……但是，文學、藝術創作卻是另外一回事，她是藝術品，她是公開的，不是秘密的；亦可以說，除法律對她的限制之外，廣大的讀者和觀眾都是她的領導……”接著，吳祖光又提到了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問題：“屈原等是誰領導的？李白、杜甫是誰領導的？關漢卿、湯顯祖是誰領導的？”一九五七年至今，四十多年了，問題總是不斷地被提出來。
二000年是趙丹逝世二十周年。重讀趙丹二十年前的臨終遺言，自然感慨良多。也許趙丹的話不很中聽，但對繁榮文藝應該是有益無害吧。在新世紀曙光即臨時，重溫它，也是對一個真正的人民藝術家的最好懷念。
寫於1999年歲末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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