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我是於2004年9月14日被釋放的，至今日整整24天。在這些天裡，我忙於回家祭拜父母，拜望在我入獄期間給我個人及我的家庭以幫助的學界前輩及親朋好友，再就是就醫診病。同時我還要想辦法瞭解當前的社會，及在我服刑的這四年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以期能盡快與時代、與社會接軌。
這是一個信息時代，我很快便具有了相當充分的信息。我知道了在我入獄期間，於我的親朋好友之外，還有許多我素不相識的人給我以幫助，比如深圳的趙達功先生、遼寧的田曉明先生以及留學美國的范英著先生，都以犀利的語言表達了對使我失去自由的相關判決的不滿。如我在撰寫《釋放紀事》時數度因懷念父母而流淚一般，范、趙、田幾位先生的文章再次讓我數度流淚。此外，我更瞭解到了我的妻子因為我的被捕而受到的歧視，及由此帶來的難言的屈辱。對於所有的這一切，有的是很令我無奈的，而有地則必須要有所表示，比如今天我要借此機會向所有在我入獄期間給我及我的家人以幫助的友人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我覺得我更有必要作出一個聲明，即聲明退出中國民主同盟。
我是於199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之所以要加入這個組織，首先是因為我對一生關心農村建設、關心農民疾苦的費孝通先生的崇拜。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工作使我經常接觸農民，所以我十分瞭解農民的政治經濟處境。在加入民盟之前，我即已撰寫過許多有關農村、農民問題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在國內十分有影響的報刊上，我以這種作法來爭取為我的農民父老們來改善他們的處境。而在加入民盟之後，我更是以此為宗旨，撰寫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報告及評論發表在經濟預測、中國青年報、經濟學消息報、民主論壇等報刊上。就在我被捕前十幾天，我還曾專程回我的老家去現場調查農村選舉的問題。我為我自己所做的一切而自豪。而我之加入中國民主民盟的第二個原因，其實並不怎麼健康——乃是因為我對中國當前政治極其失望的前提下，為表示決不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甚至從未寫過入黨申請書，雖然也有人代表組織一再慫恿——而做出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是頗有消極的意味在裡面的，雖然此後我所做的一切並不消極，但我常為我的這種初衷而慚愧！
在我被捕之後，曾經有過幻想，幻想當局會因為我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而將我釋放；在我接到那個令人氣憤的判決後，我也曾寫信給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席丁石孫先生，希望中國民主同盟能注意到這個由共產黨起訴我造謠污蔑他們、又是由共產黨來審判的這一僅僅從程序上便存在根本性的不公正的案件，能幫助我澄清問題，能說服當局依法辦事。然而很遺憾，我未接到任何回信。我又曾委託我的妻子將我的申訴寄丁石孫先生，依然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我想，這無論如何也說明中國民主同盟對他的盟員的利益實在太不關心。而我在被釋放後二十幾天的時間裡，也一直未見到中國民主同盟本地負責人來與我溝通。所以我感覺我已失去了繼續留在中國民主同盟這一組織中的所有理由。特借貴報一塊寶地，聲明此事，諸多不便，敬請鑒諒！
2004年10月8日於河北省泊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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