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中國農民工1億多。經濟上壓榨、權利上剝奪、觀念上歧視，中國經濟繁榮之下，是他們的悲慘處境。
序
“民工潮”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中國農民走向現代社會的特殊道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民工潮”如滾般不斷擴大。据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全國外出民眾有14439万人，其中跨省的有4242万人，省內的有10197万人。全國總工會報道，農民工總人數已達中國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專家預測，今后五年將是農村勞動力出走的高峰期，每年新增農民工將超過800万。
農民工進城，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价勞動力，他們干的多是苦、重、臟、險活，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此滿足了發達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為城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務工收入也在農民的總收入中占了絕大比例。
大量農村勞力進城市就業，打破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构，加快了城鄉信息、勞力、資金、技術的交流，促進了城鄉互補和共同發展。同時，大量的農民工外出，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土地逐步向善于經營者集中，此為中國農業結构的調整創造了必要條件。
農民工吃苦耐勞、富于進取、适應性強；沒有“鐵飯碗”、“大鍋飯”的包袱；而且他們比較年輕，思想活躍，進可到都市，退可回農村，有較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他們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特殊群體。而且農民外出打工，可以學習知識技能、獲取信息、學習經營， 這對培育新一代公民，培養現代管理人才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雖然我國城市化步伐加快，但大部分城市的公用設施建設的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長，政府不得不從戶口管理等方面對進城農民加以限制。因此農民進城很難定居，不能取得市民資格。農民工沒有組織、分散，得不到城市社團的吸納与保護。一方面城市發展繁榮需要農民工；一方面農民工卻得不到公正待遇和起碼的社會保障。廣東一些企業，超時加班、克扣拖欠農民工工資是家常便飯。專家估計珠江三角洲企業所欠農民工工資超過10億元。不少工厂勞動環境惡劣，有的厂家甚至讓農民工在有毒的環境下工作，他們采取輪換辭退的辦法，使工人在尚未發病時离開，以逃避責任。農民工受騙、受辱、受虐待的事更是發生多多。而且農民工需要暫住證、計生證、健康證、就業卡等等，有的人證件達14种之多，而這些證件都需要花錢。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每年辦理各种證要付出200多億元，占他們總收入的9.3%。此是我國開放最早、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農民工的境遇尚且如此，其它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國家計委等有關部門聯合發文，限制了對農民工辦證高收費；雖然一些地方政府已把農民工納入了社會保障范圍；雖然戶籍制度已有所放開；雖然全國總工會農民工稱為“工人隊伍的新興力量”，并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等等，但是這一切，對改善農民工生存現狀，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一、不平等的勞動就業政策
翻開任何一份報紙的招聘欄，城鎮戶口、本地戶口的字眼都隨處可見；沒有戶口限制的招聘信息，才是罕有事物。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二元經濟體制，但城鄉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遠未實現。盡管理論界人士不斷呼吁平等就業、公平競爭、勞動力自由流動，但由中央到地方限制農民的規章和法規層出不窮。如1994年11月，勞動部頒布《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第5條對跨省招用農村勞動力作了嚴格限制。只有經勞動就業服務机构核准，本地勞動力無法滿足需求時，才予以考慮。青島市規定對外來勞動力的招用控制在市屬企業職工總數的14％以內，并規定每使用一名外來工需交納50元費用；而每吸收一個本地待崗6個月以上，且女在35歲或男在40歲以上的人員則可獲得3000元補貼。在武漢，《武漢市勞動力市場管理條例》（1999年1月22日）第13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本市失業、下崗職工的，按規定享受有關待遇；在第14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外來勞動工，應符合本市外來勞動力計划和行業工种目錄要求。
廣東擁有最多農民工，其省政府在2002年提出了中國新年后招工的“六不准”：中國新年后一個月內，所有單位一律不准招收外省民工；回鄉過節的民工返回時，不准帶新民工入粵就業；職業介紹和人才交流机构不准進行省民工中介活動，不准舉辦勞務和人才交流集市；外省駐粵勞務机构不准向廣東組織勞務輸出；任何組織和個人，特別是新聞單位一律不准張貼、刊登和發布招聘外省勞動力的廣告或信息。
北京市勞動局1996年曾制定了《1996年本市允許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工种范圍》，明确規定了允許使用外地工的12個行業，共204個工种，這些工种基本上都是城市人不愿從事的臟、苦、累、險、毒活。同年，北京市勞動局還發出了《北京市勞動局關于用人單位招用外地務工人員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确要求用人單位招用外地人員應嚴格堅持“先城鎮、后農村，先本市、后外地”的原則。下崗待業人員較為集中的系統，要嚴格控制外地工的使用數量；1999年底，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發布了《2000年北京市允許和使用外地來京人員的行業、職業及文化程度、職業技術能力》的通告。該通告中允許外地人在京務工的工种有三大類：全部是垃圾清運工、尸體接運工、農藝工等體力型工种，允許使用人員的文化程度為初中。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有：金融、保險、郵政、房地產、廣告、信息咨詢服務、計算机應用服務和旅行社等8個行業。且全部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員業人員和生產与運輸設備操作人員。通告規定，用工單位不得招用外地人員從事以上行業、職業，但如生產經營有特殊需要，需招用外地務工人員的，其文化程度必須在高中或高中以上，用工單位必須經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批准后，在《北京市勞動就業報》上刊登招聘本市人員信息，15日內未招到本市人員的，方能去管理部門辦理招聘外地人員的手續。通告還規定，其中未明确提到的職業為調劑使用外地人員的職業，但其招用本市人員的比例不得低于使用外地人數量的30%。
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在2001年提出的單位招用外來人員須知中，明确禁止五類崗位使用外來人員：一是党政机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各類工勤人員；二是社會公益性保洁、保綠、保養、保安人員；三是物業管理從業人員；四是各類商店營業員；五是机場、車站、碼頭清洁工。并要求上述五類崗位已經使用外來人員的單位，于6月30日前予以清退。對于用工單位未經批准使用外來人員，一經查實，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將責令其在限期內清退，并補繳管理基金，另按每一人500～2000元的標准處以罰款。
二、最”卑賤”的職業、最惡劣的勞動條件
在各個城市的歧視性政策中，我們的外來農民工還能干什么昵？
一個調查數据最能說明現在農民工的職業現狀：個體經營(52.5%)，然后是雇工(17.6%)、散工(9.9%)和租地農民(8.8%)等。 由從事的具體職業來看，賣菜、小商品、食品的比例最大，然后依次為种地、建筑、裝修、收廢品、保洁員等。其中种地13.7；建筑、裝修11.0；收廢品、保洁員9.1；賣菜、小商品、食品39.0；售貨員、餐廳服務員7.1；公司、工厂里的工作人員3.8；運輸司机2.0；保安和其它13.9。主要的就業類別基本上屬于高強度、低收入的職業。另一個在北京隨机抽查的樣本中表明，外來民工中有49.3%從事建筑業；21.3%在商業服務領域工作；11.6%從事裝修業，其余人多在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等部門工作。從就業形式來看：56%的調查對象是雇工；24%的民工暫時無職業；10%的人是個體戶；9.5%的人是散工。据另一行權威調查表明，外出農業勞動力的就業范圍首先是國有企事業單位，占近20%；其次是城市私營企業，占13%左右；再次是個體工商戶，占12%左右。在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事業單位就業和獨立或合作從事個體工商業的比重大體相當，都接近10%。外出農業勞動力就業的產業領域主要是工業和建筑業，二者合計超過了50%；在飲食服務業就業的勞動力也較多，約占15%。雖然外出勞動力中也有一部分從事經營管理工作和技術工作，但大多數外出勞動力從事的是一般性勞務，即所謂”打工”，比重接近70%；約有10%從事個體工商業活動。就業層次是比較低的。北京建工集團1982年開始使用農民工，全集團最多時有將近9万外地民工。
平等就業權是國家對公民生存權平等保護在勞動權上的反映。職業保留法規不是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上的制度創新，恰恰相反，是戶籍和就業體制改革進程的一种逆轉。在制度層面上，它強化了就業領域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歧視，強化了城里人和鄉村人的身份等級色彩。有本地戶口的城市居民獨占好的職業崗位，外來人員被明确地排斥在這部分職業之外，在城市的就業机會變得日益狹窄和艱難。當勞動者職業的有無与好坏不再取決于一個人的能力和工作態度而取決于人的某類特定屬性時，受歧視的集團就要支付更昂貴的代价，他們只好去競爭那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重、累、臟、險性質的而報酬低、待遇差的臨時工作崗位。
從生活層面看，它直接惡化了外來勞動力立足城市的制度環境，使進城農民的就業活動轉入地下，成為打黑工。因為所建立的勞動關系不具合法性，自然難以規范，尤其無法通過加強政府管理來規范。在這种情況下，勞資雙方的正當權益都容易受到傷害，尤其是外來工的合法權益更易受侵犯。
共青團廣東省委2002年有關進城務工人員的情況調查顯示，80.5%的民工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47%的民工沒有休息日。在廣州、深圳、東莞、中山、珠海、佛山等地作的調查還發現，70%的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73%的人沒有參加社會保險，在外地民工聚集的三資企業和私營企業65%的企業存在拖欠、克扣和拒發工資的現象。
大多數農民工都屬于生計型，只要能獲得一份工作，能得到比在家鄉的勞動收入高就滿足，再加上不平等的就業政策，其待遇明顯低于任職的當地人，同工不同酬現象極為普遍。他們干活最賣命、最勤奮，日工作時間最長，但卻不被當作正式職工，不能累計工齡，不得評定技術等級，沒有資格參加技術培訓，沒有晉級升職的机會，領不到住房補貼和醫療救濟等。根据1999年1月國務院頒發的《失業保險條例》，失業主體僅限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農民工連續工作滿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會保險經辦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補助，不能享受城鎮職工的失業保險待遇。雖然目前像北京、四川等地對農民工的保障做了一些規定，但那僅僅是杯水車薪，且執行得如何也很難評价。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位設想共產主義天堂的天才思想家，卻預測不到今天中國農民進城會面臨什么樣的境況：他們連自己人身的所有者都不是，即使想成為馬克思所嘲諷的”用等价物交換等价物”也不可得，哪怕是甘愿把自己當”讓人家來鞣”的一張皮也不行！他們只是想用自己的血汗養活自己，又礙著了誰呢？如果一個農民到了”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時候，卻連自己的皮和肉都不能賣，而且想買的資本家也不能買的時候，還有比這更悲慘的境地嗎？
三、障礙重重的辦證手續
一個農村人到城里打工需要多少證呢，得數一數：戶籍所在地開具的有“外出人員務工登記卡”、“外出人員計划生育證”、“ 外來人員婚育證”、“就業證”，有的行業還需要“健康證”，至于“暫住證”就不用說了。
身為一個中國公民，作為公民身份證明的“身份證”還遠遠證明不了你的身份，雖然身份證已實現全國聯网查詢。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我不知道這是喜還是悲??農民工從踏進城市那時起，就被划入了管束范圍。名目繁多的證件強加于農民身上。据2001年10月底的調查，涉及到農民工進城務工就業的收費項目名目繁多，有暫住證工本費，外出就業登記卡工本費及管理費，外來人口管理費，外來人口就業證工本費，婚育證的工本費、管理費、檢查費，子女教育的借讀費、贊助費，健康憑證的工本費、檢查費，培訓費，租賃私房合同備案手續費，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費，社會辦學發展督導費，房屋交易費，咨詢費，介紹費，車船票服務費，城市增容費，勞動力調節費，等等。一手交錢，一手拿證。不辦“就業證”，不給安排就業；不辦”健康證”，醫院不給體檢。農民想不通，認為种种辦證，一是為卡人，二是為收錢。”如果辦證后，在權益上能得到一定保障，我們愿意辦證”，一位已來京10年的打工仔感慨地說，”問題是辦不辦證都是一樣的結果，辦證除了交費外，沒有其他任何用途。”這位曾被評為优秀外來打工青年、現有幸獲得A級暫住證的小伙子，每年都要辦證，不但要花錢，還要花去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我在北京做工就像做賊一樣，別說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上街，來京五年了，連天安門都沒去過。”這是一位在丰台的打工仔的悲哀之聲。該辦的證件他都辦了，但是他還是怕碰上聯防隊員，怕被送到某個地方去挖沙，然后被遣送回老家。在聯防隊員眼里，外來人口是”違法亂紀者”的代名詞，沒有任何爭辯的余地。碰上心情不好的工作人員，即使手續齊全，辦證也不那么容易。調查中一位姓白的打工妹，曾三次到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辦暫住證，均以沒人辦公為由拒絕給予辦理；浙江村打工的林先生把60多歲的老父親接來北京住，本想給老父親辦個暫住證，但外來人口管理辦以沒有”婚育證”為由拒絕辦理：60多歲了還需要”婚育證”，誰能想得通？
查房對于”外來人口”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事了。所謂查房，主要是檢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無暫住證，有無違法犯罪行為。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20歲。她怀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憬，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制衣厂打工。因為在凌晨２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南方都市報》披露此事后，在”外來人口”中引起強烈反響。深圳張女士稱，這個事件根本不奇怪，在去年中國新年前一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一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惊嚇當場流產。南海鹽步的一群”外來工”稱，他們”外來工”最怕查房。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里面的５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一頓后，每人罰款500元。來自江蘇南通的民工季先生說：”1999年，剛進城市不久，有一天上街買東西，碰到了查證的。一起去的十几個人，只有一人沒帶。結果，大家都被帶走了，怎么解釋都沒用。”他說，很多人都有這种經歷，有的甚至被遣返，更不用說管理人員隨意毀坏民工的證件。
在北京工作，不僅有外來工与本地工的區別，而且外來工也有高低貴賤之分。今年北京市對外來人口暫住證實行A、B、C三級管理。根据這一管理規定，對來京三年以上、暫住就業正當合法、無違法犯罪問題的將發放A證；對符合上述后兩個條件，但來京時間一年以上不足三年的，發放B證；對來京時間不足一年符合辦證條件的，發放C證，持C證者為重點管理對象之列，是審查、防范和控制重點。雖然該政策出台的初衷是為了方便管理，但對于打工者而言，無疑形成了一個不公平的心理壓力，而對于具體承辦單位，則是增加了尋租的机會。在丰台區，在尚未開始正式辦理之前，打工族中就廣泛傳言丰台區只有80個A證指標，几十万個打工者為了爭得這80個的名額，只得找關系多方活動。据北京市外來人口管理處介紹，目前已辦理的暫住證，80%以上為C證，A證不到2%，B證在18%左右。這樣的比例分配，是否反映了北京外來人口的真實情況？
筆者從2000年8月來北京，可每年辦暫住證時，都成了新來北京的人。2002年5月30日去辦證，在來京時間一欄上，我又被辦證人員寫成2002年5月22日來京人員，如果照這樣的辦法，我永遠也拿不到A證和B證了。雖然我早已有拿B證的資格，据A證也不遠了。但我只能是個C證，被有關部門列入”重點管理對象之列，成為審查、防范和控制重點。”
按照許多城市《流動人口管理暫行規定》，“暫住證”是流動人口在當地城市臨時居住的合法證明，未取得“暫住證”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就業、生產經營場所；勞動行政管理部門不予核發“外來人員就業證”；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予辦理營業執照。”你本來就是去找份工作，做點買賣謀生，能不赶緊辦？如果現在流動人口為1個多億，以現行的每個暫住證平均10元計，公安部門每年就至少可以收10個億！
2003年8月15日，北京市取消了境外人士和港澳、華僑人士“暫住證”。一個外國人和港澳、華僑人士同胞都不需辦理的證件，但中國內地公民卻仍在辦理，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哀！不能不說是一大荒唐！
四、面對清退的無奈
“清退外來勞動力”，”清退臨時農民工”。每當要開展促進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活動時，這些字眼就頻繁地出現在一些城市的報紙上，讓外來臨時農民工心里惶惶然，不知道那可怜的薪水明天是否還能繼續領下去，那又臟又累的活計明天是否仍能屬于自己！
讓我們來看新華网天津頻道2002年7月23日的一篇《四條措施讓下崗職工上崗》的報道吧，”本市規划建設系統今年以來拓寬四條就業渠道安置下崗職工，又于日前健全了十項再就業措施，下半年他們將計划安排1157個再就業崗位，幫扶企業下崗職工實現重新返崗。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規划建設系統共創造出就業崗位2143個，完成全年3300個目標的65.9％。他們今年拓寬了四條就業渠道，一是為下崗職工提供職業介紹和勞務派遣；二是清理外來用工，空出崗位优先安置下崗職工……
再讓我們看一看《無錫市單位招工、退工管理暫行辦法的意義》中是如何說的吧：”自《勞動法》正式實施以來，我市勞動用工制度由原來的固定工制和勞動合同制并存，逐步改革為統一的勞動合同制。””許多企業還置我市有關規定而不顧。私招亂雇外來農民工、造成一方面城鎮勞動者尋不到工作，一方面企業又在使用大量的外來勞動力，給我市就業工作帶來很大的社會壓力，影響了安定局面。” 看看，招用了外來工，竟然”影響了安定局面”！《廣東勞動報》記者羅林滿走訪了數十名下崗職工，有一半以上人認為要讓外來工騰出崗位給本市下崗職工。
浙江省宁波市規定，在使用外來勞動力時，應通過各類職業介紹中心先公開招收城鎮失業人員和企業富余職工。确實招收不足的，由單位申請，經主管部門審核，報同級勞動部門批准后，按”先當地、后外地”順序招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各單位必須按各級勞動部門批准的招用崗位使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各級勞動部門按《宁波市”再就業工程專項經費”籌集、使用和管理辦法》向用人單位征收”使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安置費”。 對不准使用外來人員的工种，已使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的單位，必須限期清退。原經批准已辦理勞動合同制工人錄用手續并簽勞動合同的，按勞動合同中規定的終止期限予以清退；未辦理招收錄用手續的，一律限在本辦法施行之日起的二個月內清退。逾期未清退的，或本辦法實施后繼續招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除下達勞動監察限期整改指令書外，按有關規定處以罰款。
北京的勞動部門在2004年前，每年都公布《本市允許和限制使用外地務工人員的行業、工种》，外來人口在京允許從事的行業被限定在尸體處理、糞便處理、建筑作業、化工行業這些苦、臟、累、有毒、危險的几個行業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個行業限用外地工的細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營業員、汽車駕駛員、售票員、話務員、庫房管理員、旅店服務員等這些多數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關部門一波接一波地加大對外地勞力騰崗、清退工作的力度。1999年11月29日《北京晚報》二版報道朝陽區安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營生的外地人攆走，把他們經營了數年的几處便民飲食店收回，轉租給几位服完重刑剛從牢獄中釋放出來的北京人經營。浙江大學人口与醫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賽權指出這是一种”老眼光”。”
大多數城市人認為城市的一切設施、建設都是為他們的，外來農民工是鄉巴佬，進城是揩他們的油。推究起來這是中國二元戶籍制度滋生出的“出身論”。市民階層之享有优惠特權的穩定生活，是以掠取八億農民的農業收入和積累為代价的，應該盡早取消市民特權，在盡可能多的領域給市民和農民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農民工東奔西走，到處對他們關門，到處是”清退、遣返”的威脅。有些專家也附和政府，主張實行”柵欄”政策。”有選擇吸取高素質的人才進來。符合條件的進來，不符合的就攔住。” 他們把”外來工”分成兩個等級，他們認為人是有等級的，不自覺地流露出歧視”外來人口”的心態。有位專家說：”讓他們都回到原地呆著當然好，但那是不可能的。”
城市是全體國民的城市，這一點應該形成共識。中國城市的建立更得益于長期巨大的工農業剪刀差，農民為此作出巨大犧牲，城市不應忘記他們。
五、健康權利受到漠視
《中國青年報》報道說，目前職業病已成為影響我國部分勞動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國每年報告各類急、慢性職業中毒數千人，死亡數百人；重大惡性職業中毒事件時有發生。有關部門對發生職業中毒企業的調查顯示，有28.91%的作業場所沒有衛生防護措施；47.69%的企業工人沒有個人防護用品；工人缺乏自我保護和個人防護意識，只有19.57%的工人接受了職業衛生培訓。工人因病被解雇在涉外企業中也司空見慣，某地被診斷為職業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鄉下后才發現自己患上職業病，即使想求助法律保護，卻苦于無法支付旅費、醫療檢查費而只能放棄。在一個正規藥厂，同一車間同一工种，4年中有3位女工遭遇4次不幸：2次胎儿發育异常而流產，1次死胎，1次生下的孩子只有兩根手指。專家指出，胎儿致畸往往發生在妊娠期的頭4個到8個星期。如何應對化工業女工生育异常問題，亟需全社會予以重視。
廣東省衛生廳的調查表明，佛山、深圳、江門和惠州等外來工比較集中的地市，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地方領導對職業危害認識不足、化學品使用管理混亂等問題。有的企業使用的化學品不標明化學成分、毒性和防護等說明，只用代號來代替。本來就沒有勞動保護意識的外來工，常常在不知不覺中身體受損乃至中毒，有的人甚至中毒身亡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竟然把中毒當作感冒、頭痛、貧血等病來治療。中山市小欖鎮駿利噴漆厂５名打工妹相繼苯中毒，被誤診為貧血后遭到工厂解雇，最后，經過多方醫治無效的兩名打工妹被家人送到廣州醫治后才确診為苯中毒。
廣東省職業病防治研究院院長黃漢林介紹：從1987年廣東省頒布勞動安全條例后，職業病發生總體上呈下降趨勢，但1997年以來，職業病發生率再度上升，每年收到的投訴信至少有60封，”安加事件”這樣的案例每年都有好几起，東莞、南海、順德等地均發生過類似事件。
問題隨著廣東的經濟轉型而變得愈加嚴重。黃漢林說，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廣東的職業病70%為重金屬中毒，1989年時有机溶劑中毒占職業病的比例只有2.5%，2001年上升到80%，整體情況与發達國家相似。伴隨著工業生產高速發展的是，新職業病种類也在迅速增加，去年新發現了11种，今年又發現了13种，如正己烷、三氯乙烯、二甲基甲銑氨等溶劑中毒；中毒行業也在擴展，電子、五金電鍍、制鞋、印刷、寶石加工等行業都發現了職業病的發生。
在農民工得了職業病后，為了逃避責任，包工頭們經常采取”民工互換”的手段轉嫁職業病侵害所要承擔的責任，一旦農民工發現自己患了職業病，因勞動場所經常調換，導致包工頭互相推卸責任，農民工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据證明在哪個礦患的職業病，只好自認倒霉。這种毫無保護的工作環境讓農民工隨時處于職業病的侵害和生命危險之中，僅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鄉從1991年到1995年，死在海南的農民工就有十几個。
這些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必須把農民工的健康權作為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
六、工資發放得不到保障
在2002年兩會期間，四川省瀘定縣咱里村的全國人大代表高顯明在北京大聲疾呼, “四川民工一年有２０多億元合法的勞動報酬被工頭克扣、侵吞，建議國家制定措施保護他們的利益。”他說，現在施工單位、工頭克扣、拖欠、侵占民工工資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有的民工辛苦一年，最后兩手空空，得靠家里寄錢，甚至沿路乞討回家。有的民工拿著合同狀告工頭，但由于個案涉及的金額小、難以找到責任人而常常不被有關部門受理和重視，有時法院判了也很難執行。民工對此強烈不滿，有的還由此滋生了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情緒。
据計，在我國外來民工較多的珠海市工會及勞動部門受理的勞資糾紛案件有80％－90％都是拖欠工資的。1998年与1997年相比，珠海市此類案件增長一倍，廣州市增長131％。拖欠時間短者兩三個月，長者半年、一年。在欠薪嚴重的中山市，有的外資和個體私營企業拖欠工人工資長達兩年。深圳、珠海、東莞、佛山等市的外企私企欠薪額均達兩三千万元，中山市勞動監察部門近年來為工人追回欠薪達1.19億元，廣州市勞監大隊僅1998年就追回欠薪9700多万元。至于打工者沒有向工會、勞監部門申訴或申訴后并未追回的欠薪，估計有10億元。
廣東省東莞市是我國著名的”民工城市”，全市戶籍人口僅有154万人，在公安部門登記的外來人口達458万人，實際外來務工人員超過600万人。東莞市勞動局曾會同會同市婦聯、市總工會開展了一次全市性的勞動執法大檢查。盡管在檢查之前已經提前部署，通知各企業進行自糾自查，但在隨后檢查的133家各類企業中，存在拖欠工資情況的企業競還有101家，欠薪總額達到3039.12万元；有30間企業未与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簽訂率僅為80％：未達到東莞市最低工資標准450元的企業不同程度存在，特別是部分玩具厂、染厂等小型企業，每月工資連加班費共200至400元的工人為數不少；受檢查企業中大部分的”正常上班”時間每天超過８小時、每月超過21個工作日。其中塘廈慶遠塑膠電子厂1個月內員工的加班時間多達208.5小時，遠遠超出《勞動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時的規定。
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起”表演跳樓”事件引起了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７位民工坐在他們親手建起來的”東珠美地”１８層高樓的樓頂邊沿，除了７名准備”跳樓”的民工外，樓頂上還有數名民工在”增援”。這些民工大多是今年４月份來該工地打工的。按照約定每月結算一次。但直到８月中旬完工時，仍沒有領到工錢。多次協商無果，所以他們才決定”集體”上樓頂”跳樓”。最后，一自稱是公司的負責人夾著一個皮包匆匆來到樓頂，消防官兵和民警快速上前，強行將几個民工拽下，才結束了這場”表演跳樓”事件。
為了生存，不得不用原始的、可怜的手段–“以死相逼”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不能不讓人感到心酸和心寒。然而，設身處地的替民工們想一想，又不由生出几許同情來–面對良知淪喪而唯利是圖的老板，講理、哀求沒有多少意義，訴諸法律也難以執行到位，除了借助”眾怒”的力量來譴責和警示，別無他途。好在民工們的”跳樓”只是一种”表演”，而不是真的跳了。也就是說，他們還對這個社會抱著某种希望，還相信人間存在著善心和正義。事實也是如此。每當發現有人欲跳樓跳江，立刻會有人報警，組織營救。不僅請來有關專家做思想工作，而且有時候連領導也到現場表態，解決問題。這樣的報道，經常讀到；不少久拖不決的問題，也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下，得到了解決。民工們”表演跳樓”的結果，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一葉知秋”。社會的進步和文明，不僅要看上層人士的生活水准，更要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當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尚且要依靠”以死相逼”來爭取和維護時，那絕對不是社會成員的素質出了問題，而是社會机制和國家机器出了故障。透過民工”表演跳樓”的尷尬事實就能發現這一點–信用缺失，老板才賴工資；法律軟弱，民工才無可奈何。試想，在一個充滿誠信的社會，在一個法治文明的環境，”表演跳樓”的尷尬事件何以上演？而信用的缺失、法律的軟弱，責任也不在于普通百姓，而在于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家机關及其工作人員–沒有一种心系百姓冷曖的責任感，沒有一种法律至上的意識，而是事不關己、玩忽職守甚至首先背棄信用、法律。這樣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水准，怎么可能不讓弱勢者”病急亂投醫”？
七、來自各方面的歧視
農民工為城市蓋樓、修路、造橋，使城市的百姓生活更舒适、方便；他們在郊區租地种菜、賣菜，使城市的居民吃上廉价的新鮮蔬菜；他們撿廢品、掃大街，使城市的環境更干淨、整齊．．．，這些臟苦累的邊緣服務業，城市的”爺”們是斷然不會去做的。
農民工不知知覺中已成為”城市脈膊”的不可缺少的分子。可農民工又受到了什么樣的待遇呢？因為沒有戶口，你不能買月票。雖然有不少人通過各种渠道最后拿到了月票！因為沒有戶口，你不能租到廉租房。你只能栖身于工棚和地下室。据說，在北京离地近十米的地下八層都住滿了外來農民工。因為沒有戶口，你不可能貸款分期買房，也沒有可觀的購房補貼。眼睜睜地瞅著那”每平米才6000元”售房廣告做白日夢。
因為沒有戶口，不交借讀費，你的子女甭想在城里上學。雖然政府已承諾可以在公辦學校借讀，但不菲的費用還有要回戶籍高考的政策，讓人讓而卻步。城里人在享受著農民工辛勤勞動的成果的同時，甚至還對農民工嗤之以鼻。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甚至成了職能部門解釋眾多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的當然藉口。公安部門經常會公布一個統計數据，刑事案件中，百分之几為”外來人口”所為；某市職能部門稱，”外來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增加了該市疫病控制的難度。至于傳媒流露的對”外來人口”的有罪推定就更為普遍和明顯。
讓我們來在農民工最多的廣東省《南方日報》上隨意摘錄一些新聞標題吧：”外來打工者蜂擁，企業下崗者增多”（實際在正文中并未提及二者有何因果關系）；”外來人口逾百万，治安壓力日益增”；”外來人口刑事案占廣州市發案總量三分之二” ．．．。 普通市民的抱怨就更多了。一本暢銷書中引述了北京人對農民工們的指責：”他們隨意遺污，破坏市容衛生；刺激消費，拉動物价上漲；商販們缺斤少兩，粗制濫造，所制作的大餅、油條極不衛生，讓人不敢吃”。廣州人、深圳人還發現這些人給當地造成了嚴重環境污染，因為這些人聚居的地區往往肮臟不堪。有關部門管理上的問題被歧視掩蓋了，只怪”外來人口”太多了，素質太低了。他們甚至抱怨”外來人口”破坏了當地的幸福婚姻家庭。廣州一家市民報在討論戶籍制度改革時，天河區一自稱被”外來妹”破坏了家庭的梁女士投書說，戶籍制度不應該改革，不然”外來妹”破坏當地的家庭不就更容易了。這些”受害者”們沒有去檢討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婚姻存在的問題，卻責怪”外來妹”。”外來人口”与當地人被理所當然地排列在兩個階梯之上。
在廣西北海市某住宅小區，中國新年后貼出了這樣一張告示：”民工逐漸回潮，希望廣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強防盜、防火…”這張告示，醒目地在那儿貼了近兩個月，讓人感到十分刺眼。《河北日報社》网站2002年3月13日報道：青島的一位陳先生給《半島都市報》提議，說”作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伙伴城市，青島的市民素質步步提高，其著裝越來越干淨。而与此同時，在青島打工的民工卻素質低，不講衛生，衣服上沾滿油污，乘公交車時經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厭惡，時間久了，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在公交車上隔出小塊區域專門供民工使用，這樣可以減少市民對民工的厭惡感，消除雙方的隔閡和矛盾。” 乍一听到這個建議，我就回想起上個世紀美國”种族歧視”嚴重的時期，在公交車上划出專門區域，讓黑人坐在車后，白人坐在車前，雙方涇渭分明，不得越線。現在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地上，僅僅因為民工”衣服上沾滿油污”，就建議將其与”高素質”的市民隔离，說到底是對民工的歧視。一些民工衣服沾滿汗污、油污，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這主要是由工作條件、生活條件等諸多因素造成的。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你們也像我們一樣沒日沒夜地干著苦活累活臟活，還能保持衣冠楚楚西裝革履嗎？全社會應該努力創造條件，不斷改善民工們的工作和衛生條件。不問青紅皂白，采用這樣一個”身份隔离”的極端方法，于法于理于情都是講不通和危險的.出這樣一個主意，絲毫看不出其半點平等的公民意識，更看不出他有哪些地方顯得比民工”素質高”。
民工背井离鄉進城，是為了打工掙錢，或者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尋一條更好的生路。無奈在一些人眼里，進城的民工仿佛帶著”原罪”，是理所當然的”違法犯罪嫌疑人”。城市交通堵塞，怪罪民工；城里人下崗找不到工作，歸咎于民工搶了飯碗；治安不好，也是民工蜂擁進城所致；民工不簽勞動合同，是”素質低，不知道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官者當然不會說是自己工作不力）；甚至于對于民工從事危險工作，也認為是”要錢不要命”。總而言之，民工進城，成了”麻煩制造者”。
許多大城市這些年經濟大大發展，生活水平与城市發展突飛猛進。但是，民工的工資水平卻基本上是原地不動。為什么？就因為民工多，勞動力多，人力資源便宜。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保險等對社會群體的保護措施和政策也往往因為民工不是”自己人”而將之排除在外。
子女受教育的權利也一直是外出打工的民工的老大難問題。据不完全統計，在北京市的300万農民工中，6-14歲的儿童占3.6％，達10万余人，而其入學率僅為12.5％，也就是說，有87.5％的流動儿童被排斥在正規學校之外。他們千方百計辦起來的子弟學校也几乎是得不到政府的認可，被執法人員赶來赶去，風雨飄搖，朝不保夕。農民工的”棚戶區”，夏不蔽日，冬不遮風，恰似”貧民窟”，還有的農民工住在地下防空洞里。在北京，四環、五環外的民房是農民工的最好選擇，在城區高層建筑的地下1、2、3層甚至更多層也住滿了農民工。因為城里沒有廉价的出租房。農民工還要經常受到當地公安、衛生、城建部門的盤查。冷冰冰的盤問，惡狠狠的指責，動輒以創建衛生城市為由，把農民工赶來赶去，弄得不得安宁。据了解，僅1998年上半年北京又有3万余間違章出租房和攤棚被拆除。同時，近7万名”三無”閑散人員也已于上半年离開北京或被收容遣送回原籍，其中包括被動員离京的不符合在京條件的外地人員6万人。海淀區東升鄉八家地區有撿拾破爛和從事廢品交易的外地人員近3000人，治安秩序混亂，環境衛生臟差，是多年來未解決的”老大難”問題。海淀區組織區公安、工商、規划等職能部門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徹底整治，拆除違章300余間，清理离京外地人員2600人。
再來看一則北京電視台2000年12月12日《朝陽區隆重推出申奧十大工程》的報道：作為規划申奧會主場館選址所在地的朝陽區，新制定的申奧十大工程包括：完成奧運選址主場館4平方公里的拆遷平整，并對周邊進行百分之百的綠化。處在奧林匹克公園12.15平方公里預留地的朝陽區大屯鄉、洼里鄉年底前做好清理外來人口、拆除違法建設、整治環境臟亂及綠化等項工作。
農民工在單位是低人一等的，他們干的活絕對是最累的，但獲的利卻總是最小的，即使有些民工能力不凡，也往往因為自己的身份而難以得到發揮的机會。像一些媒體上所吹捧的”打工皇后”、”打工皇帝”等等，對他們而言只是美好的幻想而已。在目前情況下，勞資雙方的正當權益都容易受到傷害，尤其是外來工的合法權益更易受侵犯。
《人民日報‧華南新聞》。有一篇通訊記述蛇口的社會治安管理情況。作者說：”一個暫住和流動人口為常住人口３倍的城區，如果治安不力，靠什么招徠人、留住人？” 暫住和流動人口為常住人口的３倍，怎么就是城區”招徠人、留住人”的障礙呢？我很納悶，流動人口不就是”人”么？細看之下，原來他們是要”招徠”外國公司的職員，雖然”老外”也是流動人口，但在作者眼里，此流動不是彼流動，”老外”才是”人”。 可見潛意識里有歧視心態的人，与前裾后恭兩副臉孔的奴才是有類似之處的。他們并非真的歧視”流動”，他們只是歧視你不比他們更體面。
有人說，進城的農民工引起了社會治安的惡化，犯罪率升高。君不見，那些走私上億元，逃稅几百万、貪污數千万元、數百万元的都是些什么人？何況根据個案調查，農民工的犯罪發案率明顯低于城鎮人口的犯罪發案率，不到千分之一。農民工是城鎮中最肯吃苦、工作最辛苦、待遇又最低的勞動者、建設者，那种認為農民進城務工會使城市犯罪率增高的看法是一种偏見。
戶籍問題對民工來說是他們被歧視和瞧不起的根源。戶口使他們游离于他們向往的大城市之外。沒有戶籍，也意味著他們的許多正當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的身份不被所在社會認可。每天面對自己用雙手建設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還帶著些許無奈。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農民工”問題，已引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和社會各界的重視，農民工個人的權益意識也不斷增強。從2003年起，中央相繼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003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2003年９月，國務院辦公廳近日轉發《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2004年6月，國家勞動与社會保障部制定了《關于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据權威消息證實《農民權益保護法》也已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計划，計划2006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政策法規的出台，將為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起到較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政府的努力与現實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八、對改善農民工生存狀態的建議
一、是要改革不平等的就業政策，嚴禁以戶籍、學歷、年齡、性別等為借口，設立就業障礙。建議國家制訂《反就業歧視法》或《農民就業保護法》，以法律的形式，把以農民工為主的弱勢群體的就業權利在法律上固定下來。在就業政策上，應取消一些城市對招聘下崗人員的單位進行高額補貼的作法。雖然城市下崗人員需要再就業，但農民工也需要就業。對用人單位進行補貼，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就業。
二、是要打破身份限制，實行同工同酬。淡化或取消臨時工、農民工、民工的稱呼，以“新興產業工人”相稱；打破編外、編內的區別，對所有的勞動者一視同仁。使就業農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權利与原體制內的“在編職工”享有同等權利。特別是在辦理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大病險和住房公積金以及住房補貼上做到標准一樣。在勞動報酬上，應根据崗位勞動強度和技能要求，做到同工同酬，不能因為是農民工身份，就拿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工資。同時，在職稱評定、職務升降、崗位管理、聘用解聘等方面，与城市職工一視同仁。
三、是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辦證，實行身份證一證管理的制度。以身份證或登記備案，或IC卡等形式，進行一證化管理。取消“外出人員務工卡”、“外來人員就業證”、“計划生育證”、“暫住證”等證件。北京市已對外國人和港澳和華僑人士取消了“暫住證”，而繼續對中國內地公民實行“暫住證”，是對農民的公然歧視。這個證不是不能取消，而是想不想取消的問題。
四、改革現行的戶籍政策，賦予公民正當的權利。農民工在務工城市消費和納稅，同樣是合法合理的納稅人，應享有納稅人的一切權利与自由。應建立以工作地和生活地為主的管理方式，賦予農民工的選舉權利；參与社區管理的權利；享受下崗和再就業政策的權利；享受城市居民在經濟上的一些利益；在開辦經營企業時，更應享有相應的權利。當前，一些城市創造了對“高級人才”所謂的“綠卡”制度，實際上是把廣大農民工的利益排除在外，是對農民工的嚴重歧視。
同時，要保證農民工的人格獨立權，不要出現“素質低下”“法盲”等歧視性的字眼。其實，最根本的還是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素質，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依法行政。因為農民工往往處于弱勢，懂法知法，又能如何？
五、是要給農民工更多的生活和工作上的關心，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懮。在生活上，要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政府和社會組織都可以建立一些小面積的廉租房，如香港的“籠屋”等，為他們提供一個安穩的居住空間，使他們徹底從地下室或窩棚里解放出來。在現在不易租房的情況下，農民工對居住條件要求不高，只要有安全穩定的住所即可。
農民工的子女教育，中央明确提出，要以流入地管理為主。政府要放寬條件，并進行幫助或資助，盡快使農民工子弟學校身份合法化、管理規范化，而不能簡單粗爆的一關了之。在保護農民工的工作權益方面，應實行農民工的權利最大化原則，只要有事實上的勞動關系，就應該依法保護。因為簽不簽勞動合同，由不得農民工，主動權掌握在用人單位。對不与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要加重處罰，并負責由此引起一系列后果，對農民工進行保護。在農民工社會保障上，要与需鎮職工做到同標准同管理。
作者簡歷：
郭昌盛，男，1972年生于湖北省棗陽市農村。父母均為農民。
1988年，初三時因生病和家貧綴學。
1989年，在鎮鞭炮厂打工，每月工資約40-80元之間，因工友經常被火藥炸傷，而害怕重蹈被炸之運，于年尾辭工回家。
1990-1992年3月，在村里任通訊員和團支部副書記，半工半農。因見不慣村里干部粗爆工作作風和貧困的經濟壓力，遂辭職。
于1991年中國新年結婚，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單獨生活。時年19歲。1992年中國新年生有一女。
1992年4月至1994年5月，在湖北武漢一所民辦大學就讀。其中雖貧困有加，但為改變前途命運，奮力一搏，勤奮學習。在校期間曾獲校“三好學生”。
1994年5月至2000年8月，被湖北省科協普及部聘為工作人員。成為一個臨時工。工作努力，曾獲得過多次表彰。但卻始終是一個戶口在鄉下，与在職干部同工不同酬的“農民工”。
1996年曾參加過全省首屆公務員考試，報考省貿易廳秘書職位，在37名考生中筆試位列第二，在過關的6人中面試位列第二，綜合分第二，但錄取的是第一名和第三名。百思不得其解。
2000年8月到現在，被中國科協所屬事業單位和國家一級社會團體以“農民工”身份聘為工作人員。
2003年5月，開辦了中國農民工网站，為農民工的權益進行鼓与呼。
2004年1月，為了子女教育，傾夫婦十年打工所得，購30平米的小居，落戶北京東30公里處河北省燕郊開發區。實現了法律意義上的身份轉變，成為非農戶口。每天花4-5小時，奔波于北京-河北之間。
轉載：《人与人權》2004年11月27期www.renyurenquan.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