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二○○四年十月十八日重慶市萬州區發生有四、五萬居民參與的包圍政府大樓事件，事情的起因是有人無故毆打一位當地人稱「棒棒」的搬運工，而政府和警方又袒護打人者。最後政府和警方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驅散示威者，據報導，警方還拘捕了數十名參與者。這次事件發生在重慶萬州，是有深刻的社會背景，特別是和三峽工程的移民安置、三峽工程所造成的政策性工人下崗和失業、重慶市政府的貪污、腐敗分不開的。
貧富對立最嚴重地區之一
重慶是中國大陸在一個相當小的區域內貧富對立最嚴重的地區。官方報導的三峽工程移民113萬，其中90%以上集中在重慶，而萬州又集中了近80%的三峽工程移民。按照李鵬的說法，三峽工程移民和過去許多水庫移民不同，採取的是開發性移民。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用移民安置費為移民提供勞動就業的機會，為農村年青人提供進城當工人的機會。多少三峽庫區的年青人為這個「千載難遇」的富裕之道而振奮。
李鵬當總理時說，三峽庫區人口環境容量大，三峽工程移民全部可以在當地安置。
後來朱鎔基當了總理，他說三峽庫區人口環境容量小，十六萬農村移民必須遠走他鄉，到異地去安家。而到異地安置的移民又是絕大多數來自萬州。根據國家民政部的一位局長在
中國新年時的講話，絕大部分三峽工程農村移民並沒有在安置地找到養家糊口的可能，無可奈何只好進城去找工作，就是加入了學者所說的「流動農村勞動力」的行列之中。據筆者所知，許多三峽工程移民（包括在異地安置的）在重慶、萬州、涪陵等地當「棒棒」。搬運工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養家糊口。一個「棒棒」受到欺負，容易激起「棒棒」群體和社會各階層的劇烈反應，其中包含了三峽工程移民對自身狀態的不滿和上當受騙後的憤怒。為什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期間，有一個知青受欺負，那些看上去書生氣十足的中學生，包括女生在內，會抱成一團，不顧一切後果地去反抗，這和萬州事件有十分相似之處。
三峽工程迫使城鎮工人下崗
不可否認，國家在三峽工程中和三峽庫區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受益的不是三峽庫區一般的居民，更不是三峽工程移民。比如國家在萬州投資的鹽化工廠，原來計畫要安置一萬三峽工程移民勞動力，實際上只安置了一千職工，還不足安置原化工廠的職工。
本以為安置三峽工程移民的容易之處在于這113萬人中只有約40%是農村移民，而60%是城鎮移民。城鎮移民只需要解決住房問題，而不存在提供工作位置或農田的問題。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三峽工程要淹沒工礦企業1625個。按照憲法和法律，三峽工程必須對淹沒工礦企業進行賠償。這些工礦企業本來可以利用賠償資金進行資本重組、技術改造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但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卻以這些工礦企業大都是老企業，生產工藝落後，設備差，沒有市場競爭能力，對環境污染大為理由，將這些受淹企業分為搬遷重建和淘汰兩大類，三峽工程只對搬遷重建漱u礦企業進行賠償，而對需要「淘汰」的企業實行破產關閉，不給予賠償。這類需要「淘汰」的工礦企業個數為1011個，占淹沒工礦企業的絕大部分。通過這個破產關閉的辦法，使得三峽工程省去了幾百億對淹沒工礦企業的賠償費，三峽庫區大量職工也隨著三峽大壩的聳起、工礦企業的破產關閉而被迫下崗、早退或失業。在全國四個直轄市城市中，重慶是下崗、失業比率最高的，而萬州又是重慶市中下崗、失業比率最高的。
三百萬貧困人口
三峽工程農村移民的多數是就地後靠安置，到山上去開墾山坡地，建梯田。雖然說中國的資源環境保護法和水土保持條例都禁止在坡度為25度以上的山坡上開墾農田。但是中國的法律沒有政治家的一句話大。李鵬說可以在山坡上建梯田，因為梯田的坡度不會大於25度。這貧瘠的山坡地就成為失去了的肥沃河谷地的替代品，成為農民生活的根基。還有一些移民則是依靠水庫的消落地而勉強地生活著。
二○○四年九月重慶開縣（涉及開縣、萬州、雲陽等地）的一場大洪水，衝垮了這些新開墾的農田，沖走了一年的莊稼。九月五日晨，萬州區鐵峰鄉虎頭寨山體滑坡，吉安村十二個社一夜之間一片狼藉，八百多間房屋全部垮塌，二人死亡四人受傷，一千二百多人緊急撤離，牲畜、家禽及現金、傢俱等財產無一救出。一千二百人成為真正身無分文的窮光蛋。據國務院三峽工程委員會的報告，國家先投入四十億，後又投入110億人民幣治理三峽地區的滑坡，並且建立了三峽地區滑坡的衛星監測系統，這樣的災難本不應該發生。實際上，大洪水引起了滑坡、泥石流。新建的道路發生塌陷，新建的移民住房發生裂縫，水庫消落區中的農田被沖毀……
有人說，三峽工程的移民得到安置，他們的收入比以前有所提高。一個三峽農民一九八六年的年收入為二百元人民幣，二○○三年的年收入為一千元人民幣，收入是原來的五倍。實際上，能說這個農民的收入提高了嗎？一九八六年他可以用二百元的收入買一千多斤米，二○○三年他用一千元人民幣連一千斤米也買不到。在重慶市生活著三百萬貧困人口，二○○四年九月重慶開縣洪水將使更多的人進入或重新返回貧困狀態。
三峽移民上訴無門
在過去的十年中，在三峽庫區人們看到的最多的一個中國字，就是「拆」。作家兼攝影家王以培在三峽庫區拍攝了許許多多照片，記錄了三峽工程移民被迫搬遷的心酸故事。他的照片中記錄最多的也是這個「拆」字。他在《三峽記憶》一書中用「拆」作為一個章節的題目，在這一章節中收錄的全部是被塗上「拆」字的房屋。
在中國，目前到北京找中央政府上訴的，就數涉及徵地和房屋拆遷的案例為最多。但是三峽移民連這個上訴的權利也沒有。原萬州雲陽縣高陽鎮的何克昌四人上北京「告狀」，卻在北京被萬州雲陽的員警抓住，先關進秦城監獄，然後押回雲陽，被判刑三年，罪名是「洩露國家機密，擾亂社會秩序」，最後被關押在萬州長灘的三峽監獄。據不完全統計，僅高陽鎮被抓、被關、被判的三峽移民除何克昌外，還有姜青山、溫定春、冉從新、萬小春、姚建生（均判二年監禁），姚福慶、姚建東、熊世傑、何正奎、陳其山（均判一年監禁），王愛秀、羅春燕（判三至十個月的監禁）。
何克昌在獄期間，高陽鎮居民在經濟上給予他家資助。三年刑滿出獄，高陽鎮移民為他送去大紅錦旗，上面寫道：「為移民請命，受牢獄之苦」。在這錦旗的字裏行間，就是重慶萬州事件的社會原因。
二○○四年七月，萬州把「最後」一批額外增加的2.3萬外遷移民送出了三峽，送到幾千里之外去安家。在這外遷的移民隊伍中，平均每七─八個移民就有一個國家幹部和保安人員「護送」至目的地。移民到了安置地之後，不得再重返故鄉。這個情景和歷史電視劇中的「流放」倒是十分相似。
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不依照憲法保護公民的權利和私有財產，卻動用國家暴力，羅列莫須有的罪名將據理力爭的老百姓抓入監獄，這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嗎？
「精英階層」沒為民謀利
在重慶，一面是一百萬移民、二百萬下崗、失業和三百萬貧困人口，另一面是數十萬的所謂「精英階層」（包括政治、經濟、知識、文化和社會精英）。
根據國家審計委公佈的全國二○○三年違紀資金資料（《動向》二○○四年十月號），重慶市政府的違紀資金高達六十億人民幣，比北京市還高，在全國四個直轄市中居上海之後，名列第二。這些違紀資金被用於購置超標準的住房，購買高級轎車，出國考察休假，發付水電費、交通費的補貼，發付工資津貼、獎金，子女出國留學。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建設的葛洲壩工程發電之後，對水庫淹沒區宜昌地區採取了特別優惠的電價，價格只是全國水準的約六分之一。而三峽工程上馬之後，三峽淹沒區不但沒有享受任何優惠電價，反而電價不斷提高。三峽工程使得長江水流變緩，三峽庫區水質變壞，而三峽淹沒區的居民卻要為此多支付污水排放費。表面上漲價涉及所有人，但是重慶市的中高級幹部有政府為他們發放水電費補貼，所以這部分漲價實際只涉及平民百姓。再說不知受漲價苦的官員們，也沒有真正為當地老百姓的利益而據理力爭過。
重慶有個大交通規劃，已經建造了四五條高速公路，花了大量的資金，每公里高速公路的造價比德國還高，由此也造就了一批千萬元、上億元的社會主義新富翁。原指望靠高速公路上收「買路錢」來支付國家的貸款，但是高速公路上的車輛數隻達到規劃的百分之十幾，最高也不超過百分之三十。好在不用決策者自己掏錢，也不危及他們的寶座，只是銀行中又多了幾百億壞賬。重慶大交通規劃中還要建幾個大港口，都是機械化、自動化的。到那時，「棒棒」也將要失去他們的飯碗。好在重慶幾個港口在三峽水庫蓄水的影響下，都會有嚴重的泥沙淤積、卵礫石淤積問題。按照張光鬥先生的建議，將來必然要「挖泥不止」，「棒棒」們只有去挖泥了。
——動向月刊2004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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