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戰略與管理》雜誌停刊、解散。此事件發生在中共中央16屆4中全會召開、並決議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的前夕。而被停刊、解散的原因據說僅僅是因為將要發表的有關朝鮮問題學術性言論。
眾所周知，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表現在不斷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催生民間經濟活力。與此相應，民間思想、文化擁有了一定的成長空間。20多年來，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到中共16大提出建設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的構想。雖然歷經曲折，但我們也似乎看到，一個公民社會的雛形正在古老的東方大陸隱約呈現。
《戰略與管理》正是在這一大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它的成長歷程差不多伴隨了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某種程度說，它是一個縮影、一種印證。多年來，它努力站在戰略思維的高點，為方方面面的決策解惑答疑、出謀劃策。它不僅著力塑造鮮明深遠的大局觀，而且致力追尋見微知著的時空感。從國家戰略、宏觀經濟、對外政策，到“三農”問題、國企改革、社會保障等等，諸多改革的熱點和焦點它無不涉曆。也許，它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話語中展現出來的理性思考，讓我們感受到一種中國思想的力量。
它不偏激、不憤世忌俗。它認為：“制度變革從來沒有浪漫曲，簡單的樂觀主義和悲觀的無所作為，都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剋星。”這種富有東方智慧的冷靜，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難得果實。因為它從民間思想者的口中說出來，而更顯得彌足珍貴。歷史上，曾經有無數滿懷豪情的“革命者”登上歷史舞臺，試圖改變中國的命運。然而，他們所給人們帶來的苦難與傷痛，幾乎與它所取得成就旗鼓相當。進入21世紀，如果說我們可能看到執政黨冷靜地以全新思維觀照自我，著力加強自身能力，我們更清醒地看到民間思想者的理性求索，正在夯實未來公民社會的基礎。
正是這種理性思想力量，讓它能夠為各種新思想、新思維打開窗戶。它的多篇有關外交安全戰略文章，即有著深刻的洞察力。天津社會科學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的王忠文先生有關朝鮮問題即是其中之一。
從歷史上看，19世紀末，當時清政府因處理朝鮮農民起義事件不慎，日本挑起甲午戰爭，直接導致國力已近衰竭的清朝戰敗，中華民族遭受割地賠款的災難，加速了清王朝的覆滅。20世紀50年代，正是因為一場中國不得不捲入的朝鮮戰爭，30萬志願軍入朝，與美國軍隊激戰數年，雖然迫使美軍在“38”線停戰，但中國也付出了重大代價。
而今天的朝鮮，正如王忠文先生所言：“遭受自然災害，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是（金正日總書記）為了維持家族世襲統治實行極左的政治，並持續進行政治迫害政策。” 這樣一個政權已經失去了變革自身的勇氣和活力。它根本不能代表要求進步和發展的廣大朝鮮普通民眾。而且，它無視國際社會的呼籲，窮兵黷武，已經走到世界和平和進步的對立面。不僅如此，它還無視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作出的巨大犧牲，無視中國的援助和支援，在外交和國際安全領域我行我素，給中國政府推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無端製造障礙。
然而，深感遺憾的是，一個努力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樹立“大國形象”的政府，卻被一個小小的極權政權所左右，肆意打壓民間自由思想的生存空間。其原因不過了為了平息極權掌門人的“怒氣”。
常常在一些媒體上看到“和平崛起”、“面向海洋戰略”的字眼，ＧＤＰ增長了，城市的樓房長高了，中國人的生意做到了大洋彼岸了。我們似乎也暈暈然。就在執政黨為順應新世紀挑戰提出“提高執政能力”的當口，一本代表中國20年來民間思想高度的期刊卻被扼殺了。大約在執政黨某些人的眼裏，這正是執政能力提高的標誌之一吧。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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