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本文是筆者2004年11月6日上午在美國康州三一學院“資訊時代的族群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由於筆者不擅長于演說和表演，對於現場發言中詞不達意的地方進行了補充和修正，特此說明。）
我來自中國民間維權的第一線，我的朋友趙岩已經被捕一個多月，中國政府當局至今沒有提供明確的罪證和明確的說法。我雖然部分參與了趙岩和俞梅蓀幫助唐山庫區移民罷免市委書記張和“人大代表”資格的維權事件，並且直接促成了這一事件的網上傳播，我和趙岩之間卻只是有限度的合作，我和他認識不過半年，見面也只有五、六次。趙岩是一名維權活動家，我是一個以學術研究爲立身之本的獨立知識份子，我從來不主張也不參與群體性的上訪及罷免活動。在趙岩和俞梅蓀之外，我自己還獨立對地方政府官員肆意踐踏公民權利的幾個惡性案例的調查採訪，有些案例已經在網上公開發表，有些還在調查之中，調查採訪中所有的費用都是由我自己負擔，同時我還對劉正有、張友仁、冉金菊等維權人士給予了一定的資助。我的另一位更加純粹的朋友、河北唐山庫區移民代表張友仁，已經逃亡失蹤10多天。他是一個糖尿病患者，半年多來一直被唐山市豐南區公安局非法軟禁在當地醫院進行強制治療，他病情因此急驟惡化，現在已經發展到糖尿病晚期，一隻眼睛也接近失明。張友仁實際上是冒著生命危險來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的。我在這裏強烈要求政府當局依據現行憲法和法律，給張友仁以人身自由和人道待遇。出國之前，我曾經和俞梅蓀冒險看望過張友仁，並且當面答應要陪同相關部門的朋友對唐山事件展開學術調查。沒有想到我到了美國，張友仁卻再一次捨命逃亡。應該說，我對張友仁的逃亡失蹤負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責任。
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和文化表達”。這是我正在籌備立項的一個研究課題，這個課題是于建嶸先生建議做的。當時我和俞梅蓀去看望他，我們談到要成立一個無償替農民維權的法律援助中心，于建嶸說可以申請到一點國外基金，他同時也談到可以幫助我申請一點課題經費。這件事只是我們三個人的私下談話，根本沒有進入正式運作。沒有想到俞梅蓀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朋友趙岩、李柏光等人，他的另一個所謂的朋友就在網上造謠，說我拿到了20萬元的經費，並且因此與于建嶸一塊背叛了農民。這個謠言被網路流氓廣泛傳播，對我造成極大的傷害。我是一個獨立知識份子，從來沒有把自己出賣給中國政府，所以我不可能賣國。我也從來不會把自己出賣給農民和擅自代表農民的權利，所以談不上背叛農民。我只對我所講述的事實和道理承擔責任，對於不屬於自己的責任概不負責。我要走的是當代胡適的現代公民之路，而不是魯迅式的把簡單的道理搞亂弄混的只唱高調不負責任的以專制思維反對專制的黑暗路子。胡適晚年曾經在一個演講中談到，有人說幾十年來只有胡適一個人可以講話，他的回答是：胡適說話是要講事實和講信用的，正是因爲講事實和講信用，蔣介石政府才允許他一直講話。就我本人來說，近幾年來一直拿胡適講的這些道理來告誡自己。即使面對一個不講信用的政府，我也有責任率先講信用，而不能用自己的不講信用來對抗別人的不講信用。說得更徹底一點，像我這樣的異議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實際上是無處可逃，我應對黑暗專制的唯一選擇就是先讓自己站在陽光之下，這樣的話也許還可以讓習慣於暗箱操作的專政工具有所顧忌。
由於我來不及對已經收集到的資料進行系統整理和理性昇華，關於“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和文化表達”只能談一點粗淺的意向。
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近80%的發展中國家，伴隨著1949年以來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的制度設計，以及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對於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的無償剝奪，形成了對於廣大農民曠日持久的身份歧視和權利掠奪。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成爲整個社會中積貧積弱的特殊群體。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健全和發展，中國農民依照現行憲法和法律維護自身的正當權利的正當訴求日益覺醒並且日趨強烈，廣大農民的維權訴求也由前幾年的以抵制基層政權的亂攤派亂收費爲主要內容，演變成爲以保衛土地家園爲主要內容。由於有限的土地資源被非理性地無序開發，喪失生存保障的中國農民的依法上訪和集體群訪，已經演變成爲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頗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在依法維權的過程中，農民的法律意識和文化素養迅速提高，他們用來表達自己的維權訴求的方式和手段也日益豐富。最近幾天發生在四川漢源的庫區移民維權大案，更加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像這樣的大規模的惡性事件，將會在中國社會中愈演愈烈甚至於是防不勝防。就目前來說，由於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與文化藝術研究機構的條塊分割，迄今爲止還沒有專門學者對“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和文化表達”進行系統考察與定向追蹤的學術研究。這也是我答應于建嶸先生從事這項研究的基本前提。
就目前來看，本課題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中國的上書傳統與當下的上訪申訴。主要從中國歷史的縱向維度考察中國上訪制度的社會心理和文化根源。在筆者收集到的上訪申訴材料中，最爲感人的是11歲女童張佳奇寫給溫家寶總理的一封替爺爺喊冤的親筆信。我是含著眼淚把這封用鉛筆寫成的短信輸入電腦的，這封短信已經在國內和國外網站上流傳一個多月，迄今爲止沒有得到來自官方的任何回應。這裏有必要再次抄錄：
溫家寶爺爺：
溫爺好。
我叫張佳奇，今天（年）十一歲。因爲您是當朝清官，無奈之下，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給您寫封信。
96年，河北省桃林口水庫搬遷，我家有幾百畝山場果園被淹沒，僅補償我全家一千五百元，故我爺爺、奶奶不幹，上訪八年。我三歲（時）曾隨（爺爺、奶奶）進京上省，問題非但沒有給解決，唐山公安卻多次拘押我父母、爺爺、奶奶。（在哺乳期裏）斷我奶二十三天，至（致）使我現在骨瘦如柴。今年幾萬移民聯合起來，提出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罷免動議，（因爲）唐山市移民辦貪污挪用移民費1180多萬。隨後唐山公安在3月19日將我爺爺從北京抓回，一直看押到現在，迫害我爺爺左眼底出血，視力0.1。我家前後警車包圍，兩次抄家拿走電話。綁走我奶奶，見相片。
特求溫爺爺，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爺爺奶奶，救救我全家。我要好好學習，長大報效祖國，像您一樣萬民稱頌一代清官。
張佳奇，2004年7月6日。
其二是鄉約民俗與宗教信仰對於當下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的深層次影響。中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宗法制極權專制社會，儒、釋、道三教合流的結果，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絕對圈套對於每一個個體的正常人性和正當人權的絕對壓抑和極端敵意，從而造成了私人權利和商品意識的相對萎縮。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基督教文明的傳入，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中國舊有的鄉約民俗與宗教信仰。社會主義公有制産權模糊的制度設計，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絕對權力對於私人權益和個體人權的法外剝奪。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的缺失，更使當下的中國社會喪失了利用富於彈性的鄉約民俗與宗教信仰來調和談判的民間機制，使得原本可以化解於民間社會的權益之爭和情感衝突，不得不扭曲異化成爲只有求助於更高權力的官民仇恨和政治衝突。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度，這種說法是極其無知的。我小時候有過這樣一個刻骨銘心的經歷。我的伯父是一貫道中負責帳目的師爺，50年代被判處死刑緩期，我的爺爺張天霖從此成爲村子裏的流氓村官批鬥毒打的物件。1961年被活活餓死，我的奶奶爲此哭瞎了眼睛。70年代的時候，我大概只有10來歲。我奶奶臨死前的幾個月裏一直在重復著一句話：“我死後每到周年的時候能給我燒一塊刀頭肉就一年不饑了”。一位老人，活著吃不飽飯，最後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死後到了陰間的地獄裏能夠吃上一塊肥豬肉，這難道不就是中國民間最爲單純的神道信仰嗎？！前天我在和來自西藏的幾位朋友交談時談到這一點，中國社會還遠沒有走出宗教時代，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時機就是達賴喇嘛在世的這些年。一旦達賴喇嘛離開人世，西藏民族必然産生信仰危機，剩下的就只有武裝暴亂了。
由於宗教自由、民間組織及人權保障，是當下中國社會最爲敏感的言論禁區和學術禁區，如果沒有來自政府當局的充分諒解和來自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援，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將很難如期展開。
其三是不平則鳴的文藝創作和民間表達。作爲弱勢一方的農民個人和農民群體，在正當權利受到損害時，不僅要拿起憲法和法律來依法維權，同時還會把自己不平則鳴的滿腔激情付諸文字，從而醞釀出以情動人的血淚詩篇。互聯網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普及，又爲農民代言人和農民藝術家不平則鳴的文藝創作和民間表達提供了現代化的傳播手段。
著名維權活動家趙岩于2004年9月16日被捕後，筆者曾經于9月25日寫作過一篇聲援文章《盼望趙記者，跪拜溫青天——桃林口庫區返遷移民的乞盼書》，其中收錄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農民詩歌，標題爲《乞盼書——桃林口庫區返遷移民心聲》，抄錄如下：
我們是桃林口滿族移民
回應號召爲秦、唐而搬遷
到安置地有苦難訴
滿腹委屈有口難言
因走投無路萬般無奈
思前想後只有返遷
朝朝與庫水相伴
暮暮倒荒山而眠
有病求醫翻千山萬嶺
孩子上學隔地北天南
這裏推那裏攆別提多狼狽
搬出去遷回來滋味太寒酸
捶捶胸有愧於下代
跺跺腳無臉對祖先
舍小家顧大家落下什麽
失家失業失地失權
返遷移民向北京禱告
滿族兒女發肺腑之言
盼望趙記者
懇求俞總編
授權李博士
跪拜溫青天
捕蛀蟲捉碩鼠
懲腐敗治貪官
儘快回歸安置地
重新組建新家園
與您保持一致性
今後永遠不返遷
這首詩的落款是“桃林口庫區300名返遷移民”，詩中的“趙記者，俞總編，李博士，溫青天”，依次爲趙岩、俞梅蓀、李柏光和溫家寶。
原《中國改革》農村版著名記者趙岩，是中國媒體記者中關注桃林口水庫4萬名動遷移民的悲慘遭遇的第一人。2002年9月，秦皇島市移民代表董達吊著被當地警察拉傷的胳膊來到《中國改革》雜誌社，幸運地見到了一直關注農民維權的趙岩。趙岩隨後不顧最高當局發出的十六大期間媒體記者不得擅自外出採訪的禁令，趁著總編輯溫鐵軍不在國內的空檔，帶領實習記者李敬、鄭現莉深入桃林口庫區實地採訪，並於2003年2月在《中國改革》農村版公開發表《移民上訪路——河北省桃林口水庫移民群體性事件報道》一文，真實地記錄了桃林口水庫移民特別是300名返遷移民水深火熱的生存狀態。隨後，在香港《中國法制》任兼職副總編的俞梅蓀，又在該刊2003年總44期發表《秦皇島市失地農民維權討要移民安置費一瞥》，更加詳細地報道了發生在秦皇島市的庫區移民維權困境。同樣是在2003年，法學博士李柏光在趙岩的鼓勵下與庫區移民簽訂法律代理協議書。儘管獲得授權的李柏光從來沒有真正履行過這份協議書，庫區移民對於他的一廂情願的重托，還是十分真誠的。由於趙岩的被捕，桃林口水庫廣大移民的“盼望趙記者，懇求俞總編，授權李博士，跪拜溫青天”的熱烈“乞盼”，似乎已經變成了泡影。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層出不窮的農民維權活動中，已經湧現出了像楊銀波、淮生、張友仁、劉正有、肖祥金這樣擁有現代公民意識的農民領袖人物和農民代言人，他們借助網路的力量，在從事維權活動的同時，也在進行著現代化的理性思考和文化建設。這其中，以楊銀波的文學創作和社會調查最爲成功也最具影響力。
其四是農民協會的成立及政府與民間的良性互動。讓農民建立自己的農會，是于建嶸先生近年來一直堅持的一個理念，在這一點上我和他是完全一致的。在於建嶸的家鄉湖南省的一些農村，已經有一些農會組織在從事活動，只是至今還沒有獲得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隨著以人爲本和保障人權的相關條款被寫入憲法，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至少在文本上得到了正式的承認，中國農民自發組織的各種民間協會也初步顯現出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創造活力。胡、溫政府一年來的一些親民措施，爲不同程度地損害過農民利益的地方政府與依法維護合法權益的弱勢農民之間，初步提供了一種化解矛盾和衝突的可能性。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伴隨著胡錦濤在十六大四中全會上的全面掌權，落實到社會層面的，並不是憲政民主的逐步推進，反而是一股暗箱操作的政治寒流。趙岩就是這股政治寒流的犧牲品之一。就目前來看，胡、溫政府的政治走向既不很明朗也不容樂觀。至於趙岩被逮捕的深層原因，我到現在也不十分瞭解，我也不知道自己離中國政府的監獄還有多遠。
其五是中國知識階層的極端發言和集體失語。以胡適式的獨立自主、誠實守信的中間立場來幫助強勢政府和弱勢農民化解矛盾和衝突，是擁有最大份額的話語權的中產階級中國文化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和現實責任。然而，當下的中國知識階層，要麽以魯迅式的勢不兩立的鬥爭姿態極端發言，要麽以既得利益者的犬儒心理集體失語，從而喪失了精神創造和文化表達方面的創造活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農民的維權訴求不僅不會成爲中國社會的致亂之源，甚至可以成爲推動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的根本動力。中產階級中國文化人的極端發言和集體失語，才是中國社會最爲根本的深層危機之所在。
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和認識，筆者于2004年9月25日開通了個人網站：“防身與扒糞：張耀傑思想網站（defend and muckrak：the ideological network of zhang yaojie）”。近幾年來，筆者所寫的大部分文章，都可以用胡適筆下的兩個名詞來概括：其一是“防身”，其二是“扒糞”。
關於“防身”(defend oneself)，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寫道：“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關於“扒糞者”（muckraker）和“扒糞運動”（muckraking），胡適在標題爲《五十年來的美國》的演講中介紹說：“美國現在已經做到了沒有階級了，其所以能夠慢慢的造成了這種地步，有兩種主要原因。一、社會思想的革新運動。五十年前，美國工商業巨子如鋼鐵大王卡裏基、煤油大王勞克福、銀行大王摩爾根，爲了壟斷市場，特組織托辣斯。正當他們威風顯赫的時候，新聞界人士興起了一種扒糞運動，專門研究事實，搜集證據，揭發黑幕，引起社會的革新。首先是女記者黛貝，她費了很多的工夫研究美孚煤油的歷史，看看煤油大王是怎樣的操縱著全美以至全世界的市場，結果揭發了托辣斯的內幕。另有一位元記者林肯史丹芬，爲研究市政腐敗的原因，探究幕後操縱的老闆（boss），到處去訪問、找材料，結果在雜誌上發表了聖路易城的黑幕。美國霍斯特系報紙的主持人威廉霍斯特（去年逝世），年輕時也是一個扒糞運動的健將，他是一個理想者，社會改革者。他曾設法偷出了煤油大王，與大批參衆議員來往的信劄，內中有許多是分期送款的證據，霍斯特將它一一攝成照片，於1908年在報上發表。五十年前，美國勞工是無組織的。他們多來自歐洲，因爲受不了歐洲政治的宗教的壓迫，特跑到新大陸來，希望能過著自由平等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因爲人數太多，工廠容納有限，廠主們看了這種情形，乃以沒有訓練的，工資最低的工人爲標準，來雇用工人。工人們不容易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待遇也極低，生活是痛苦極了，尤以大城市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處的工人最甚。新聞記者雷斯把工人困苦的情形寫成了一本書，名叫《那一半是怎麽生活的》，引起了社會的注意，對工人遂予以組織，並改善其生活。除了新聞記者積極于社會思想革新運動外，一些政治家們也參加了這個工作，老羅斯福總統，便是其中之一。……老羅斯福籍隸共和黨，本是個資本家的党，當他就任之初，也極力宣稱將繼續執行麥金尼的政策，可是第二年便叫司法部提出訴訟反托辣斯法案，解散摩爾根等所組織的西北鐵路公司，開始打擊托辣斯。當這個案子提出的時候，摩爾根穿著大禮服出席一個晚會，從電話上獲得這個消息，面目失色，很氣憤的說：‘這個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我好好商量!’老羅斯福一面打擊托辣斯，一面並作種種的社會立法。有一天早晨，老羅斯福總統一面早餐，一面翻閱辛克萊的小說，這本小說是描寫芝加哥屠宰場的黑暗與不衛生，老羅斯福看到了這些材料以後，立刻召集閣員和衛生專家商議改革，並向國會提出食物（包括藥品）衛生檢查法案，以改善公共衛生。這個法律，可以說是從一部小說出來的。以人民的疾苦爲背景，以事實和證據爲武器，暴露黑暗面，喚起社會和政府的注意，從社會立法上加以改善。這種運動在美國文化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國這樣一個制度環境險惡並且充滿著犧牲奉獻之類的道德謊言和宗教騙局的社會裏，比起貢獻於社會的“扒糞運動”來，先拯救個人自己的“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就顯得尤爲重要。作爲一個從小沒有吃飽飯的農家後生，筆者走過了許多的彎路，碰過了許多的釘子，才從魯迅式的把簡單的道理抹黑攪混的文字圈套裏闖蕩出來，從而走向胡適式的把複雜的道理光明正大地解剖明白的話語表達。
筆者一直認爲：國民黨倒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只出現並容忍了1個胡適而不是100個胡適。當下中國社會的精神迷失和末世沈淪，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有太多號稱是新左派甚至於號稱是自由知識份子的魯迅迷在興風作浪和呼風喚雨，而偏偏少有志同道合者敢於公開站出來以胡適式的“防身”加“扒糞”的獨立人格和中間立場，來監督政府、推動憲政、解構革命並化解危機，進而把專制成性的中國社會逐步引導向憲政民主的陽光大道。
在本課題的研究過程中，筆者將在以“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主義本體論爲代表的各種先進文化的指導下，採取文本解讀和田野考查相結合、個案研究與宏觀概括相結合的方式逐步展開，並用文字和圖片並重的方式予以真實紀錄和廣泛傳播，旨在及時發掘和生成一些有真實價值和真實生命的學術命題，以貢獻於當下中國的弱勢農民的維權事業。希望能夠得到大方之家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賜教。
另外，明鏡出版社的何頻先生剛剛幫助我出版了一本《俞梅蓀與新民權運動》，副標題“中南海秘書成了民間代言人”是何頻先生加上去的。我對於何頻先生願意賠錢幫助我出這樣一本貼近當下中國現實的書，是十分感激的。《多維時報》主筆高伐林先生，在2004年11月5日發表了一篇對於我的長篇訪談，標題是《中國社會矛盾進入一個爆發期》。其中有許多是我的肺腑之言，在此我也對高伐林先生表示感謝。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原載《議報》第173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