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系秘書安娜邀請我週末到她家做客，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與其關在公寓裡看電視瞭解瑞典，不如深入基層。我對這個國家知之甚少，只知道這條絲瓜狀的國土上出了一個作家——一生都在貧困中掙扎的斯特林堡，一個導演——有一大堆私生子的伯格曼，兩個世界級的電影明星——孤僻的嘉寶和「墮落」的褒曼，還有一個不斷地剌激著國人神經的諾貝爾獎。如今到了人家的地盤上，整天跟人家打交道，即使是出於實用的目的，也得多瞭解一點。
到人家坐客總要帶點禮物，對於安娜來說，最好的禮物莫過於香煙。瑞典人很少抽煙，在我打交道的幾十個瑞典人中間，只有費米和安娜是癮君子。瑞典的煙極貴，不管是進口的還是本土的，每盒都得花三十多克郎，相當於人民幣三十多元， 所以安娜總是想方設法托人從機場買免稅煙。她常常在百忙之中乘沒人的時候，打開窗子匆匆抽上兩口，然後趕緊揮舞書報往外面趕煙。我也是老槍，到了這兒，懼於昂貴的煙價和隨處可見的禁煙令，出於省錢和愛國心，暫時放棄了這一人生享受。但是作為同好，我對安娜在艱難窘迫之中不屈不撓地堅持個人嗜好的精神深表同情和敬佩。有兩次，我發現她站在窗前吞雲吐霧，就悄悄地站辦公室外面給她站崗放哨，擋住可能撞進去的師生。此類義舉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我擔心一旦讓她知道，她「偷食禁果」的樂趣就會大打折扣，而我也有拍洋女人馬屁之嫌。
除了對窗抽煙和往外趕煙之外，安娜把所有的時間全用在了工作上，對我這個外國人更是精心關照——給我找房子，給我上社會保障，帶我參觀市區，領我逛超市。她的表現讓我想起了雷鋒語錄——「對同事春天般的溫暖，對工作夏天般的熱情。」
我把壓箱底的「大中華」翻了出來——把它送給安娜，她一定心花怒放。
安娜從來不拒絕別人送她煙，她把這看成友好的表示，而不是看成賄賂。她告訴過我，她抽煙是為了減肥。如果她停止抽煙，體重馬上就會上去。可能她是對的，至少在沒停止抽煙的時候，她的體態輕盈，身材苗條。五十歲的人能保持這樣的體形真不容易。這可能也要歸於她年輕時留下的底子，她年輕時是個中長跑運動員，那時候她一定是個美人兒，這一點後來在她家裏得到證實——我看見了她那時的 照片，不是中國那種把醜八怪都能照成超級艷星的藝術照，而是幾張極普通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讓我想起了布努艾爾導演的《白日美人》，想起了凱瑟琳．德諾芙飾演的那個美女——塞維莉娜。
安娜請我們去她家，一大半是為了她的先生——布。布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學家兼科幻作家，業餘愛好是收藏。他多次來中國講學，對中國問題有濃厚的興趣，還特別喜歡結交中國朋友，與我同去的張先生就是他在中國認識的朋友之一。張先生是個年逾古稀的胖老頭，原來是外語學院的學生，還沒畢業就被打成右派，在東北林場受過不少苦，但一直沒放棄專業，改正以後，專事翻譯，翻譯過布寫的科幻小說。這次到挪威看女兒，順便來瑞典看望當年的老朋友。有了張先生，我心裏踏實了——萬一聽不懂說不清，他可以做我的翻譯。週五下午五時，安娜把汽車準時開到我住的公寓樓下，接上我之後又轉到賓館，接上張先生。安娜的家在另外一個小城，開車得走四十分鐘。這個小城裡到處都是中國媒體大吹特吹的「湯耗子」——兩層或三層小樓，樓的四周是一片很大的綠地。瑞典是歐洲第四大國家，總共才八百五十萬人口，有的是地方。布是個和藹的老先生，中等身材，戴個大眼鏡，眼鏡後面眨巴著一雙淺灰色眼睛，鼻子不大不小，頭髮沒了，鬍子卻極發達，把下半個臉蓋得嚴嚴實實。我們進門的時候，他正在廚房忙活，兩隻手沾滿了麵粉，握手擁抱只好免了。安娜說，他是一個烹飪高手，最善於用烤箱——麵包、土豆、魚、肉都用烤箱烤。兩個月後，布在吃了我的煮餃子之後，告訴我，他打算用烤箱烤餃子。
坐客的重要節目是吃飯，飯桌上，布向我們誇耀他的中國文物收藏。於是，飯後的節目就是到地下室參觀他的收藏。地下室有五、六間大小不一的房子，裡面放著各種木製的架子，架上分門別類堆著他收藏的文物：柏林牆上的磚塊、斯大林銅像上鋸下來的手指、文革期間燒制的有毛主席像的陶器、毛主席與林彪在一起接見紅衛兵的郵票、紅衛兵小報、樣板戲的劇照、73年到75年的《中國攝影》、數百種毛主席像章、各種各樣的老三篇、老五篇，形形色色的袖章——百萬雄獅、首都三司、保定革造、貴州狂飆、內蒙師院紅旗……，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我問他：「你收集這些東西幹甚麼？」
「我是隆德收藏家協會的會員，我原來收集印度的文物，但是它們太貴了。中國的我還買得起，而且還有中國朋友替我砍價。」他指了指張先生。「我的理想是2006年與羅伯特合作，在瑞典辦一個中國文物展覽。屆時張先生將被邀請為嘉賓，當然不會讓他白當，他得幫助我們為每一件展品寫說明。」國內的好事者一直嚷嚷建立甚麼文革博物館，嚷嚷了二十多年，連個影兒也沒見。要是布的這番話讓他們知道了，肯定又得痛心疾首，痛不慾生。其實他們大可以想開點，這年頭提倡資源共享，提倡文化交流，提倡與國際接軌。中國好不容易有了一種可以與各國人民共享的東西，這東西讓大家有了交流的機會，有了共同的語言，中國以此為橋樑走向了世界。這是好事，幹嘛要捶胸頓足，非要爭國內國外，誰先誰後呢？再說， 這些文物在國內二道販子手裡肯定不如在布的地下室裡保存得好。余秋雨說的對，幸虧王道士把敦煌文物賣給了法國佬，要不然，它們早就灰飛煙滅了。王道士是保護中華文物的功臣，應該給他平反昭雪，樹碑立傳。
從地下室往上走的時候，我對布說：「預祝你的展覽成功，如果你也邀請我的 話，我會讓你的像章再增加幾枚。」
布挺認真：「我現在要求的是種類而不是數量，如果你能找到我沒有的種類，我就一定邀請你參加。如果你能找到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劇照，我願意支付往返機票。」 「你要它幹嗎？它是文革前的東西。」我問。
布瞪大眼睛，驚訝地看著我：「你不知道嗎？它是樣板戲的媽媽，沒有它，就不會有那十八個樣板戲。」我拍拍他的肩膀：「樣板戲只有八個。」
「ＮＯ，ＮＯ，江青說過，樣板戲有十八個。這是羅伯特告訴我的，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一提起羅伯特，我沒脾氣了。那傢伙自稱是乾嘉學派的海外傳人，寫起文章來，無一字無出處，無一句無來歷。他這麼說，肯定有充分的證據。
我們回到客廳，安娜已經準備好了咖啡，正在那裏噴雲吐霧。我們啜著咖啡，侃起了大山。
布還惦記著他的樣板戲：「我看過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很讓我吃驚，中國人能跳這麼好的芭蕾舞。可是，我不明白，為甚麼那些美麗的姑娘要舞槍弄刀，滿台都是刀光劍影。把漂亮大腿和野蠻的刀槍混在一起，是要展示人性的原始衝動——性與暴力嗎？」
這個問題實在無法回答，可是那大眼鏡後面的灰眼睛盯著我，非回答不可。
我儘可能委婉地告訴他：「恐怕你的理解有點偏差，它不是想展示性與暴力，
它想展示階級鬥爭——受壓迫的人民拿起武器反抗壓迫。」
「反抗壓迫有各種方式，一定要用刀槍，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死人嗎？
「我們也不想流血，不想死人，可是革命不能不流血，不能不死人。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使後代能夠過上好日子。」
老先生聳了聳肩膀：「革命？為甚麼一定要革命？你看，我們不革命，不是也從北歐海盜變成了文明人。」
安娜在旁邊糾正布教授：「我們也革過命，只不過時間太短，還沒等流血死人就結束了。」
「怎麼回事？」我和張先生不約而同。
老先生打開了話匣子：「那是本世紀初，列寧組織了布爾甚維克黨，這個黨領導俄國工人進行組織武裝，推翻了沙皇。瑞典的激進派決心向俄國人學習——推翻瑞典的國王，建立他們布爾甚維克的人民政權。他們把總部設在離這裡不遠的馬爾摩，那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是工人階級的大本營。激進派奪了工會的權，領導工人們進行武裝鬥爭——修街壘，築工事，準備迎戰警察和軍隊。工人們當然願意斗爭，因為他們一罷工，資本家就得長工資。要是修街壘，堵交通，拿起槍桿子，再打死幾個警察，讓整個城市癱瘓，工資該長多少呢？所以，他們修街壘時都很賣力。可是修到中午，大家都餓了，領導人放他們回家吃飯。吃完了再接著干。沒想到，工人們吃了飯都不來了——他們怕累，怕死，不幹了。結果革命只革了半天，就流產了，所以我們現在還在國王陛下的領導下。」
「流產是因為他們回家還有飯吃，中國人之所以革命，就是因為回家沒飯吃。」我覺得這個回答一針見血，非常精闢。
可是老先生不以為然：「沒飯吃也不見得一定要革命，印度很多人也沒飯吃，
為甚麼不革命呢？是因為他們有個甘地，中國有個毛澤東嗎？不是，是中國人天生就喜歡革命。這是中國官員們告訴我的。他說，不喜歡革命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要革命的。我們革了半天就累了，你們革了半個世紀還不累，難道你們回家還沒有飯吃嗎？」
「東西方對時間的感覺可能不太一樣，對於中國人來講，半個世紀並不是很長的時間，它大概只相當於你們的半天。你知道，中國的歷史太長了。」張先生說。
我對張先生的幽默並不欣賞，布需要一個正面的回答，我說：「中國人也感到累了。所以從八十年代起就不再搞階級鬥爭，不搞運動了。」
布不同意：「可是，我去年在中國的時候，電視裡還在播放《紅色娘子軍》。
芭蕾舞是為美，為愛創造的，你們為甚麼非要讓它革命呢？」
「這叫『洋為中用』。」張先生還挺會插科打諢。
布聳聳肩：「我寧願西方沒有發明芭蕾舞。它讓我想起了齊瓦格醫生，不是白求恩醫生。你看過《齊瓦格醫生》的電影嗎？英國導演大衛．裡恩導的。」
我看過，但是我告訴他沒看過——為的是掃他的興。
沒想到，他老人家一點也不氣餒，興緻勃勃地講起來：「你要看，一定要看。 不但要關心詩人齊瓦格醫生，還要關心他情人的丈夫，就是那個叫斯尼克的年輕人，他仇恨沙皇政府，同情貧困的下層人。他撒發傳單，參加遊行，為窮人向政府要麵包。沙皇的騎兵衝散了遊行隊伍，他受了傷。從此，他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把窮人救出苦難。他參加了紅軍，英勇作戰，有一次差點被白軍的炸彈炸死，炸彈給他的臉上留了一道長長的月芽形傷疤。他成了紅軍的指揮官，他的妻子聽說他在亞庫坦，帶著孩子去找他，可他拒絕見他美麗的妻子。他燒燬村子，搶走了農民的糧食，只因為當地人接待了白軍。那可是冬天呀，俄羅斯的冬天！大雪、寒風，村民們凍死了，餓死了。可他並不認為這有甚麼錯。他認為，這是革命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在創造歷史，在創造一個人間天堂。在審訊齊瓦格的時候，他說，他原來喜歡齊瓦格的詩，但現在討厭他的詩——情感、心靈、洞察力是天底下最沒用的東西，在俄國，個人生活被抹殺了，歷史不存在了。為甚麼？因為革命，因為他把自己獻給了革命。可是，這樣的革命者卻死在革命者手裡——更革命的革命者懷疑他對革命的忠誠，宣佈了他犯了背叛革命的罪行。在押往刑場的路上，他奪過了衛兵的槍，自殺了。」
要不是張先生的翻譯，以我的英語聽力肯定是聽不懂他的這套長篇大論的。問題是，儘管我弄明白了這個曲折的故事，仍舊弄不懂布先生的意思——這跟芭蕾舞，跟《紅色娘子軍》有甚麼聯繫？我懶得問，正好安娜的女兒問我中國少數民族的事，我乘機溜到另一個房間，留下張老先生獨自對付布。
回來的路上，張老告訴我，布之所以對《齊瓦格醫生》中的斯尼克感興趣，是因為他是被自己的理想殺死的。布認為，理想是可以殺人的，要麼殺別人，要麼殺自己。而中國的芭蕾舞正是大衛．裡恩攝影機下的斯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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