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在與朋友們一起討論中國的改革和進步的時候，比起經濟的增長和制度的修正來，我更關心的是人心的淨化和道德的維護。我認為，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乃是心靈的問題，乃是道德倫理底線的喪失和悲憫情懷的缺乏。一個沒有愛、奉獻和寬容精神的社會，無論其經濟如何增長、武器如何先進，終究是一個沒有未來和希望的社會。二零零三年春天，年僅三歲的四川小女孩李思怡，因為母親偷東西被警察帶走而一個人在家中活活餓死。這個悲慘的故事昭示了一個可怕的現實：我們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如果有一個環節的齒輪尚能正常運轉，比如警察稍稍有點同情心、比如鄰居們多一份愛心，這個天真可愛的小女孩就絕對可能活下去。李思怡事件已經發生，李思怡事件還在發生。在面對這樣一樁接一樁殘酷事件的時候，我時常想到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這位瘦小的修女有一句名言：“愛，直到受傷。”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領獎臺上，許多偉大的人物曾發表激情彭湃、高屋建瓴的演說，特蕾莎修女卻講了一個小故事：“我曾與一個有著八個孩子的印度家庭有過一段最不平凡的經歷。我來到這個家庭，發現孩子們眼中閃爍著飢餓的光。我給他們帶去一些大米，母親分了分這些大米，然後出去了。當她回來後我問她：你去哪了？她的回答很簡單：他們也餓。她把部分大米分給了鄰居的孩子。”特蕾莎修女說，最打動自己的是這位母親也知道這種愛。那天，她與孩子們分享的不僅僅是大米，還有愛和快樂。“像他們一樣的孩子需要愛、照料和呵護，就像他們從自己的父母那裏得到了許多許多一樣。我們將不僅能夠幫助印度和非洲的兒童，而且能夠幫助這整個世界上的兒童，我們的姊妹遍佈世界。”由特蕾莎修女領導的修道會，有成千上萬的姊妹照顧那些需要愛的人，那些感覺“沒人需要、沒人愛、感到驚恐”的賤民。她們以實際行動傳播愛，並相信通過增加這種愛，“我們將能夠克服這個世界上的所有邪惡”。
“特蕾莎修女在中國”，一直是我極其重視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基於慈善事業在中國極其滯後的現實。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存在著兩極的格局：一頭是權力大得無法限制的政府，另一頭則是權利小的可以忽略不計的民眾。在“全能政府”的籠罩下，是民間社會的消失、公共空間的蹇迫以及慈善事業的萎縮。“慈善”的缺席，自然也使得真正的“慈善家”寥寥無幾。於是，當我讀到《六百個孤兒的父親——慈善家余祖亮的傳奇人生》一書時，如同沙漠中的旅人發現了綠洲一般的驚喜。
余祖亮是福建福安市的一名普通百姓，憑借著福建人特有的吃苦的精神和靈活的頭腦，他在八十年代末成為當地有名的百萬富翁。有了錢，該做些什麽呢？是彌補童年的困苦而大吃大喝、拼命享樂？還是把生意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為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呢？此時此刻，余祖亮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從事慈善事業，特別是收養孤兒的事業。當地的棄嬰現象非常嚴重，許多女嬰和有殘疾的嬰孩都被父母拋棄到街頭巷尾乃至荒山野嶺。余祖亮不忍心看到這些幼小的生命如燭火般消失，便決心自己來當這些孩子的父親。
從一九八九年至今十五年間，余祖亮創辦的私人孤兒院先後收養了六百多名棄嬰，拯救了六百多名嗷嗷待哺的生命。曹燮采訪余祖亮的過程一波三折。採訪之難讓曹燮感受到了余祖亮的可貴，採訪之難也讓曹燮感到了中國慈善事業的艱辛與困窘。余祖亮的故事顯然不是孤立的個案，它能啟發我們對今日中國大陸慈善事業的內部運作及外部環境進行深入的思考。在今天的中國，做壞事容易，做好事卻很難。最讓我感慨的是余祖亮不斷經受的壓力、阻礙和打擊——由於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來保護和鼓勵慈善事業，加之地方官員對政績和面子的過度看重，以及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片面理解和執行，使得余祖亮的孤兒院處于“半地下”狀態，頻頻被關閉，屢屢遷移新址。余祖亮的義舉不僅得不到某些地方官員的支援，反倒被認為是在“破壞計劃生育政策”，多次遭到嚴厲的罰款。在某些地方官僚眼中，他幾乎成了一個“搗蛋鬼”。即使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余祖亮依然十餘年如一日地以鉅款支援孤兒院的事業，並投入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他不怕被親人誤解，也不怕被官員所欺淩；他不企求得到回報，也不想由此“出風頭”。他像老黃牛一樣，在背後默默地實踐著特蕾莎修女的名言“愛，直到受傷”。
余祖亮為何有如此博大的心胸和情懷呢？他從事慈善事業並非出於一時的衝動，而是有著信仰的強大支撐。余祖亮出生於一個天主教家庭，從小便生活在信仰的氛圍之中。 “六百個孤兒的父親”，這不是一個常人所能夠承擔的命名。余祖亮的兩個兒子都過著自食其力的快樂生活，受父親的感染，也都有憐憫和同情之心。小兒子在念大學的時候，每月只要三百元的生活費，而且還要省吃儉用去幫助貧困學生。余祖亮感動了家人，更感動了許許多多的陌生人。如今，到孤兒院來當義工的人數以百計，從學校老師到外地來的打工仔打工妹，從家庭婦女到七十歲的老人，都自願來到孤兒院給余祖亮做幫手。這就是“愛人如己”，這就是耶穌的戒律。曹燮雖然不是信徒，但他發現了信仰的力量、信仰的激情，他把這本傳記的最後一章命名為“理想家園”——這個“理想家園”始於一七一五年抵達閩東福寧教區的西班牙傳教士白桑實，這個“理想家園”就是余祖亮所有善行的源泉。比利時神學家呂斯布魯克曾經提出一個“普同”的概念，一個沐浴在信仰的光芒中的人，他的愛應當是“普同”的。呂斯布魯克這樣寫道：“基督之愛是普同的，他的教誨與勸誡是普同的，他那充滿憐憫和寬容的慰藉是普同的。他的靈與肉、他的生與死以及他的服務對所有人來說永遠都是普同的。若非為了將得永贖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基督從來都不為自身存活而取一口水、一餐飯，直至末日。基督自己從來沒有任何財物，沒有任何東西只屬於他自己，一切都是普同的：身體與靈魂、母親與門徒、斗篷與短衣。他為我們而吃為我們而喝。屬於他自己的財產只有其傷痛、苦難與悲慘，但是由此而來的助益卻屬於整個共同體，而且他所博得的榮耀對所有人都永遠是普同的。”的確，沒有信仰，人斷然不會愛。沒有信仰，人斷然無法臻於“愛，直到受傷”的境界。既然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的，那麽每一個生命都應當受到關懷和尊重。余祖亮正是這樣愛著這六百名棄嬰，他以自己的憐憫、奉獻和勞動，昭示了人的高貴、尊嚴和超越性。我想，這也許就是余祖亮的故事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吧。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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