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8日訊】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蕭曼：聽眾朋友，「六四」「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丁子霖女士日前致函給曾經聲援過她們的外國學者，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她同時表示，中國當局於3月28日至4月初利用「文化衫」問題關押她和張先玲、黃金平三位的行動，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構陷。本台為此採訪了丁子霖女士。 (2004.4.16)
丁女士對記者說：
我非常願意把我現在的想法和我所經歷的事情告訴大家。「文化衫」事件本來是十分簡單的。就是香港的朋友送給我們「六四」難屬十五週年的一件紀念品。而且這個文化衫又是按照我們的要求設計的。這五十件文化衫如果我們收到的話，是準備分送給各家難屬留個紀念的，這五十件顯然也不夠每家分一件的，那麼能有多少人分到就多少人吧，不就是留個紀念嘛。可是當局呢，反覆把這個文化衫定性為違法事件，好像是抓到了一個大案要案似的。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是文化衫，就是要穿的；既然有五十件，那就有五十位難屬來穿，穿上以後就要上大街。這樣呢，就違反了國家安全法。再有，文化衫這是香港方面印製的，所以這個文化衫就成了我們同境外反動組織勾結的證據。那麼與文化衫有關的這三位難屬，也就是以丁子霖為首的三個人，就成了「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不僅文化衫要沒收，還要對我們進行刑事追究，同時還趁此機會抄家。我覺得他們的想像力太豐富了，已經過了頭了。
而事實上是怎麼回事呢？我4月6日從無錫回到北京家裏，以後又過了兩天，見了張先玲女士，經瞭解，我這才知道，另外一位被抓的難屬黃金平根本沒有到廣州去取文化衫（在我3月25日離開北京去南方之前，本來決定是由黃金平女士去廣州的），而張先玲、黃金平兩位是在郵政快遞分別送達到她們家的時候，她們作為收件人在單子上簽了字後僅僅兩分鐘，郵包還沒有來得及打開，北京國安局的人就腳跟腳地破門而入，向她們出示了預先準備好的傳喚證，把她們帶到了北京市國安局看守所。接著就宣佈對她們「刑事拘留」，又接著抄了她們兩個人的家。你看，他們的行動是多麼周密！
她們兩位的經歷是這樣，而我呢，也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即3月28日中午，在我上火車回北京前幾個小時，在無錫把我帶走。下午，又在我無錫家裏沒有任何親屬在場的情況下，任意抄走了我和我丈夫的文稿、照片。他們的搜查證是在4月2日向我宣佈解除「監視居住」之後才讓我補簽的字。而他們抄家的時間是3月28日下午。
在3月28日我失去自由之後，我就要求他們讓我見律師，我要當著律師的面來說文化衫的事，而且要求他們在十二小時之內將我被「監視居住」的情況通知我的丈夫。但是這些要求都遭到他們的拒絕。那麼4月6日我回到北京之後，通過幾天同當事者難屬及有關方面的接觸，我瞭解到很多事實，都說明這次對我們的拘捕行動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構陷，而且作為策劃者做得非常卑鄙無恥。
為甚麼這麼說呢？
第一，從他們對我的電話竊聽中，他們早就掌握到，我本人並不知曉文化衫郵寄的情況，而且根本不知道文化衫是通過郵局寄的。但他們不等我回到北京後再抓，故意要把我阻止在無錫，而且封鎖消息。這說明他們對我的處置是早就有預謀的。
第二，他們在對張先玲、黃金平審問的時候，是根據甚麼說她們違法呢？他們說包裹單上寫的是毛巾，而實際寄的物品是文化衫，而且寄件人用的是化名，而且50件的數量也超過了自用品規定的範圍，因此違反了海關法。你看這裡就有問題啦！如果是違反了海關法，那就應該由海關來處理啊！用不著安全部門的介入。以往，海外朋友也經常給我們寄一些慰問品啊、印刷品啊，有的時候漏進來了，那麼我們就收到了；有的時候海關發現了，那麼就會採取一些措施，比如給我寄一張沒收的單子，告訴我裡面寄的是違禁品，他們把它沒收了。這還都是比較正派的做法。還有的時候，那麼海關就進行調查。比如去年我收到從美國寄來的3000份慰問卡，整整齊齊裝了一箱子，是通過國際郵局寄來的。北京國際郵局就當著我的面，開封、檢查。我當時也不知道寄來的是甚麼東西。就說，那你們就查吧！一看，原來寄來的是慰問卡，上面寫著「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等等，是用五國文字寫的。當時他們說今天不能給你，我們要請示上級。這也是一種做法。經過一個禮拜以後，又告訴我，可以給我了，我才去取。因為，按「自用物品」，一個人怎麼能用3000份呢？我說，你要是這麼問的話，那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六四」難屬，人家寄來這些慰問卡是來安慰我們的。我個人當然用不了這些，但作為安慰，別說3000份，更多也不算多，因為我是要分送給其他難友的。那麼，我覺得那次海關也是通情達理的，一週後就讓我領回了。
所以，如果說有問題，一方面你海關應該向寄件人去瞭解，為甚麼所寄的物品不符？為甚麼不用真名？香港不是一國兩制嗎。你們可以通過香港的行政長官董建華讓有關部門去查嘛!或者，也可以向我們收件人作一些有關的調查，甚至於扣留、沒收。這事完全可以由海關來處理，沒有必要安全部門來介入。如果海關漏查了，那是海關的事情，這也同我們收件人無關。所以如果要調查，也是屬於海關的職責範圍，與你安全部門沒有關係。這次海關沒有出面，安全部門出面了，而且郵政快件前腳進，後腳安全部門就進門了。對張先玲家、黃金平家，都是同樣的運作方式。這說明，無論是海關部門，還是郵政快遞部門，都成了國安部門合謀構陷我們的工具了。
第三，且不說我們沒有拿到文化衫，也沒有穿了文化衫上街的打算，即使收到了，穿上這樣的文化衫上了街，也構不成犯罪，因為這純屬個人行為，文化衫上印的不過就是1989-2004字樣，還有「天安門母親」這幾個字，還有一個圖案，就是香港漫畫家畫的那個母子圖。這麼些東西怎麼就構成了犯罪呢？這犯的是哪門子法呢！「六四」劊子手殺了那麼多無辜同胞，至今逍遙法外，繼續橫行霸道；而「六四」難屬要穿了這樣的文化衫紀念一下親人倒反而危害國家安全了。他們說這有可能擾亂社會治安。我不明白，穿上了這樣的文化衫，怎樣就擾亂了社會治安！更怎麼來動搖你共產黨的政權！所以我認為，這個文化衫事件純粹是一種構陷，慾加之罪，何患無詞。無論是我，還是張先玲、黃金平，都是這場構陷陰謀的受害者。
本來，我們並沒有向任何人索取甚麼文化衫，是香港朋友主動熱情送給我們的。本來我們也沒有把它當回事，不就是留個紀念嗎。將來他們送到北京，我再分給大家做個紀念。但是，他們竟然把這件本來很簡單的事情人為地複雜化了，把它做成了一個圈套，一步一步套到我們頭上，而且硬給我們按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我為這場荒誕鬧劇的決策者感到悲哀。一個泱泱大國的政府部門，竟然對我們這幾位「六四」難屬，如此的不擇手段，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們三個人，黃金平是3月31日放回家的，張先玲是4月2日釋放回家的，而我真正重獲自由是在4月6日回到北京家裏。
在這段失去自由的日子裡，我發現有很多事實說明這文化衫只是一個藉口。他們的目的，短則是想把我們關到「六四」十五週年之後再放我們回家；遠一點的是想藉此羅織罪名，一舉剷除「天安門母親」群體。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們這個受難群體的存在，已經成為他們的心頭之患。他們對「天安門母親」這幾個字是又恨又怕。他們實在沒有料到，他們抓了我們以後在國內國外竟引起如此大的反彈。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才匆匆忙忙放了我們。可是又想挽回所謂「泱泱大國」的面子，擺脫被動尷尬的境地，所以在4月2日釋放我們的同時，又讓「中新社」匆匆忙忙拋出了那個對外的英文電訊稿（這個英文稿稱：丁子霖等人在境外組織的支持下，從事非法活動，在獲取確鑿證據後，近日中國警方依法對其進行了審查。在審查過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與境外組織相互勾結，共同策劃，採取報假貨名、偽造發貨人姓名等欺騙手段，從境外寄送違法物品，逃避海關監管，以及進行其他非法活動的事實。警方依法對其進行刑事拘留並教育訓誡。她們對自己的違法行為表示悔過，在辦理相關手續後分別在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日回到家中）。對於這種卑劣的做法，我已先後向無錫國安局和北京國安局表示了強烈抗議。這是對我們三個人的又一次傷害。
蕭曼：聽眾朋友，以上是「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丁子霖女士向本台發表的談話。謝謝大家收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