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日訊】當人們開始對高考體制和“應試教育”進行反思的時候，在某些地方所謂的“差生”卻連參加高考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據媒體披露，在湖北、湖南等省區的某些中學，老師反復勸說那些他們認為沒有希望考上大學的“差生”放棄參加高考的資格。這樣，學校的“升學率”就有了充分的保證。“升學率”有了保證，學校在等級評比中就能“更上一層樓”。而學校“升級”之後，學校在資金注入乃至招收議價生的價格方面都將“新顏換舊貌”，同時老師的待遇也會有顯著的提高。
對於被定義為“差生”的那部分學生來說，不僅高考的資格會被剝奪，就連中考的資格也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山東某實驗初中學生在模擬考試之後，將一些學生“勸退”。成都一名初三的學生也打進教育熱線說：“我是一名差生，是班上的‘包袱’。前兩天班主任找我談話，勸我放棄中考，說我考了也白考。我知道班上還有幾個‘倒數前幾名’也被找去個別談話。叔叔阿姨們，我真想不通，平時老師、同學看不上我們這些差生也就算了，可憑什麼不讓我們參加考試？他們有權這麼做嗎？”
“考試權”是學生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剝奪學生的“考試權”，是公然侵犯教育領域最基本的公正和公平，而公正和公平是對教師最起碼的職業道德要求。但是，在許多學校中都存在著多方面、多層次的對“差生”的歧視現象，並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差生”們很少能享受到“平等”。在學校裡，受老師寵愛的一般是兩類學生：一類是學習成績優異或參加班級活動積極的“好學生”；另一類則是家庭出身優越、老爸老媽是官員或大款的學生。前者可以給班級和老師本人帶來榮譽，後者能幫助老師解決一些個人生活中的“難題”。至於那些本人的成績不太好、同時又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學生，自然就被劃入“差生”的行列。某些老師對待“差生”，不是置之不理，就是粗暴訓斥，經常在全班同學面前給予羞辱。
據一位教育專家的研究，今天的校園歧視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在座位安排上歧視“差生”。有的教師在安排學生座位的時候，不是依據學生的身高、視力等身體因素，而是以“考分論英雄”。“優等生”們的座位都在教室中間靠前的那幾排，而“差生”們則分布在邊排和後排。同時，某些有權勢的家長會給老師打招呼，某些有錢的家長則會給老師送禮，他們紛紛要求給自己的孩子安排一個好位置。在得到一定的好處之後，老師便利用權力將這些“特殊學生”安排在最佳位置上。
二是在課堂提問上歧視“差生”。由於“差生”往往對老師的課堂提問不能作出較好的回答，甚至有可能連一些簡單的問題也答不上來，有些教師便認為提問“差生”是浪費時間，索性就不給“差生”回答問題的機會。在提出問題之後，盡管“差生”也在踴躍舉手，但老師通常假裝沒有看見。久而久之，“差生”就再也不會思考和舉手，學習積極性下降，甚至走向自暴自棄的道路。
三是在作業批改上歧視“差生”。有的老師認為某些“差生”差得“不可理喻”，便擅自決定這些“差生”的考試成績不參加班級評比。平時，老師在批改“差生”作業的時候，不像批改其他學生的作業那樣認真細致，而是隨意圈畫，敷衍了事。有時，老師為了節省時間和精力，干脆就不予批改。這樣，“差生”就失去了改正和提高的機會。
四是在班級活動安排上歧視“差生”。有的“差生”雖然不太愛學習，卻願意積極參加班級組織的各種文體活動，而且有不少人在文體方面具有相當的天賦。然而，“唯成績是舉”的老師卻有意壓抑他們的這種願望，采取各種方式將他們排斥在文娛表演、體育比賽等班級活動之外。這樣，不僅讓“差生”們的自尊心再次受到傷害，而且使得他們無法挖掘自身的其他潛能。
五是在處理犯了錯誤的學生是歧視“差生”。同樣是犯了錯誤，老師對“優等生”往往“手下留情”，對“差生”卻嚴格地“依法辦事”，甚至“從重從快”。規章面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由老師的好惡來隨意實施。這樣，老師在學生的心目中逐漸地失去了權威地位。“差生”們常常認為老師“偏心”，卻又敢怒而不敢言。
據教學研究者調查顯示，這些現象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中小學教育中。對此，我不禁要追問：在學校裡，真的存在著“優生”和“差生”之間不可逾越的分野嗎？其實，在優秀的教育工作者眼裡，是沒有“差生”這種“標簽”的。存在著“差生”的“說法”，不僅不是對“差生”本人的侮辱，而且更是老師的恥辱。“差生”的說法體現的是一種落後的教育思維，“差生”的劃分顯示的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歧視”。它蔑視了人類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它沒有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可怕的是，這種反人文主義的教育方式卻頑強地存在於我們的基礎之中。敢於反對這種教育的老師寥若晨星。北京通州區某中學的優秀教師李聖珍就認為，每一個孩子有自己獨特的才華，關鍵看家長和老師怎樣去發現和挖掘。李老師的班上專門招收別的老師瞧不起的“差生”，她幫助這些孩子找回尊嚴和自信，給予他們寬松自由的成才環境。幾年之後，在這些當年“無藥可救”的“差生”當中，不少人考上了北大、清華等名牌大學。學生家長和其他老師都認為李老師創造了奇跡，而李老師卻誠懇地說：“我並沒有‘點石成金’的能力，因為在我的眼裡，每個孩子都是一塊獨一無二的金子。”這句話應當成為基礎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銘”。在李聖珍心目中，孩子們雖然在個性、天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生命的意義上卻是完全平等的，教育者所能做的就是“因材施教”。這一點，兩千多年以前的孔夫子就已經意識到了，為什麼今天的某些教育者們反倒不知道呢？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以升學為指揮棒的應試教育模式中，生命價值教育和個人權利教育在整個教育結構中呈現為一片空白。連孩子們的基本權利都遭到漠視乃至剝奪，教育又怎麼可能從人最樸素的感情出發、給孩子們樹立起基本的道德倫理底線呢？李聖珍老師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們的學校裡，像她這樣的老師太少了，能夠享受到她的愛心的學生也太少了。對孩子的歧視和凌辱，其負面效應將在孩子長大之後呈幾何等級地發作出來。我記得美國教育家博耶說過：“兒童是我們最為寶貴的資源，歸根到底，我們的一切都寄托在他們的身上。作為一個國家，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關心和教育下一代，如果我們不能讓所有的兒童都為學習和生活作好准備，那麼還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們這個國家團結在一起呢？”這個追問同樣適用於我們。我企盼著在不久的將來，“差生”這個詞語徹底從當代漢語中消失。同時，在我們的每一所校園裡，每一個孩子都能夠享受到平等的教育和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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