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根據最近一期（二九七期）《天下雜誌》的報導，三月廿九日，在中正紀念堂的一場群眾集會當中，兩位大學教授在台上輪番演說，抨擊「文盲率太高」、「對手陣營的支持者水準太低」是台灣的亂源。台上的教授對著群眾吶喊：「前途由他們決定甘不甘願？」旁邊的主持人也跟著激情的高喊：「我們變成一邊一國，聰明人一國，笨蛋一國，聰明人都跟我們在一起，好不好！」
三月三十日，在一家晚報的專欄評論當中，評論者直接了當的呼籲：「（中產階級）擔心一個靠恃相對低學歷、高年齡、非都會的愚民政權決定了台灣公共事務的判斷標準。接下去怎麼辦？你又準備認命了嗎？布爾喬亞的懦夫！」
這樣的言論，出現在大學教授的公開發言及重要晚報的二版專欄裡面，不只是令人詫異，更是令人警覺的事情。這裡面的訊息相當清楚：低學歷、高年齡、非都會的「低水準」人民是沒有資格參政的；只有都市布爾喬亞才有資格決定公共政策。依照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聰明的」都市布爾喬亞的一票應當等於其他「愚民」的好幾票，或者索性禁止「愚民」們投票，免得讓他們「決定公共事務的判斷標準」。
這樣的思考，簡單的說，就是依照一個人的身分（性別、學歷、年齡、信仰、所得、族群、居住地）而歧視、否定他（她）們參與、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這也就是我們稱之為法西斯的怪物。
在歷史上，正是這種「低學歷、低水準者不足以參政」的邏輯在否定婦女的投票權，或支持種族隔離的政策。這種「準法西斯」發言，不只是鼓吹一種對於弱勢者的殘酷剝奪，更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缺乏自省的表現。如果高年齡、非都會的公民學歷偏低，甚至有文盲率太高的問題，那代表的正是過去對於教育資源的投入太少、對於成人教育的努力不夠、或者是教育資源在城鄉間的分配極為不均。如果今天我們不但不思考如何補救過往政策造成的不公，甚至還要以這些不公所造成的結果，作為歧視的標準，這豈是一個文明社會所能接受的？
歸根結底，這種「由我們這些有知識、有水準的人來替你們決定該怎麼走」的想法，就是為威權統治正當化。但是一旦剝奪了弱勢者以選票來選擇政權的能力，執政者怎麼會有動機改變既有的利益結構？執政者怎麼會有誘因，在制定政策時，必須不怕麻煩，盡可能的找出不損害弱勢者的方案，而不是一味的要求他們「為大局犧牲」？如果今天不是這些「低學歷、高年齡、非都會」的選民足以影響選舉勝負，生活在「高知識布爾喬亞」圈子裡的都會媒體又怎會注意到他們的需求？又怎會認真的與他們對話？
正因為占盡媒體發言權與參政機會優勢的高學歷都會菁英，必須受到低學歷農村草根「票票等值」的民主約束，才使得我們不用擔心如同中國一般，會發生「大躍進」這樣的荒謬政策，或是對農村的無情搾取、對農民人權的殘酷壓制。這是台灣民主的珍貴成就，我們必須提防法西斯幽靈的威脅。──轉自台灣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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