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眾所周知，中國十六大以後進行的所謂大規模企業改制實質上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說，除保留國資委列入的少數幾十家國企外， 改制要把所有其他國企在兩三年內變為民營企業。
這一國有企業從市場中大退出的企改戰役大概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把國有產權從市縣級政府所屬國企中退出，這一階段已基本完成，一些動作快的地方早在十六大之前已把國企售完；第二階段也正是目前正在進行的把國有產權從省級政府所屬的國企中退出。由於這些省屬企業在政府的多年經營下，很多已形成擁有幾十個子公司，上百億資產的大型企業集團，所以政府的退出並不向上一階段那麼容易，受到很多的制約與阻力，私有化推進得非常艱難。有些省份甚至是處於暫停狀態，改制是有雷無雨，在省政府下文決定退出後，仍未見具體的改制措施出臺。
分配不公
中國的改制與前蘇聯的改制相比，後者是在公平分配的原則下，讓國企在市場中大潰退。前蘇聯在把國有資產平均地分配給企業職工後，把國企一夜之間買個大精光，每位前國有企業職工一下子在分文未付下便獲取人均等額的企業資產產權。相比之下，中國的改制卻是在不公平分配狀態下的有序撤退。在政府政策的指導下，先易後難，從點到面，循序漸進的發展。企業產權轉換的快慢主要受制於三個剛性要求：國家不吃虧，社會得穩定，金融安全不能受到威脅。只有同時滿足這三個先決條件，企業才能把國有資產賣掉，而職工如何分配，誰分多誰分少，國家的原則是誰出資，誰買，誰作企業經營者，誰就分多點。
這種改制政策必然造成國有資產分配不公， 有人多佔， 有人少佔。比如，一家有著1000名職工的企業，淨資產價值為1000萬元，即相當於總股本為1000萬元，每股一元，共有1000萬股。如果每個員工都想多買，那麼如果平均分配的話，每位職工可購10000股或佔千分之一的總股本。但是，國內改制在分配上並非基於公平的考慮，而是偏厚經營者，讓其多佔股份。就某省改制檔規定，經營者的股份最低不能少於10%的總股本。
就是說在我們的所舉的例子中，至少有100萬股送給經營者。所謂「送股」指的是，當經營者無資購入100萬股時，國家允許經營者現買後付，即用企業未來的利潤收益償付現在所欠的購股款。這就像貸款購房一樣，但是與貸款不同的是貸款有利息成本，而購股款是免息的軟貸款。這種政策性的軟貸款並不是每位企業職工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取。在改制中這種同人不同權的分配方法為國企經營者巧取豪奪企業提供了制度激勵和便利，使許多原領國家工資的經營者借改制之機一下成了佔有企業利潤的資本家，加大了企業內部職工貧富差殊的現象。顯然，中國的私有化是以非公平的分配方法及加劇社會貧富矛盾的代價來推進的。
採用這種非公平的資產分配方法去推進改制實質上是與保持社會穩定的目標，尤其是保持工人穩定的剛性要求不十分協調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為了消解這個矛盾，國家不但規定企業必須賠償工人在改制中由於國家職工身份的改變而導致的利益損失，同時，還授權給代表工人利益的「職代會」對企業自身的改制方案是否能夠接受進行表決。賦予工人這一權力，不但對防範企業經營者濫用分配權而過度侵佔工人利益起著具有較高的制約作用， 同時也加大了改制的難度，使改制作為一種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則從政府與企業經營人二方延伸到第三方的工人。
在這種牽涉到三方的改制博弈中，三方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 國家要的是通過改制摔包袱，減少財政負擔，在零成本或最低的成本下把企業推給社會。 由此，國家可以做到好企業改制國家不拿錢但要占股份，壞企業改制國家不給錢但卻要企業自己賠償工人由於轉制而給他們帶來的利益損失。對企業經營層而言，它所考慮的是怎樣保持自己現有的利益「永不變色」，通過改制巧取豪奪，把國家利益私有化，使自己成為具有真正意義的”老闆”。相比之下，作為改制牽涉的第三方，工人則想在改制後保住自己的就業利益，通過改制把最後一次向國家索取補償的機會用大用足。
對盈利企業而言，滿足三方的要求並不難，但是它們卻有另外的問題。經營階層與國家主管的單位都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如何損它利己，把自己在改制中能撈取的利益最大化，因為這是最後的一次晚餐。對虧損企業，麻煩則大了。這類企業一無資金，二無淨資產，三沒有市場價值，不但市場上沒人對這類企業感興趣，同時企業內部經營層或職工也不敢興趣。因為這類企業大多是資不抵債，設備陳舊早已成為市場競爭中的「植物人」，靠集團總公司的輸血過日子。而中國的事情又特別怪，這類植物人企業還不容易讓其破產倒閉，壽終正寢。因為，這些企業一旦破產，其所有的債務就會被沖銷，這對銀行而言就是壞債的增加，其資產的質量和抗風險的能力就會受到影響。所以，在目前銀行與地方政府相互獨立分離的體系下，銀行是願冒增加壞債的風險為企業的改制買單同意企業一關了之，除非企業的所屬政府不願從其財政撥款為企業把債付清。
更為複雜的是，許多較好的國有企業一般都有兩家或兩家以上的銀行貸款，具有多頭債主，同時，企業集團內部之間的公司還相互擔保債務，好公司為壞公司擔保，母公司為子公司擔保，子公司又為母公司擔保，債務是錯綜複雜，相互關聯牽扯。這樣一來，一方面對已改革成自負盈虧的國有銀行來說，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銀行不得不打個自的小算盤，想方設法不讓改制給自己的貸款增加風險，更甚的是，為卻保本行貸款的安全回收不惜竄通一方去坑害另一方。另一方面，要改制的企業又不願在改制後為莫名其妙的債務擔保所拖累，想乘改制之際清除關聯債務擔保。
清除擔保意味著銀行貸款的抵押被掛了空，貸款風險劇增，導致銀行不得不迫使承保或被承保企業要麼即刻還清貸款，要麼被清算。如果改制企業無法擺平貸款的關聯擔保，銀行的清算威脅會使企業對改制望而卻步。
很顯然，企業的多頭債務又把銀行扯了進來，使銀行成了牽涉改制的第四方。更糟的是企業債務的複雜性又給企業並購增加了難度，因為外部投資者是不願收購一家債務不清不楚的企業，尤其是外商投資者。看來私有化在中國並不象我們期望的那樣是一種簡單的產權轉變，中國的私有化改制實質上就是再造企業相關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在這個利益格局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它牽扯到政府、企業經營層、 工人和銀行。它們四方在國家利益私有化的博弈裏，那一方都沒有絕對的權威去控制博弈的結局，哪一方又都不願吃虧，哪一方又都能影響改制的成敗。
這種利益團體間相互牽扯相互制約的遊戲規則已使中國第二階段的改制陷入了一個步履維艱的怪圈，很難大步推進企業改制。這個「改制陷阱」正是目前中國私有化的特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