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何懷宏先生發表在《東方文化》2002年第2期的《“公民不服從”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對於他自己所編寫的《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一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人文譯叢之一）的總結性介紹，內中最令筆者感到震撼的，是他對於中國本土的五四運動的舊事重提：
“當學生火燒趙家樓和毆傷人，一些學生被捕之後，梁也很氣惱當局，讚賞學生的愛國精神，但他對社會各界運動‘不經審判而保釋’卻有一點不同看法，說他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由檢廳去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去遵判服罪。……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爲，也不能橫行，不能說我們做的事對，就犯法也可以。梁漱溟認爲這種狀況恰恰是一種專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毛病所致，是幾千年的專制養成的習慣，即除了仰臉的橫行和低頭的順受橫行，再不會事事持自己的意思而又同時顧及別人的意思。國民的這個毛病不去掉，絕不能運用現在的政治制度，更不會運用未來社會改革後的制度。”
五四運動發生的當時，梁漱溟“不能說我們做的事對，就犯法也可以”的持平之論，幾乎是完全孤立的，直接參與五四運動的幾名《新潮》社成員，甚至於給梁漱溟寄來匿名信，警告他今後小心些。有趣的是，幾年之後，已經在中國文壇舉足輕重並且已經兄弟失和的魯迅和周作人，不約而同地對五四運動進行了秋後算賬式的反思和清算。
1924年5月13日，周作人以陶然的署名致信《晨報副刊》編輯孫伏園，題目就叫《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信中針對北京大學一名楊姓教師因與不認識的女生通信而被揭發、被革職的事件發表意見，說是“中國自五四以來，高唱群衆運動社會制裁，到了今日變本加厲，大家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都來干涉別人的事情，還自以爲是頭號的新文化，真是可憐憫者。……我最厭惡那些自以爲毫無過失，潔白如鴿子，以攻擊別人爲天職的人們，我寧可與有過失的人爲伍，只要他們能夠自知過失，因爲我也並不是無過失的人。”
1925年8月10日，周作人又在自己編輯的《語絲》周刊上發表《代快郵——致萬羽的信》，再一次反思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爲曠古奇聞，以爲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漢之党人，宋之太學生，明之東林，前例甚多，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門戶傾軋，驕兵悍將，流寇，其結果——總之不是文藝復興！”
1925年5月10日，魯迅在自稱是“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的《忽然想到（七）》中，對自己當年沒有表現出絲毫作爲的五四運動，也來了個秋後算賬：“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筋斗麽？在學校裏，不是還唾駡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麽？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麽區分！”
隨著女師大風潮彙入國共兩黨共同組織的大規模的政治示威活動，五四運動中“打傷人和燒房子”之類的過激行爲再度發生且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段祺瑞執政府槍殺示威群衆的“三一八”慘案。對五四運動以來發生在青年學生和示威群衆一邊的“以攻擊別人爲天職”的“古代暴君”行爲提出批評的周氏兄弟，反倒自己充當起了“以攻擊別人爲天職”的角色。周作人爲壓倒打垮自由發表言論的陳西瀅及《現代評論》派同人，不惜拿罵女學生“叫局”和接收章士釗、段祺瑞1000元錢之類查無實證的“流言”大做文章；爲了替許廣平等人說話辦事而付出免職代價的魯迅，甚至於不承認“公理正義”最低限度的普世性，理直氣壯地把恐怖原始的“黨同伐異”，也就是周作人所說的“門戶傾軋”，直接運用於文字論爭：“我常說，我不會批評，我只能說自己的話，我是黨同伐異的。的確，我還沒有找到公理或正義。就是去年和章士釗鬧，……我就不挂什麽‘公理正義’，什麽‘批評’的金字招牌。那時，以我爲是者我輩，以章爲是者章輩；即自稱公正的中立的批評之流，在我看來，也是以我爲是者我輩，以章爲是者章輩。其餘一切等等，照此類推。”（《集外集拾遺補編·新的世故》）
與周氏兄弟的表現截然不同，被他們攻擊壓倒的陳西瀅們，恰恰像五四時代的梁漱溟那樣，是提倡“不能說我們做的事對，就犯法也可以”之類公理正義和法制精神，或者說是提倡西方現代先進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年，一度合作的國共兩黨發生分裂，釀成一場更爲血腥的清黨運動，爲中國社會的內戰內亂埋下更大的伏筆。1949年之後，全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落到實處也偏偏是翻身壓別人的“階級鬥爭爲綱”，西方傳統的以和平抗議爭取正當權益的“公民不服從”，在中國本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
本文原載2003年第7期《社會科學論壇》，收入劉洪波編選《2003年中國雜文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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