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何怀宏先生发表在《东方文化》2002年第2期的《“公民不服从”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对于他自己所编写的《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人文译丛之一）的总结性介绍，内中最令笔者感到震撼的，是他对于中国本土的五四运动的旧事重提：
“当学生火烧赵家楼和殴伤人，一些学生被捕之后，梁也很气恼当局，赞赏学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社会各界运动‘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点不同看法，说他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由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横行，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也可以。梁漱溟认为这种状况恰恰是一种专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毛病所致，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习惯，即除了仰脸的横行和低头的顺受横行，再不会事事持自己的意思而又同时顾及别人的意思。国民的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
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时，梁漱溟“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也可以”的持平之论，几乎是完全孤立的，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几名《新潮》社成员，甚至于给梁漱溟寄来匿名信，警告他今后小心些。有趣的是，几年之后，已经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并且已经兄弟失和的鲁迅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对五四运动进行了秋后算账式的反思和清算。
1924年5月13日，周作人以陶然的署名致信《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题目就叫《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信中针对北京大学一名杨姓教师因与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被揭发、被革职的事件发表意见，说是“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无过失的人。”
1925年8月10日，周作人又在自己编辑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代快邮——致万羽的信》，再一次反思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1925年5月10日，鲁迅在自称是“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的《忽然想到（七）》中，对自己当年没有表现出丝毫作为的五四运动，也来了个秋后算账：“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随着女师大风潮汇入国共两党共同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活动，五四运动中“打伤人和烧房子”之类的过激行为再度发生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段祺瑞执政府枪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对五四运动以来发生在青年学生和示威群众一边的“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古代暴君”行为提出批评的周氏兄弟，反倒自己充当起了“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角色。周作人为压倒打垮自由发表言论的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同人，不惜拿骂女学生“叫局”和接收章士钊、段祺瑞1000元钱之类查无实证的“流言”大做文章；为了替许广平等人说话办事而付出免职代价的鲁迅，甚至于不承认“公理正义”最低限度的普世性，理直气壮地把恐怖原始的“党同伐异”，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门户倾轧”，直接运用于文字论争：“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找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和章士钊闹，……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
与周氏兄弟的表现截然不同，被他们攻击压倒的陈西滢们，恰恰像五四时代的梁漱溟那样，是提倡“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也可以”之类公理正义和法制精神，或者说是提倡西方现代先进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年，一度合作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酿成一场更为血腥的清党运动，为中国社会的内战内乱埋下更大的伏笔。1949年之后，全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落到实处也偏偏是翻身压别人的“阶级斗争为纲”，西方传统的以和平抗议争取正当权益的“公民不服从”，在中国本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本文原载2003年第7期《社会科学论坛》，收入刘洪波编选《2003年中国杂文精选》。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