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訊】替專制家天下及其權勢者遮醜撒謊的編史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已經作爲一種寫作倫理而確立，漢大賦那華麗而鋪排的文風，將全部讚美獻給了天子；《漢書》對皇帝們的記述，也開始遵循“三諱原則”。久而久之，便演變爲一種“替聖賢和祖先遮醜撒謊有理”的道德傳統，滲透到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諱原則”，不僅在編史中、且在日常生活中，不僅對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內……暢通無阻。爲尊者、賢者、親者撒謊掩飾，在公共事件中被儀式化爲慶典語言，成爲公共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人事務中被日常化爲習慣話語，變成血緣倫理的組成部分。“家醜不外揚”之外，還有“國醜不出門”；在“官官相護”之外，還有“人人相護”。特別是爲國家、爲民族和爲政府遮醜，具有大義凜然的道德正當性，撒起謊來大都底氣十足。
在後來的著名史家中，大都尊奉孔子開創的“三諱”原則，只有極少數史家敢於突破“三諱”，批判這種虛飾的寫史原則。劉知幾曾明確指出中國史書中的“曲筆”之惡習，就源於孔子的“隱說”和《春秋》中的“不諭”與“虛美”，他說：“觀孔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後來，梁啓超在《中國之舊史》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國史家以爲，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爲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所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而一旦記載於書中的歷史變成帝王將相之家譜，歷史記載本身也就變成了瞞與騙的“三諱”。
實質上，“三諱”傳統的表像是撒謊的道德，其深層是一種絕對不平等的家天下秩序即主奴秩序：主人高於奴僕、國家（群體）高於個體、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利、勞心者（統治者）尊嚴高於勞力者（臣民）尊嚴……在專制文化中皆是合理的正義的。既然主人高於奴僕、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利、勞心者高於勞力者，那麽後者爲了前者的尊嚴、利益或面子而隱惡虛美，就變成了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或責任。爲帝王隱惡是臣民之忠，爲先哲文過是弟子之義，爲父母遮醜是子女之孝，爲丈夫掩疵是妻妾之責。更進一步，發展爲子女要原諒父母之過，臣民要原諒祖國之錯，家國一體的傳統導致公德和私德的亂倫：祖國變成了母親，血緣之愛也就變成了愛國主義；老子錯打兒子也應該，國家冤枉子民也沒錯，即便頻頻錯打和冤獄遍野，子女和子民也都應該原諒。
必須強調的是，“三諱原則”內化爲國人的寫作倫理，固然與孔子開創的傳統相關，但主要責任不在孔子而在制度。因爲，如果僅有孔子的編史和刪詩而沒有後來的制度支撐，“三諱原則”至多是他個人的價值偏好而已，根本無法上升爲正統的普遍的寫作倫理。而只有家天下的獨裁權力對“三諱原則”的制度化的支撐和鼓勵，才會使其成爲“惟我獨尊”的寫作傳統。具體而言，先秦時期的孔子，僅僅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其編魯國史《春秋》和《詩經》，也不可能被奉爲至尊經典——後人只有“注經”的義務而沒有質疑和批評的權利。只有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正統確立之後，中國的人文學才淪落爲由“注、疏、釋義”所構成的註腳之學。無論是內容還是文體，大抵陳陳相因、了無生氣。
“三諱”傳統的另一面是“文字獄”傳統，即對“直書實錄”的真話原則的暴力化強制打壓。在中國的歷史上，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割了司馬遷的屌到明清文字獄，綿綿不絕的“三諱”傳統伴隨著同樣漫長的“文字獄”傳統，說假話大話空話的人可以官運亨通和名利雙收，而說真話實話的人大都遭遇悲慘，僅僅是言論被封殺已經是最輕的懲罰了，許多人因言論而身陷囹圄、被割喉處死，死無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在。這種任意剪裁和編造歷史的傳統，在中共執政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中共自稱“偉光正”，全力歌功頌德和掩飾陰暗面，中國近、現代歷史被閹割得面目全非，公共謊言總是佔據輿論主流，絕非突發奇想和今日景觀，而是根植于深厚的“三諱”傳統。而且，中共掌權之後，文字獄迫害之慘烈，可謂史無前例。
中國號稱歷史意識最發達的民族，而且一說到歷史就是“五千年燦爛”，但是歷代史家並沒有爲後代提供多少真實的歷史，中國人的記憶沒有連續的積累，每一代之間都有難以填補的斷層，特別是對災難及其罪惡的記憶，更是大片空白。在仍然獨裁的秩序之下，如果自由反抗獨裁的鬥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那麽中國獨裁制度的幾千年延續，就是得力於民族記憶的空白。這空白要麽製造遺忘，要麽扭曲記憶，我們幾乎無法從過去的歷史中積累誠實的經驗。這種對民族記憶的大清洗與一次次改朝換代對有形財富的大破壞大掠奪相配合，遂使同樣的歷史悲劇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廢墟。
1998年4月于大連教養院
(6/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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