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胡適曾經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妓女。此語雖刻薄，卻也極其真實。今年是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但如果走上街頭詢問普通的成都市民，卻沒有幾個人記得這個日子。中國的歷史太悠久，“遺忘”也許是“生存”的前提。如果進一步追問：究竟誰是指揮了那場屠殺的屠夫？那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在天府之國這塊物寶天華的土地上，生命像稻草一樣茂盛，時光卻都消耗到喧囂的麻將桌上。
三百六十年前，這片土地上浸透了鮮血，空氣中飄蕩桌腐敗的屍體的臭味。所有的房屋都空了，所有的田地都荒了，“揚一益二”的成都重新回到了史前時代。修建了都江堰的蜀守李冰，沒有料到成都會遭受這樣的慘劇；用華美的文字來謳歌家鄉的司馬相如，也沒有料到死亡會籠罩這片世外桃源。即便是飽經戰亂的杜甫和仕途坎坷的蘇東坡，也難以想像他們所愛的土地會變成人間地獄、他們所愛的鄉親會成為刀下亡魂。
殺人和吃人的可怕傳統
三百六十年前成都大屠殺的始作俑者，就是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在今天官方的大學、中學和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張獻忠依然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現。那麽，這個代表“農民階級”的“偉大領袖”究竟對人民做了些什麽好事呢？吾友冉雲飛學識淵博，整理出長文《明末清初蜀難編年初編（附殺人方法及死亡人數）——兼紀念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讓人觸目驚心的歷史文獻。例如清代學者毛奇齡在《後鑒錄》提及屠成都及其州縣事：“（張獻忠）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年十五以上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蔔有材技者……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然後挨戶殺，名‘草殺’。自成都起由城北威鳳山至南北桐子園綿亙七十餘裏，屍積若丘山。其婦不勝殺，則引緪而批於水。歲丙戍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餘萬，殺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為禦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不知也。”面對這樣的史料，秉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唯物史觀”來撰寫中國歷史的禦用史學家們，則統統斥之為“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對農民起義領袖的侮蔑”。然而，我在家譜中發現，母親這一家族乃是源於“湖廣填四川”——正是因為張獻忠的“功勞”，導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需要從外省大量遷入新移民。我想，這樣的事實總不是誰能夠的杜撰吧。
張獻忠的“由魔成聖”，說明在中國一個人可以憑藉殺人之多而成為英雄。在中國文化中存在著一個可怕的傳統，即“屠夫崇拜”。魯迅是最早發現這一殺人和吃人傳統的現代知識份子之一，魯迅最厭惡的人是誰呢？大概許多魯迅研究專家都沒有想到，魯迅最厭惡的人就是張獻忠。魯迅在寫到這個屠夫的時候，用的是最為尖銳的語氣和最為痛恨的情緒。魯迅看重每一個人生命的獨特性，因此他萬萬不能原諒像張獻忠這樣以殺人為榮、以殺人為樂的屠夫。與魯迅恰恰相反，與張獻忠最為“惺惺相惜”的人是毛澤東。從本質上說，毛澤東就是吸取了現代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思維方式的、推陳出新了的“張獻忠”。魯迅痛斥張獻忠，而毛澤東卻欣賞張獻忠，這一細節說明瞭魯迅與毛澤東之間根本的差異。所以，毛澤東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是一句謊言，這種說法只能欺騙一些單純的文人。
有人認為屠夫至少還有一個值得羡慕的品格，那就是“勇敢”。但我認為，屠夫不是勇士，屠夫的另一面乃是懦夫。真的勇士，乃是譚嗣同、秋瑾、張自忠、遇羅克、林昭等人，他們或為同胞之解放而斷頭，或為反抗異族侵略而戰死疆場，或為求索真理而獻身。真的勇士，乃是像殷海光這樣知行合一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正如林毓生教授所論：“殷先生言行的意義在於：在一般人不被允許參與政治的條件下，他受到了作為一個公民所必須具有的責任感的召喚，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熱情為原動力，硬要參與政治過程所發揮的政治性影響。殷先生說：‘唯有對民族，對國家，對當前危局抱有嚴重責任者，才不辭冒險犯難，據理直言，據事直陳。’當時普通公民參與政治過程的唯一管道是言論領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個讀書人扮演了近似反對黨的角色。在那個年代，大多數知識份子對於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殷先生卻逆流而行。”這才是真正讓人肅然起敬的大勇。與之相反，屠夫們在骨子裏都是懦夫，他們背離真理並摧殘真理，他們並非挑戰強權而專門屠戮婦嬰，他們出於恐懼和猜忌而實施他們那邪惡的屠殺計畫，最後他們自己也走向了偏執狂和精神分裂。我們今天很難讀到關於張獻忠的日常生活狀況的史料，但卻能在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中發現關於毛澤東病態心理的詳細描述。屠夫們最恐懼的便是眾叛親離，屠夫們最後的命運卻無一例外都是眾叛親離。他們本該在瘋人院中被治療，卻不幸地掌握了毀滅同類的權力。
漠視生命價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國特色”
中共建政以來，漠視生命價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國特色”的歷史傳統，與作為“農民黨”的中共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便衍生出一套虛幻的“農民起義創造歷史”的烏托邦（當然，與其說中共是一個“農民黨”，還不如說它是一個“流氓無賴之黨”，因為它依靠發動農民革命奪取政權，卻對農民實施了歷史上最為嚴酷、最為惡毒的統治）。毛澤東喜歡閱讀《水滸傳》，因為這本書就是他自己的鏡子，中共就是一個水泊梁山。其實，從劉邦、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到毛澤東，都一樣是心狠手辣的流氓無賴，只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敗了，“成者為王敗者寇”而已。當然，毛澤東是這一歷史人物序列中最偉大的“紅太陽”，而張獻忠也儼然成為一個不可以批評的、苦大仇深的“階級戰友”。張獻忠文化水平不高、理論素養不深，兵力有限、控制區域也有限，所以他的殺戮主要還是集中在四川及其相鄰省份。而毛澤東君臨天下之後，以“繼續革命”為屠殺的理論基礎，以現代國家機器為屠殺的工具，其殺人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長、效率之高，都讓張獻忠望塵莫及。
從張獻忠到毛澤東，中國的“屠夫崇拜”變本加厲。近期《新京報》報導發表了一篇題為“偉人紀念商品京城熱銷”的專題報導，記者林文龍寫道——
在北京圖書大廈的讀者留言簿上，記者看到這樣一句話：這就是永久紀念，金版《毛澤東詩詞手跡》將是我們的傳家寶。北京圖書大廈企業策劃中心工作人員劉艷告訴記者，因去年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掀起的“紀念商品熱”並未隨紀念活動的結束而低迷，上周六在北京圖書大廈舉辦的英國作家菲力普·肖特撰寫的《毛澤東傳》的首發式上，短短一小時內就簽售了近百本，金版《毛澤東詩詞手跡》全書共三十六頁金紙製成，每套標價一萬八千六百元，上市前就備受關注，自三月十一日正式發售以來，短短二十天內即賣出一百二十二套，這一記錄刷新了北京圖書大廈精品圖書的銷售碼洋紀錄。熱銷的除了圖書外，還有音像製品。據大世界音像副總經理郭豐錄介紹，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推出的大型文獻專題片《獨領風騷——詩人毛澤東》VCD一上市就大受歡迎，現已賣出一百多套。
這段文字讓我毛骨悚然。在西方，最黑暗的年代就是對屠殺保持沈默的年代；而在中國，對暴行的沈默卻成了“道德高線”，因為大部分人都成為屠夫的真心實意或三心二意的幫忙與幫凶。直到今天，在中國對屠殺的肯定和對屠夫的贊美都不絕於耳，其中還不乏教授和博士這樣的知識精英。新老左派雖然互相攻擊，卻共奉毛澤東為邪教教主。某些學者文士雖以“後現代”的西裝革履出現，卻怡然自得地與屠夫一起茹毛飲血。近年來，中共外交部多次譴責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自己卻對毛澤東這個比日本戰犯們還要暴虐的屠夫頂禮膜拜，難怪日方從來就不理會中共那有氣無力的抗議。在西方，為希特勒、墨索里尼喊冤叫屈，無異於對抗社會基本的道德倫理；而在中國，張獻忠依然像遊魚般逍遙於歷史教科書之中，毛澤東的頭像依然在天安門城樓上注視著他的子民繼續遭受屠殺。這就是西方與中國的重大差異。
讓英雄享有英雄的榮譽，讓屠夫接受屠夫的審判
思想家鮑曼致力於對大屠殺進行研究，他深入探討了大屠殺產生的背景：“殺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締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著迫害進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邏輯當做喪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無所作為的藉口，而使他們喪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負這個絕對事實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宣佈有罪。”當把人定義為“非人”的之後，屠殺就變得理所當然了。在張獻忠的邏輯裏，那些被殺害的讀書人都不是人，而是豬、狗、羊；在毛澤東的邏輯裏，那些被殺害的“反革命”都是“牛鬼蛇神”，他們不屬於這個“新社會”。屠夫蔑視愛、同情和悲憫這些高貴的價值。那麽，人類有沒有希望從仇恨和殺戮中解脫出來呢？鮑曼不接受“以屠殺始、以屠殺終”的、對人類歷史進程的黯淡的預測，他認為人內在的恥辱感可以將人類從屠殺中解放出來：“然而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從這種道德屈服的自我貶損中得到原諒。只有為個人的軟弱感到羞恥時，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與看守更為長命的心智的牢籠。今天的任務就是要在牢籠已經被拆除很久之後，去摧毀暴政使其受害者與觀望者淪為囚徒的潛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鮑曼發現了人類擺脫屠殺、對抗屠夫的一線希望：“有多少人選擇道德義務高於自我保全的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這樣做了。邪惡不是全能的。它能夠被拒於千里之外。少數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邏輯的權威，它表明了它歸根結底才是——一個選擇。”
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事實：中國還是屬於張獻忠和毛澤東們，屠夫們依然在這塊土地上為所欲為。因此，我們應該選擇“這一個”選擇，盡管我們會成為屠殺的第一批犧牲品。這是制止屠殺、擊敗屠夫的唯一辦法。我們不能乞求屠夫突然大發善心放過我們，我們也不能祈求天國突然降臨人間而自己什麽也不做。今天，我們紀念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乃是要追悼那些淪為孤魂野鬼的同胞，乃是要將張獻忠這樣的屠夫從“先賢祠”移入“西湖跪像”。讓英雄享有英雄的榮譽，讓屠夫接受屠夫的審判，中國人才能徹底告別被屠殺的命運。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