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女士們、先生們：
請允許我先向你們介紹此次紀念會特邀的中國嘉賓：郭羅基教授、陳小平先生、謝中之先生、李進進律師、王有才先生、易改先生。
郭羅基先生是原中國北京大學教授，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上的先鋒，由於他堅持民主的改革方向，所以他受到了鄧小平等中囯共產黨高層領導的長期壓制，現流亡在美國，是哈佛大學的資深研究員。下面，我們請郭羅基教授向布朗大學贈書，由沃森國際研究所的所長湯姆斯先生代表布朗大學接受這份禮物。
女士們，先生們！
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在中國、在北京到底發生了些什麽？我想在座的美國朋友不算很清楚，就是我們中國現在的年輕的一代，也並不是非常清楚當時發生了什麽。
今天，我們將有幸看到中國國內通過香港傳來的最新的一個VCD光碟，這個片子是“天安門母親們”懷念自己兒女的紀實光碟，因爲原片比較長，時間有限，不可能全部地放送，我們選擇了其中的一段，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些“天安門母親們”是冒著非常大的風險製作這個紀實光碟的，所以在此，我代表我的朋友們、代表所有的中國人、還有美國的朋友們向“天安門母親們”致敬！
（播放“天安門母親們”懷念自己兒女的紀實光碟的片段）
女士們、先生們，
我知道美國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潘恩，他寫過一本著名的書——《常識》。
哪是什麽意思呢，他告訴我們：政治並不深奧。
英文當中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事情，反而是簡單的。”
在生活當中就有這樣的例子，我們作爲一個人難免會做錯一些事情；當你做錯了事情的時候並不需要別人講，你做錯了，你自己就能夠知道，那是怎麽知道的呢？就是我們常說的“良心”，“良心”會告訴我們這個事情你做錯了。
剛才，大家看到了這個片子，可以知道在1989年6月4日，在當時的北京發生了些什麽？我們看見了、也聽見了那位當時17歲男孩的善良的母親說的話，人受傷以後不許搶救，居然說“就是死了，也不能夠擡出去！”
那麽是爲什麽呢？我想責任不在那個軍官身上，因爲是他的上級指示他，不能夠把當時的天安門廣場當中打死過人這件事情的真相暴露出去。15年都過去了，決策人鄧小平已經死了，江澤民已經從最高的位置上“退下來”了，雖然他還是軍委主席，用我們中國話來說，他還是個“太上皇”。大家知道，現在的中國主要的領導人有兩位，一位是胡錦濤，一位是溫家寶，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可是15年過去了，當時事件的主要責任者有的已經死去了，主要的屠殺責任者並不是他們，那麽，他們怕什麽呢？他們偏偏在6月4日這天非常害怕，大家不可以想象，像胡錦濤、溫家寶這樣的人，在他們成爲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他們在“清明節”前居然把“天安門母親”又抓了起來。
在中國，“清明節”是人們懷念自己逝去親人的日子。在座的絕大部分人都是布朗大學學生的家長，都是學生的父親和母親，如果哪位的孩子在他們還很年輕的時候，十幾歲、二十幾歲時突然去世了，作父母的一定很悲痛，每年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懷念他們、想念他們。何況，像剛才我們看到的如王楠的母親那樣的“天安門母親們”，兒女是被中囯共產黨政府槍殺的，被坦克、被機關槍槍殺的。他們的兒女在那個時候被槍殺了，十五年了，她們懷念她們?
孩子死了，被槍殺了，作爲母親連哭一聲自己的孩子的權利都沒有，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孩子讓他們槍殺了，母親哭、母親懷念，這就是潘恩先生說的，這只是一個常識，一個最基本的常識。
可是胡錦濤們不懂得這個常識，雖然他們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不懂這個常識！
也許，他們懂得，但是他們把自己的權力看得比任何東西都更重要。他們把在中國保持住那個One party ，也就是“一黨專制”看得比什麽都要緊。
中國現在在經濟上確實有一些進步，但是在基本人權問題上卻是這樣的狀態，所以我們不能指望一個漠視人的生命、不許人懷念自己死去的兒女的政權，它能夠帶領中國走向真正的繁榮。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不僅想吃得好，穿得好，特別想自己的心裏比較痛快、舒服，所以我想，這不是一個很深奧的東西，這是一個基本的良知的問題。有沒有良知在？有良知，就承認事實；沒有良知，他就否認事實。
我個人把良知看成是人的高尚品質之一。
所以，我希望胡錦濤、溫家寶先生，既然你們受過高等教育，你們應該有基本的常識，拿出你們的良知，承認這個事實，爲中國人民做一些好的事情，那就請代表中囯共產黨向全國人民承認自己的罪過，改正你們對於“天安門事件”的錯誤結論。
道歉，並不困難。我們知道，美國朋友天天會說：“I’m sorry （我，對不起）！”
我希望胡錦濤、溫家寶有這種勇氣，拿出自己的良知，我不是乞求他們。我想，只有像“天安門母親”這樣的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他們才有可能真正的有一點良知。
因爲“布朗大學”有良知，因爲“沃森所”有良知，才可能在全美著名的“常春藤”大學之一的“布朗大學”，爲我們中國人舉辦這樣的“六四”十五周年的紀念會。所以，我代表在座的所有的中國的朋友感謝“布朗大學”、感謝“沃森所”的這份良知。
下面我願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一，
我謝謝這位先生，也謝謝你肯定了我們這些剛剛走出監獄的異議人士的堅強的意志。但是，我也要說，我們這些人也會變的，我們也難免會複砦蟆?
我認爲，從89年、當時是學生領袖的一些人出來之後的情況，和我們差不多。他們當中一些人也依然有堅定的信念，不斷地爲中國的進步，爲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的事業在奮鬥著。
他們當中少數人，當然，也和我們當中的少數朋友一樣，由於來到美國，開始了比較優越的生活，意志有所衰退，有所減弱。
但是他們多數人年輕，與我們這些年齡大的一些人比，他們有更好的優勢，他們的語言比較好，他們比較聰明，他們更善於接受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的先進的東西。我想這位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更多地是看到了一些在前臺表現比較多的一些人。有一些人正在學習，想把他們學到的東西，一旦在中國有機會的時候去表現、去施展。所以，我希望這位先生既不要對89的年輕人過分失望，也不要對我們這些78、79年的人過分誇讚。
應該承認，每個人在他生活比較優越的時候是會有一些懈怠，請你們原諒。我知道有許多年輕朋友，他們作得很好，比我做得更好，比如我剛才介紹的李進進先生，他在美國取得了法學博士，已經在紐約做一個真正的律師，在開業，我知道在美國當一名律師很不容易啊，所以希望你們能夠看到除了前臺，還有後臺的許多人。他們將爲中國的未來起到他們特殊的作用。哦，相信你能看得清楚；當然這位先生的善意批評，我也會帶給我的那些年輕的朋友。六月一日，我將去華盛頓，我會和年輕的朋友們見面，我會告訴他們，你有這樣的意見，希望他們改正。
二，
剛才這位先生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把前蘇聯和中國作了比較，因爲它們都曾經是、中國現在仍然是個One party 的國家，經歷過1989年的人，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前蘇聯過去也表現得非常“強大”。中國已經在經濟上發展了二十年了，但是它現在還是比不上前蘇聯的，還作不到如前蘇聯那樣和美國進行抗衡，我們知道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前蘇聯“強大”地把導彈放到了古巴那個地方，但是到了1989年它就突然崩塌了，中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也會出現前蘇聯那樣的狀況。
我相信，你們可以看到，突然有一天，像我這樣不允許回國的人也會回到自己的祖國的，因爲這樣One party的國家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它非常善於掩蓋事實的真相，就像“六四”這樣殺人的事情，它可以不承認，中國的許多人都不知道這些事實真相。你能想象SARS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如果不是因爲這個病傳到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外國人居然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危機存在。你們表面上可能知道中國的美元儲備很多，可是你們卻不知道中國的國有銀行現在的貸款，特別是貸給國有企業的款，已經讓他們的銀行沒有錢了，他們現在雖然允許一些私人企業存在，也有小的發展。但是它主要的經濟還是以國有企業爲主，它經常拿國家的錢去投入一些不能夠有發展的國有企業之中。
我舉一個生活當中的例子，中國的有些官員來到美國，覺得很不自由，爲什麽？他們在中國可以把公家的錢放在自己的腰包裏，羅德島州的某個官員因爲幾千美元的事情，州長就不可以當了，美國有賭場、妓女，但是美國的官員們不敢去做這種事情，如果想去，也會偷偷摸摸地不讓人看到，可是中國現在的官員可不是這樣，他們公開把公款放在自己的腰包裏，公開地去賭場，去找女人，所以，中國官員的腐敗，總會有一天也會讓中國像前蘇聯那樣突然崩塌。
謝謝大家！
200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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