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4月29日《新快報》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的談話（《報刊文摘》5月14日轉載）。他認為「經濟過熱不是一個過量的問題，而是體制和結構問題，主要是政府、國企投資過熱了。他以房地產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房地產並不存在銷售環節的過熱，但政府批地的增長速度卻非常可怕。前段時間國土系統清查全國開發區，統計發現全國有6,015個開發區，總面積達3.54萬平方千米。光北京就有450個開發區，而清理後只能保留28個，這些數字太可怕了。」他認為「與政府過熱類似的現象，還反映在鋼鐵、水泥等當前過熱投資的行業上。之所以今年一季度鋼鐵工業在嚴控下依然增長了170%，主要也是因為地方政府過熱。地方政府預料中央要嚴控新開工項目，所以都抓緊在第一季度開工，結果新開工了1.9萬個新項目。」他指出：「解決這辦法只能是從體制上下手，包括行政辦法，要對投資失誤的官員追究責任，問責制就可能有效。我以為要改變地方官員的考核制度，不要光看經濟增長，要看發展。」
問題的嚴重提出來了，論據也鑿鑿可信，但我認為，對策與結論卻顯得極為一般。在問題的癥結上，張曙光先生一語中的：「經濟過熱不是一個過量的問題，而是體制和結構問題」。他也指出了解決之道「只能從體制上下手」。如何下手呢？張先生說是「要對投資失誤的官員追究責任，問責制就可能有效」。但，我們知道，作為對官員的監督，「責任追究」從來就是喊在嘴上、寫入文件的。然而事實表明，它並不能遏制瀆職失責，貪官污吏則或依然如故，或日甚一日。可見，「問責」二字，其詞似嚴，其責卻輕，決非是能夠根治「體制與結構」頑症的。
張先生的「從體制下手」觸到了問題的癥結，可惜只此一句，點到即止，沒能深入下去。故我想接這個話茬再囉嗦幾句。
凡事皆有原由。經濟之所以「熱」且「過」，行政干預是其一。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若中央把國民經濟年增長率定在了「8」的高指標上，各省市必紛紛加碼，且相互觀望追比，一個比一個更高。高指標何以從上到下如此受到青睞呢？其根據是「以經濟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它一可以減少失業，穩定社會，活躍經濟，而城鄉繁榮之景，有助於改善執政黨形象；二可以吸引大量境外投資，借雞生蛋，加快發展本地經濟建設；三可以形成出口優勢，以出超賺取更多硬通貨。經濟的快速發展無疑將大大提高國力與國際地位。這些都是擺在桌面上來振振有詞的。但還有另一些不好明說的，那就是，對於某些人來說，可以更方便於斂財中飽，可以在經濟建設的幌子下大搞政績工程，大樹自身形象，可以在權力的梯階上攀昇得更快更高。既是要走市場經濟之路，行政干預便應儘量減少，而讓「市場」這只手去調節、去潤滑、去操控。不然的話，計劃經濟死而不殭，忽「熱」忽「冷」，或「脹」或「縮」，我們仍將被它的陰影所籠罩。
經濟之所以「熱」且「過」，金融界既是禍水，也是受害者。此是其二。上項目、搞開發，不能沒有錢。錢從何來？除稅收和境外投資外，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及增加通貨發行量。眾所周知，銀行一直是國營企業賴以維持的血庫。轉型期間，國企的大量虧損和破產，造成了銀行驚人的壞帳、呆帳，據有關資料透露，約占國家4大銀行總資產的一半左右。而當前的「經濟熱」恰恰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新一輪經濟熱的到來，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這意味著，銀行是「經濟熱」的支持者和熱源，但同時也意味著，國家銀行舊包袱未能放下，又增添了新的更為沉重的包袱。因為，那些重複興建浪費資源的項目，那些高投入低效率的大小工程，或像江蘇省鐵本鋼鐵公司那樣，投入幾十個億，佔用幾千畝良田，到頭來卻被勒令下了馬。所有這些，都得由銀行背著！對此，銀行顯得十分地無奈：由於體制上的箝制，它並無自主經營的可能，不能不聽命於國家，不得不服從地方黨政領導。銀行掌管的是國家經濟命脈，銀庫裡存放的是億萬民眾養家活口的血汗錢。若一旦經濟形勢不穩，擠兌風潮隨時可能爆發，到那時，金融界和整個社會將面臨甚麼樣的後果，實在是難以想像。
由此可見，張先生說的「從體制上下手」，理應是國家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市場化、金融機構運作的獨立自主、用人制度的透明完善和新聞輿論監督效能的強化。而這些，才是解決積弊的關鍵所在，才是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生活最具影響力的舉措。而「問責制」呢？它只不過是服務於「體制改革」中的一種應用手段吧了。
（2004年5月27日）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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